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伏羲、女蝸、神農，稱三皇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賞功，美而無害。

[黃帝者，順天地之紀，時播百谷，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顓頊者，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海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而就制。

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譯文】

三皇雖然沒有傳下修身治國的言論，但是他們潛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勞記在誰的名下。[歷史上稱伏羲、女蝸、神農為三皇。]“帝王”一詞的內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則，有理論，有法規，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勞，君臣謙讓，他們的美德，無形中變成了老百姓的行動，百姓當然不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禮儀法規、賞罰獎勵，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傷害。

[作為五帝之首的軒轅黃帝，依據陰陽四時制定歷法，按照農時所宜播種，充分發揮心智、體力和視聽功能，節約使用山林江河的資源，在位時有土德的瑞兆，所以號黃帝。顓頊高陽做領袖時。保護資源，治理土地，依據天象制定歷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禮儀，依四時五行之氣教化民眾，虔誠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靈。凡天下之物，活動的禽獸，靜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靈，小到丘陵墳瑩的鬼魂，日月所照之處，沒有不歸順的。帝嚳高辛當領袖時，取山川大地的財物，節約使用，撫養教育萬民，引導他們謀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歷法，認識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誠地祭祀，整個部落的景象顯得肅穆興旺，社會風氣顯得道德高尚。帝堯為領袖時，仁德涵養有如天空一樣廣博，智慧象神明一樣微妙，人民象葵花向日般地追隨他，象禾苗企盼云雨一樣仰望他，富有而不驕縱，高貴而不傲慢。

虞舜為領袖時，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隱蔽的壞人壞事也都要暴露，運用自然的法則來懲惡揚善，群臣心悅誠服而后讓他們遵守各種制度。

綜觀五帝的治國之道，都能善用無為而治的法則，并在運用中使之體現為最高的和諧，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實惠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為合乎道義卻好象生來就有這種修養。這就是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之仁德的具體表現。]

【經文】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議曰：韓信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特劫于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諸葛亮曰：“荊州之名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今將軍誠令猛將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勢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設矩備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備，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于臣，臣無疑于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廚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則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

【譯文】

如果說五帝是以德治國，那么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國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

[這道理可以用兩個人的話來證明。韓信說：“項羽所過之處，殺人放火，恣意殘害生靈，老百姓不順從他，就用暴力劫持。這是以勢壓人，名義上是稱霸天下，實際上喪失了人心。他的所謂‘強大’是很容易衰弱的。”諸葛亮說：“荊州雖然在名義上歸順了曹操，實際上是迫于大軍壓境，并非心悅誠服。現在將軍(孫權)只要命令猛將與劉豫州(劉備)同心協力，合力破操，一定能勝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敵人的攻勢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說：“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制定方針策略以防衰敗，為政清明，國防鞏固，然而并不發生戰亂，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國家穩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義的規范進退有序，也可以達到美好而元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過三代明王，開創大業，文彩風貌雖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卻是一樣的。夏代推崇忠實，忠實過頭了就產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崇敬。殷商時代，對忠的流弊進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講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統治者為了矯正殷商六百年的動蕩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們會變得太虛偽，于是又反回來提倡忠君愛國。夏商周三代就這樣因循反復，就象火大了用水救，救滅再生火，走了一個圓圈。因時制宜，救弊補偏，這就是三王的治國之術。]

【經文】

霸主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毀士不為用。

[《左傳》曰：“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郤縠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徽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人聽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國之本，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圣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免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

[議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故化之不變而后威之，威之不變而后脅之，脅之不變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棄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譯文】

霸主的治國之術是以權勢來駕駛、以信譽來團結、以賞罰來使用人才。

不講信用，人才就會疏遠;賞罰制度毀壞，人才就會離去。

[《左傳)中記載：公元前633 年，楚成王軍隊包圍了宋國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晉國告急。晉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晉之名將先軫說：“報恩、救難、立威、稱霸，就看這一次了。”晉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說：“楚國剛剛得到曹國，最近又從衛國娶妻。現在如舉兵進攻曹、衛，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齊、宋就可以解圍了。”

于是晉國在被廬這個地方大規模地閱兵，按大國編制組建三軍。經商量，任命大夫郤縠為元師，統帥中軍。

晉文公一回國就致力于訓練民眾。次年，文公想使用他們。子犯說：“晉國戰亂多年，人民還不知道什么是義，還沒有安居樂業。”于是晉文公加強外交活動，護送周襄王回國復位;回國后又積極為人民謀利益，人民開始逐漸關心生產，安于生計。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說：“民眾還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還沒有向他們宣傳信的作用。”于是晉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國名)，約定三天內攻不下來撒兵。三日后晉文公真的信守諾言，退兵三十里，向國內外證明他的誠實和信用。在這一系列行動的影響下，晉國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全國形成了普遍講信譽的好風氣。

