《儀禮》，漢代稱《禮》，又稱《士禮》，無《儀禮》之名。晉元帝時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但《儀禮》的書名尚未普遍使用。唐文宗開成年間石刻《九經》，以《周禮》、《禮記》與《儀禮》并列為三禮，乃正式標以《儀禮》之名。

西漢經師只以《儀禮》為禮經，所言《禮》、《士禮》，皆指《儀禮》。東漢鄭玄為三禮作注，始以《周禮》為“經禮”，而以《儀禮》為“曲禮”。以后經師沿習此說，講三禮遂以《周禮》為主。

今《十三經注疏》本，即以《周禮》冠三禮之首。其實，《周禮》本名《周官》，講的是官制，與孔子用以教人的六經無關。《禮記》為七十子后學所記，亦非禮經。孔子六經中的《禮》，就是《儀禮》。關于《儀禮》與《禮記》的關系，朱熹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其說可從。《禮記》有很多篇都是為《儀禮》作傳的。此點已詳上文。當然，《禮記》之傳《儀禮》，是宏觀的、義理的解釋，而不是作章句。

西漢傳《儀禮》者十三家，其名世者有：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戴德、戴圣)和慶普。二戴、慶普之學皆傳自后蒼。漢立十四博士，宣帝時立大小戴、慶氏禮。

西漢傳《儀禮》，只有師授而無注釋。東漢馬融僅注《喪服》。第一個為《儀禮》十七篇作注的是東漢鄭玄，鄭玄之后，有王肅注十七卷，唐初已佚。此后北齊黃慶，隋李孟悊曾為之作《疏》。唐賈公彥據鄭注作《儀禮疏》，曾參考黃慶、李孟悊二家之《疏》。今《十三經注疏》本，《儀禮》即用鄭注賈疏。南宋朱熹作《儀禮經傳通解》，未及完成，門人黃榦續之，黃榦去世，楊復最后完成。清儒關于《儀禮》的著作有多種，其中最重要的有：張爾歧《儀禮鄭注句讀》、凌廷堪《禮經釋例》、張惠言《儀禮圖》、邵懿辰《禮經通論》、胡培翚《儀禮正義》等。

《儀禮》注本，以鄭注為最古。無鄭注，則《儀禮》古義，將湮沒而無從索解。古來學者以《儀禮》為難讀之書。清人對《儀禮》的研究，其功甚巨。皮錫瑞說：“讀《儀禮》有三法：一曰分節，二曰釋例，三曰繪圖。得此之法，則不復苦其難。”(《經學通論三·三禮》)張爾歧《儀禮鄭注句讀》，分節簡注，每節加以標題總括一節內容，條理分明。凌廷堪《禮經釋例》，將十七篇歸納為二百余條凡例，提綱絜領，讀之使人一目了然。張惠言《儀禮圖》，先作宮室衣服之圖，又各分篇分節制圖，附以簡短的文字說明，使讀者對諸禮儀節能有一直觀之了解。此外，邵氏《通論》概論大義，胡氏《正義》集諸注疏大成，極盡其詳。有了清儒的這些著作，一部極難讀的《儀禮》，便大體上可以讀通了。

《儀禮》是一部記述我國古代禮儀制度和行為規范的著作。自來儒家講禮，強調要“陳其數”而“知其義”。《儀禮》所講，是“數”或形式。這些“數”所表現的制禮原則和內在的文化精神，則是其“義”

或內容。儒家主張，禮是“稱情而立文”(荀子語)。因而其精義在于通過禮數對人的自然情感的升華而使“民德歸厚”。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中，禮“數”因時代之變化而有因有革，但其中卻體現著一個一貫的原則和文化的精神。透過其“數”而理解其“義”，從而具體地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這正是我們今天要研讀《儀禮》一書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