于是晉文公說：“現在總可以了吧?”子犯說：“人民還不知貴賤尊卑之禮，沒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規模的閱兵來表示禮儀之威嚴，設置執法官來管理官員。這樣一來，人民開始習慣于服從命令，不再有疑慮，這時才使用他們。城濮一戰，迫使楚國撤兵谷邑，解了宋國之圍，一戰而稱霸諸侯。這都是晉文公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結果。

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國的一面。]

所以說，治國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用刑法與仁德，正確的方針是二者都不偏廢，相輔相成。天以陰陽二氣構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構成治國之道。

所以即便是圣人執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運用仁德較多，刑法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較多、仁德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國的就是秦了。

[古代治理國家，其政制可分為三類，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一是強權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其規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強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鎮壓，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殺。到這一步就不為王者所贊同了。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從前秦始皇棄仁義而用暴力，以此雖然可以吞并六國，統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這就是運用刑法治國的弊端。”]

【經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垅畝，芟夷禍難，遂開王業。高祖豁達以大度，光武謹細于條目，名擅其美，龍飛鳳翔，故能拔亂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為優劣乎?”

曹植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后嗣，帝王之元勛，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純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后，崩亡之際，果令兇婦肆酷虐之心，娶妾被人彘之刑。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

然其裊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有歷代之希覯，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韜亞圣之懿才，其為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奮武略以鑲暴，興義兵以掃殘，軍未出于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爾乃廟勝而后動眾，計定而后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宣仁以和眾，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嘆息。敦睦丸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僭，言行則無穢，量事則勢微，論輔則臣弱，卒能握乾圖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跡，金石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勛。”

故曰：光武其優也。

[荀悅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士，龍興虎變，率從風云，征亂伐暴，廓清帝字，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衍，登建皇極，上古以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抵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魚斷蛇，異物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斯之謂矣。

夏尚忠，忠之弊野樸，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其弊，得天統矣。

孔融曰：“周武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但有魚鳥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泉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其寬裕又不如高祖。”

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漢高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于張良、韓信者乎?然漢高功臣皆強盛誅滅，光武佐命悉用。優秩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漢高克平秦、項，開創漢業，衣冠禮樂，垂之后代，雖未階王道，霸德之盛也。]

【譯文】

有人問：“你所說的五霸之道我已聽明白了，敢問漢高祖劉邦和光武帝劉秀都是崛起于鄉問，平定了天下戰亂，開創了帝王大業。劉邦豁達大度，劉秀謹慎細心，各擅其美，龍飛鳳翔，所以能收拾殘局，保護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就其濟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較，誰優誰劣呢?”

曹植說：“昔日漢室初興，劉邦因殘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誅滅項羽，一統天下，光宗耀祖，功勛可比湯武，偉業流傳子孫。他是帝王中的元勛，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聲。品行畢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讓兇惡的呂后肆元忌憚地干盡殘酷暴虐的壞事。愛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啞藥，扔在廁所中;趙王如意被幽囚，最后毒殺。親生骨肉連連遭受屠殺，呂氏家族獨攬朝綱，國家政權幾乎被呂氏篡奪。上述種種，難道不是劉邦缺乏深謀遠慮的結果嗎!

然而劉邦手下的猛將謀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為他能選任、重用他們，聽其言觀其行，所以才會統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寶座。

漢世祖光武帝劉秀(高祖九世孫)繼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稟承了忠貞溫和的純正精華，遵循外修風度內修精神的要則，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華。聰睿豁達、博學多識、仁義智慧、開明寬容、慎重周密、樂施愛人，構成了他的品道修養。他所處的時代，多災多難，無法無天，正值皇家的氣數已盡，世道艱難之際。在這樣的時局下，他有如一聲春雷，聲勢雄壯地舉兵起事，組織武裝力量來抗擊強暴勢力，發動起義部隊掃蕩殘軍敗將。他的大軍還沒有從南京出發，王莽已經被洛陽的亂兵殺死。象劉秀這樣的人，安邦定國的大計勝券穩操以后才發動群眾，計劃謀略確定以后才采取軍事行動，所以每次進軍沒有攻克不了的堡壘，每次戰爭都沒有臨陣脫逃的士兵。他用寬厚仁慈之心來團結群眾，以超常的德行使遠方的人才慕名而來。因此，竇融聞聽他的名聲就如影隨形般地追隨他，馬援第一次見面就贊嘆他的英明。

象虞舜一樣，有使九代人親密和睦的聲譽;象羲皇一樣，有高尚純樸的品質。

他謙虛地聽取下屬的意見有如周公一樣不辭勞苦，留心事務象計時的儀表一樣勤快。所以論功勞，他的業績非同導常;論尊高，他的事跡不同凡響;論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論品行，沒有不光彩的地方。劉秀所擁有的勢力并不大，文武輔臣也并不強，但是他最終做到了一統天下，創建了不可磨滅的功勛，讓金石碑銘刻記他的光輝業績，詩書文獻記載他的偉大。”所以說，漢光武帝比漢高祖更偉大。

[東漢末的史學家荀悅寫道：“漢高祖劉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奮劍而取天下，不是由舜堯那樣的人禪讓接位，也不是湯武所委任的那種高官，全憑自己奮斗，有如龍從云騰，虎挾風行，征亂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間，海內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寶座。自古以來，書籍所載，未曾有過。不是英雄豪杰，沒有寬容圣明的謀略，天命所授，神負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勛!武王焚魚敬受大命，高祖揮劍斬白蛇，就有神女化作老婦哭訴赤帝殺了她的兒子，預兆天命的事物雖然不同，但其道理卻是一樣的。”

《尚書》說：“上天的工作，要讓人來代替完成。”《周易》說：“湯武革命，上順天心，下合民意。”所講的也正是這個道理。

夏代崇尚忠誠，其流弊是粗野、簡陋，因此殷代用崇敬來糾正;崇敬的弊端是迷信，因此周代用文明禮教來糾正;可是禮教又帶來了虛偽的流弊，補救虛偽弊端最好的辦法是忠誠。結果夏商周三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轉了一個圓圈，走到終點卻又回到了起點。周秦之際，經過春秋戰國六百年的戰亂，可以說是文治流弊日益嚴重的時候，秦不加以改革，反而推崇酷刑，使其流弊更加嚴重。到了漢代，鑒于法治的教訓，進行徹底改革，于是取得了政權。

三國時的孔融說：“周武王從夏朝的開創者后稷到他那個時代，歷時十五代，卻只出現過白魚躍入舟中、赤鳥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漢高祖，只因一人修積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揮劍斬白蛇，蛇母為之哭泣;兩入長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紂時，殺了紂王，懸頭示眾;高祖進入秦都長安時，卻赦免了二世的兒子子嬰，并放了他。所以說，周武王在寬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劉邦的功臣有三杰——張良、蕭何、韓信;劉秀的輔佐是二十八將——鄧禹、關漢等，但二十八將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劉邦的功臣在其強盛之際幾乎都被誅滅了，劉秀對他的功臣卻都給予了優厚的待遇，使他們安享榮華富貴。

在這一點上，劉秀很值得稱頌。對這兩個人取長補短地進行比較，還是次要的事情。”

這樣來講，漢高祖戰勝秦國和項羽，開創漢朝基業，家族的地位和國策的創建，一直傳了十多代，雖然沒有走上王者之道，作為霸者的功德，也夠偉大了。]

【按語】

建立了東漢政權的劉秀也是趁綠林、赤眉農民起義的混亂局面登上帝王寶座的。劉秀在年輕的時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驚人之處。他喜歡務農，性情溫和。25 歲上才去游歷長安，聽說陰家有個名叫麗華的女子長得漂亮， 看到衛戍司令出行時聲勢顯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其志向不過如此而已。

當了皇帝后，劉秀還是那樣溫和寬厚。即位不久，他衣錦還鄉，同族的嬸子大娘議論他什么都好，就是太溫和了些。劉秀聽了哈哈大笑，說：“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確實是這樣做的。他安撫戰亂中流散的平民;廢除擅殺奴仆不治罪的陳規;減刑輕稅，精減政府機構和膺員;招納、起用人才..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劉秀確實是一個開明、仁總的好皇帝。

他在位30 余年，從不恣意放縱，豪華奢侈。他不喜歡飲酒，不喜歡珍玩。在他臨終的遺詔中還說：“我無益百姓。喪葬，一切都要象孝文皇帝那樣，務從約省。刺史、俸祿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離開城郭，也不要派官員來吊唁。”

劉秀常常表現出一種恢宏大度、平易謙和的雅量。劉秀的老同學嚴子陵自小有高名，劉秀對他很有好感。劉秀當了皇帝后，他 隱名埋姓不愿相見。

后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劉秀當天就親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來，也不說話。劉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著他的肚皮說：“哎，哎，子陵，你不能幫幫我的忙?”嚴還是不答應，過了好久，才睜開眼睛說：“人各有志，何必強求?”劉秀跟他談了好幾天，請他出來做官，他持意不從，后來隱居富春山。毛澤東建立新中國后，請好友柳亞子出山，柳想效法嚴光。毛澤東的“莫道昆明湖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就是典出于此。

劉秀對臣僚要求非常嚴格，對貪贓枉法行為決不寬容。對皇親國戚一般也能理智對待，嚴加約束。他的大姐湖陽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兇殺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無法捕捉。洛陽縣令董宣聽說公主要出門，駕車的正是那個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車子，當面將那個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宮向劉秀告狀，劉秀大怒，把董宣召來，當面就要打死他。董宣說：“請讓我說一句話再死。”劉秀說：“你想說什么?”董宣說：“靠著陛下的圣明，漢朝才得到中興。現在放縱奴仆殺人，將怎么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一邊說，一邊撞在柱子上，血流滿面。劉秀趕緊叫小太監抱住他，但要董宣給公主叩個頭消消氣。董宣堅決不叩，劉秀就叫人按著脖子強叩。董宣兩手撐著地，就是不叩。湖陽公主不滿地說：“文叔(指劉秀)當老百姓的時候，經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門 追捕。如今當了天子，都不能在一個縣令身上施加一些威嚴?”劉秀笑著說：“這就是天子與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劉秀不但沒有怪罪董宣，反而褒獎了他，給了他一個“強項令”

(意為剛強不肯低頭的縣令)的美名。事后劉秀一直記著這個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于任上后，劉秀派專人去看望，見他家中一貧如洗，劉秀感慨他說：

“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問題是象劉秀這樣的好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中國幾千的歷史，這樣的皇帝屈指可數。所以現在政治學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機制才能保證每一個即位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都能成為老百姓理想的人主?總不能讓百姓用生命和血肉為代價，千年萬代地去碰運氣吧!

【經文】

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為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為喻。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贏之弊，猶有存者。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吳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為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懔懔乎庶幾近于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慚德。”

[《漢文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官室園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有不便，輒施以利人。南越尉倫，自立為帝，召貴倫兄弟，以德懷之，倫遂稱臣。與匈奴結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幾杖，群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人，是以海內殷富，興與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或問傅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對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贊》曰：‘孔子稱：“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信哉!周秦之弊，綱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掃除苛煩，與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人醇厚。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譯文】

有人問：“班固贊頌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贊美漢朝，推崇漢文帝、漢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確嗎?”

虞世南說：“周成王繼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傳統，以周公、召公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眾，因為仁德的風氣日積月累，能象疾風吹蕩草叢一樣，自然會同泰民安，這并不值得眩耀。至于漢高祖，登基之后，日理萬機，已亡的秦國遺留下來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漢文帝以仁慈寬恕為本，以清靜怡淡為法，掃除了秦始皇、項羽殘酷暴烈的作法，恢復了黃帝、堯舜溫和淳厚的風氣，很少使用刑法，這樣治理國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動;不因夢見有人助他登天而寵幸鄧通的話，漢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漢景帝來比擬周康王，在德行上還有所欠缺。”

[《史記》稱贊漢文帝說：“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園林、車騎服飾;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國家的積蓄施舍，為人民謀福利;南越王趙陀自立為帝，文帝將趙陀的兄弟都召來，各給厚賜，以德感化，趙陀大為感動，于是改帝稱臣。文帝與匈奴曾有兄弟之約，但匈奴背約入侵，文帝派遣大將鎮守邊關，只守不攻，擔心深入匈奴腹地會侵擾百姓。被分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吳王因故與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賞賜吳王，并傳語吳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雖然勸文帝用宣吳王人朝的辦法將其軟禁，文帝表面上聽從他們的意見，實際上不采納。

郎中令張武曾接受過吳王的賄賂，被文帝發覺后，不但沒治罪，反而賞賜他，讓他心懷慚愧。凡此種種，表明漢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現海內殷富，國家繁榮的景象。這都是由于用禮義文明來振興國家的結果啊。

“另一方面，漢文帝勘斷案件數百起，很少使用刑罰。真可謂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問傅玄：“漢文帝廢除了斷趾、割鼻等肉刑，這可以說是仁政吧?”

傅玄說：“這是匹夫之仁。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要為天下蒼生謀求長遠利益，決不能僅僅注意這些小事。正因為如此，班固也認為漢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廢除肉刑。他在《景帝贊》中說：‘孔子稱這類人能繼承三代一直傳下來的正確的治國之道。確實是這樣啊!周代和秦國壞就壞在政策法規周密而嚴峻，盡管如此，奸臣、內亂仍然層出不窮。漢朝建立后，掃除煩瑣苛刻的政令刑法，與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順勤儉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輩的路線，五六十載之間，便做到了移風易俗，民風醇厚，談周必稱成康，言漢必稱文景。美啊!’這才是真正的王道!”]

【經文】

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總攬英雄，駕御豪杰，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方于始皇，則為優矣。至于驕奢暴虐，可以相亞，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人，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閥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法，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齊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漢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譯文】

有人問：“漢武帝雄才大略，可以與前代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說：“漢武帝繼承六代的帝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相助，總攬英雄，駕駛豪杰。內政方面，提倡禮教，外交方面，開拓疆域。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比起秦始皇來更其偉大。至于驕奢淫佚，殘暴肆虐，也僅次于秦始皇。功勞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贊)說：“漢朝承接了歷代弊端，高祖撥亂反正，文帝、景帝注重養民，對于考究古代禮樂制度之事，還很缺乏。漢武帝一登上寶座，就高瞻遠矚，罷黜百家，推崇六經，獨尊儒術。接著在全國訪求、推薦優秀人才，使其建功立業。興辦太學，修建祠廟，改正月為一年的第一個月，確定歷法，規范音樂詩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禪臺，頂禮各種神靈，封地給周朝的后裔。漢武帝時的號令建制，光彩煥然。他作為斷承人遵循先祖的偉大事業，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風范，象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變‘文景之治’的謙恭儉樸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詩》《書》所稱贊過的制度又能超過漢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斷，秦皇漢武，都是創業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經文】

昔周咸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之變;漢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體圣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海，周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膝之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禮并，在年二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誡。豈將啟金膝，信國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鈞牟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大將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寵，欲誅之，乃詐為帝兄燕旦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蹕等事。帝不信。]

【譯文】

從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國叛亂;漢昭帝八歲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長公主和上官架的謀反。成王不懷疑周公的忠誠，昭帝委任大將軍霍光攝政。二人誰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認為：周成王體現了武王美善的氣質，繼承了賢母的胎教，召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會說話的時候，負責朝見的官員就教他辭令，能走路的時候，負責宮庭禮儀的官員就引導他學習禮節。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滿足于儀容要威嚴壯美、言談要合乎德義的習性。就是說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風中長大，骨肉里淀積著高貴的血液。即便如此，他還誤聽管、蔡對周公的誹謗，迫使周公率兵東征，去平定叛亂，致使上天震怒，顯出兇兆來，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卻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禱告，這不是很糊涂嗎!

而漢昭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父親漢武帝不象武王一樣仁德，母親“拳夫人”鉤弋不象邑姜一樣賢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蓋長公主，輔相是上官架和霍光。當老師的沒有仁孝的品質，作輔臣的沒有治國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說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長于婦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與生俱來，在十四歲的時候，就表現出早熟和素有的明達，發現燕王劉旦誣陷霍光的書信有詐，不但不懷疑霍光，而且表揚了他的忠誠。昭帝不是等到開啟了類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記錄才醒悟的啊。假如讓成王和昭帝壯年時執政，換個時代，換了輔臣，改變原來的文化氛圍治理國家，那么漢昭帝可稱贊的地方不見得比周成王少。

[大將軍霍光和上官架共同執政輔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寵，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義起草了一封偽書，誣陷霍光以帝王的儀仗檢閱羽林軍以及種種意欲謀反的行為。昭帝沒有相信。]

【經文】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侍歟?”

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痰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貴實，峻法嚴令，蓋流出于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侍。”

[議曰：元帝之為太子，嘗諫宣帝，以為持法太嚴。帝作色曰：“我漢家以霸王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化，用害政乎?”雖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遠，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人大悅。此恙緩刑之美也。

郭嘉說曹公云：“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嚴刑之當也。故《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日：“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由此觀之，但問時代何時耳。嚴刑惡足小哉。

【譯文】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里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對政務非常留心，提撥重用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之所以采取嚴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里。古人說過：‘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將會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敗名裂。’漢光武大仁大義，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漢宣帝以法治國，是位成就霸業的皇帝。將此二人相較，恐怕不能類比。”

[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宣帝提意見，認為他執法太嚴。宣帝變了臉說：

“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來危害政權呢!”

雖然從這句話可以知道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采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制還是有原因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滿意。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處方面講。曹操的軍師郭嘉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松，袁紹卻以寬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里了。”這是說法制運用得當。《左傳》說：“政策寬松，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民眾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松的政策。用寬松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松，政治才能平衡。”(尚書》說：“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周禮》說：“治理新建的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來，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時候。時機適宜，怎么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

【經文】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眾，此南面之宏圖也。至于鼓瑟吹蕭，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

[議曰：元帝多才多藝，善鼓琴瑟，雖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則?徐干《中論》曰：“夫詳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謂‘詳小事、察近物’者，謂耳聰于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給于辯惠切對之詞，心通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于射御書數之巧也。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足以覆燾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于聽受而審于官人，達于廢興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

昔魯莊多伎藝，詩人刺之。魯昭美容儀，有出奔之禍。由是言之，使人主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書如史籀，可謂善于有司之職，何益于理乎!

匡衡《諫元帝改政書》曰：“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好邢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愿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

【譯文】

有人問：“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華，應該表現在文德武功上。論文則應體察、把握自然法則，以此為指導思想來制定政策法令;論武則應制止暴亂，平息戰火，穩定社會，團結人民。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至于鼓瑟吹蕭，和詩譜曲，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員們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鉆研呢!”

[漢元帝多才多藝，琴彈得很好，這并不是最大的優點。為什么這樣說呢?

東漢末哲學家徐干寫的《中論》講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邊的人事清楚，長遠的規律糊涂，自古以來沒有不因此而發生動亂，不亡國的。

這里所說的‘詳小事、察近物’，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美妙;能鑒別書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對于射擊、駕車、書法、術數很有技巧。所謂“遠數、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托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帥萬物，手中的權力足以應付變化萬端的時局，推行的義舉足以使經濟繁榮，威望足以遏止奸黨歹徒的發難，武勇足以平定暴亂。能夠辯別臣民們反映的情況是否實事求是，然后通過實際行動來考察他們。明白興廢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線。能做到這些，做皇帝的素質就完備無缺了。”

歷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從前魯莊公能歌善舞，于是國人寫了《蔽笱》一詩來諷刺他;魯昭公善于修飾儀容，才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這樣說來，做皇帝的即便視力如離婁一般銳利，聽力如師曠一般敏銳，射箭象后界一樣準確，書法象史籀一樣高明，只能說是有專職人員的才能，對治理國家沒有一點兒好處。

東漢丞相匡衡規諫漢元帝的《改政書》說：“接受國家權力的帝王，務必要繼往開來，創立功業，使先輩的光榮傳統流芳百世;繼承政治路線的君主，務必關心宣傳先王的功德，同時要發揚廣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這恐怕是由于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宏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反而對制度的運用與否爭辯不休。國家把已經取得其成果的事業放在一邊，而為那虛妄不實的空頭理論紛紛擾擾，我常常為此暗自遺恨。希望陛下從大局出發，好好關心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經文】

或曰：“觀偽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偽人也。未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飭情既盡，而本質存焉。愎諫自高，卒不改察，海內冤酷，為光武之驅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哀成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意，以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及其篡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謂黃、虞后出也。乃矜其威詐，滔天虐人，是以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今天下城邑為墟，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聲，余分潤位，為圣王之驅除云。”

吳王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圖取關羽勝于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在有掃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而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茍責也。”

此驅除之意也。]

【譯文】

有人問：“建立過偽政權，改國號為新的王莽，起初謙恭禮讓，難道不是曾被稱作一代名士嗎?等到他當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殘暴，為會么前后判若兩人呢?”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權力搞到手之后，稱能據傲，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獄重重，怨聲載道，最終還是做了漢光武帝劉秀掃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說：“王莽出身于皇親國舅，最初紆尊屈貴，身體力行，企圖沽名釣譽。當他在漢成帝、漢哀帝在位輔政的時候，勤勤懇懇，為人處事正直謙恭，處處被人稱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說的‘在國有名，在家有譽，口頭上仁義厚道，行動上背道而馳’的偽君子嗎?然而王莽本質上是一個邪惡不仁卻有諂媚取悅、虛偽奸詐之術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鳳、王商等都是世代權臣，他憑借父輩的勢力，又趕上漢室正處在衰敗之際，皇位三次虛設，而王太后壽命又長，長期作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詐權術，最終釀成了奪位篡權的災禍。由此推論，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單憑個人奸詐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奪了政權，南面稱王之后，居于不該他占據的地位，被推翻的趨勢比夏桀、紂王還要險惡，然而王莽卻能若無其事地自命黃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勢和詭詐，無法元天，茶毒生靈，因此全國嘩然，百姓沒有了生活的樂趣，朝野怨恨，眾叛親離，四處舉事，各地城池失守，國家分崩離析，致使全國的城鎮變成了廢墟。有史以來，所造成的災難沒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穢聲淫，氣數短命之輩，據說向來就是準備好要給賢明的帝王掃清道路當垃圾的。”

孫權在談到呂蒙時說：“呂蒙年輕的時候，我說他只不過是不辭繁難，果敢有為罷了。長大以后有了學問，長了智慧，謀略奇至，僅次于周瑜，策劃徹底打敗關羽的麥城之戰，勝過魯肅。魯子敬給我的奏章說：‘帝王興起之際，都要有所驅除。除去關羽無需顧忌。’這是魯肅對內不能辦事，對外說大活罷了。我也原諒他，沒有隨意責怪他。”]

【按語】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鉆龜與祝蓄。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白居易的這首有名的七律，說出了一個真理：只有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能給一個人棺蓋論定，否則就會把周公當成篡權者，把王莽當作謙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傳，劉邦斬白蛇時，蛇曾對劉邦說：“你將廣有天下，貴為天子。但我決心跟你作對。你斬我頭，我鬧你頭;你斬我尾，我鬧你尾。”劉邦想了想，就把它攔腰斬斷。結果，大漢帝國的江山一頭一尾都沒有出亂子，而從中間橫插進一個為時17 年的新朝。傳說這個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條白蛇轉世。

王莽長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兩眼血紅，聲音粗大沙啞。他雖身高馬大，卻愛穿高跟鞋，戴高帽子，挺胸昂首，遠遠地向下看左右兩邊。當時有個會相面的宦官說王莽“眼睛象貓頭鷹，嘴巴象老虎，所以能吃人，將來也要被人吃掉”。王莽聽到后，殺了這個人，以后經常用云母屏風遮掩自己，不是親近的人不讓人看見他。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親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輩的權勢，過著奢靡的生活，爭相以聲色犬馬夸宮斗勝，而他卻孤苦伶仃，生活貧窮。然而他并來因此而垂頭喪氣，相反從小養成了折節求名、匿情釣譽的本事。長大后，為了讓伯父大將軍王風提拔自己，王鳳病重時，他主動悉心照料，親自嘗藥，故意弄得一連幾個月蓬頭垢面，衣不解帶。王鳳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動，臨死時請太后和成帝關照他，使他當上了黃門郎、射聲校尉。

他對其他叔父也很孝順，同時百般殷勤地結交當世英豪，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說他的好話，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干事就越謹慎，待人也越謙虛。他還把皇帝賞賜的車馬衣物都送給賓客，甚至賣掉自己的財產賑濟窮人，家中一件多余的東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權臣都愿意和他交往。當權的人稱贊他，說客游士到處宣傳他，此時他的名聲甚至超過了他的幾個叔父。

王莽善于臉不紅心不跳地弄虛作假。公元前8 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馬王根在重病中推薦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見。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則，提倡儉樸，反對高官們驕奢淫仗的生活作風，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稅收入全部分給下層官吏和窮苦的讀書人。他母親患病，公卿列候的夫人前來探視，王莽的夫人到大門外迎接，客人們看她穿得那么寒酸，還以為是王 莽家的粗使女仆，后來得知是王夫人時，貴婦們一個個驚得發呆，都夸王莽是個清正廉潔的人。

就在王莽為自己精心包裝的時候，漢成帝卻正在溫柔鄉中與飛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縱欲，全部朝政幾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他說：“漢武帝好神仙，求白云鄉;我終老在這‘溫柔鄉’足矣。”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他就喪生在了這‘溫柔鄉’。哀帝即位后，外戚丁、傅兩家的勢力潮水般的涌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現了波折，他采取韜晦之術，上書辭職，退居新野，閉門讀書，俟機東山再起。一次，他的兒子殺了一名家奴，王莽大發雷霆，要他兒子自殺償命。在那混亂的世道，人們對王莽的舉動充滿好感，奉為楷模。王莽在新野三年，上書為他嗚不平、要他重返朝綱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輿論的壓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這時荒淫無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國家最高權力的執掌人。他利用陰謀手段一一清除政敵，滿朝文武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說話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黨羽就會奏明太后，而到時他又故意叩頭泣涕，再三辭讓。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這樣，王莽由黃門郎、射聲校尉、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大司馬、安漢公、宰衡攝皇帝，直到篡權成功，建立新朝。但是歷史在西漢末年推出這樣集偽善、奸詐、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來，仿佛特意是為一個新時代的光明到來之前再濃濃地涂一層陰影，為孕育一個圣明的君王培植足夠的罪惡的酵母。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哲學家黑格爾才說：惡是歷史的動力。

【經文】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光啟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

光武之世，藉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為功差易。至如少康，則夏氏之滅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國。

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之難，庇身非所，而能崎嶇于喪亂之間，遞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為稱首。”

[魏高貴鄉公問荀顗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壟畝，艾夷秦、項。考其功德，誰為先后?”

顗對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上曰：“少康先于滅亡之后，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能濟斯勛乎?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因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后，社稷凡傾。

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譯文】

夏代的少康、漢代的劉秀，都是中興之君，誰更值得稱道呢?

虞世南說：“這二個帝王都是復興先人未竟之業，使先王的功績發揚光大的人。中興之名相同，業績的內容卻不一樣。為什么這樣說呢?劉秀借助處亂思治的民心，誅滅獨夫民賊王莽，乘著混亂打敗亡命之徒，成功比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滅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遺業已很渺遠，母親懷著他逃亡在外，生于異鄉，沒有受過父輩的教誨，沒有強大、貼近的親人，生在背井離鄉的戰亂之中，流離失所，但是他能在艱辛坎坷的喪亂之際奮斗，終于成就了帝王大業。中興的君王，少康應為第一。”

[魏文帝的長孫曹髦問朝臣荀顗：“夏商已經衰落，國王和丞相也都死絕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眾，復興了大禹的事業。漢高祖崛起民間，打敗了秦國和項羽，考究他們的功德，誰大誰小?”

荀顗回答道：“創造與繼承，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不過是中興而已，與漢世祖劉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劉邦，我以為更勝一等。”

曹髦說：“少康在國破家亡之后淪落為諸侯的奴隸，然而他能廣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圖謀，最終還是消滅了過、戈兩個部落，恢復了大禹開創的基業，夏商的宗廟得以祭祀，祖先的遺產沒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這樣的功勛呢!而劉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勢，一舉取得政權。就他本人而言，為人之子，幾次危害到他的親人;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賢明的丞相;為人之父，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國家幾乎滅亡。如果與少康易時而處，他就未必能夠光復大禹的帝業了。由此推論，劉邦就該在少康之下了。”]

【經文】

后漢哀亂，由于桓、靈二主，兇德誰則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命，黨錮事起，非乎亂階始子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后，易為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逾前輩，傾覆宗社。

職帝之由，天年厭世，為幸多矣。”

[議曰：桓帝問侍中愛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漢中主。”“何者?”“尚書令陳善任事則理，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發，其源可以濫筋。及其遠也，方舟而后能濟。元帝之時而任弘恭、石顯，暨于桓、靈，加以單超、張讓，既..彝倫，遂傾宗國。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熒熒不滅，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嗚呼，百代之后，其鑒之哉。”

古語曰：“寒者易為衣，饑者易為食。”晁錯曰：“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

由此言之，是知昏亂之君，將以開圣德矣。

【譯文】

后漢衰落混亂，是由于漢桓帝、漢靈帝二人兇殘的性格所至，可是誰的責任更大呢?

虞世南說：“漢桓帝因國舅梁冀把握朝綱，胡作非為，在盛怒之下，與宦官密謀將其誅滅。可見桓帝很有些剛毅果斷的氣概，然而宦官也因此專權，李膺和太學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聯合反對宦官勢力，被宦官集團以‘黨人亂政’的罪名逮捕下獄，后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止。由此看來，朝政動亂難道不是起因于漢桓帝嗎?古話說：‘民不聊生，天下哀號，正是新的君王開天辟地之良機。’漢靈帝即位后，國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關心國事，都希望振興朝綱。可是靈帝重蹈覆轍，又讓宦官以‘黨錮之禍’的罪名誅殺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嚴重，終于導致國破家亡。這個執掌帝王權柄的人，把整個國家推向了毀滅的邊沿，他自己雖然只活了34 歲，總算沒有死于非命，也夠他幸運的了。” [漢桓帝問侍從他的愛延：“我是一個什么樣的皇帝?”愛延回答道：“在漢朝帝王里屬中等。”桓帝問：“怎么講?”愛延說：“尚書令陳蕃主持政務，國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們干預朝綱，國家就發生混亂。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讓你行仁政，也可以讓你做惡事。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說：“在泯江的源頭，水量只能飄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過。漢元帝的時候，任用佞臣弘恭、石顯，到了后漢桓帝、靈帝的時候，又有單超、張讓干政，既然敗壞了倫常道德，皇室、國家的滅亡便無可避免了。漢朝到了這步田地，其禍根是一步步種下的。所謂‘星星之火不滅，到了漸成燎原之勢時又有什么辦法呢?’可見凡事一露頭就得慎重對待。嗚呼，百代之后，都要引以為鑒啊!”

古話說：“寒者易為衣，饑者易為食。”晁錯說：“國家富強，鄰國動亂，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機會。”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實是在為未來的明主開路啊!]

【按語】

我國五千年風云變幻的歷史長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臭名昭彰。

以“成康、文景”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稱譽，以“秦皇、漢武”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贊美，而西漢末年的漢桓帝、漢靈帝，已經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傾頹”的同義語。所以撰寫《后漢書》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國安邦，就應該“究其終始強弱之變，以明鑒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當總結歷史的興衰，談到東漢末的漢桓帝和漢靈帝時，無不癰心疾首。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宋代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桓、靈二帝的劣跡太多，罄竹難書，但有兩點十分突出，一是對歷史遺害最大的“黨錮之禍”，一是令人驚嘆不已的標價賣官。

所謂“黨錮之禍”，就是宦官集團對知識分子全國性請愿活動的鎮壓和屠殺。

漢桓帝劉志即位時才15 歲，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權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個缺德無才的紈绔子弟，長得聳肩豎目，說話結結巴巴，從小架鷹斗雞，無惡不作。在漢順帝年間，仗著姐姐梁皇后，世襲了其父梁商的大將軍爵位。在劉志即位之前，兩年之內死了三個皇帝(順帝劉保11 歲即位，在位19 年;沖帝劉炳，2 歲即位，僅僅做了5 個月皇帝; 質帝劉纘，8 歲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殺)。漢王朝表面上掛的是劉記招牌，實際上卻是梁冀的私人財產。梁冀生活上驕奢淫逸，各地進貢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選剩后才給皇宮。他修建的府第園林，象皇宮一樣富麗堂皇。占田圍獵，綿延千里。掌權二十多年，擁立三個皇帝，“窮極滿盛，威行內外”，有史以來，外戚權勢還沒有超過他的。

劉志雖然是個只知吃喝玩樂，對什么事都不過問的兒皇帝，但到了3O歲那年，對梁冀的飛揚跋扈漸生不滿，便與單超、左館、徐璜、具瑗、唐衡5 個宦官密謀，用御林軍鏟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黨。粱冀被沒收家產時， 財物達3O 億，相當于全國租稅的一半。

桓帝出于對宦官的感激，單超5 人都官封萬戶候，朝政由外戚之手轉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勢力迅速澎漲。人稱左悺為“左回天”(權能回天);具及為“具獨坐”(驕責無比);徐磺為“徐臥虎”(無人取碰);唐衡為“唐雨墮”(流毒遍天下。其時單超已死)。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們的義子。同宗及姻親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職，貪臟勒索，有如盜賊。如宦官候覽，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達381 所，良田萬畝，仿照皇宮修建16 座府第。他的哥哥候參任益州刺史，專門誣陷富人入獄致死，沒收其財產中飽私囊。徐璜的侄兒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設法出任下邳縣令，率吏卒入李宅搶走其姑娘，踐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內。不巧徐宣的上司黃浮是個清官，接到訴狀，馬上將徐宣收監。他深知徐家權勢熏天，不顧僚屬勸阻，毅然說道：“徐宣這樣的國賊，非殺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

隨即以法處死了徐宣。宦官徐璜豈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話，下令將黃浮革職判刑。這哪里還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縱容下，宦官的氣焰更加囂張了。

自從宦官專權后，除了以暴發戶的貪殘肆意掠奪外，還廣樹黨羽，安插親信，正常的選官和升遷被破壞了。子弟為官，拿錢買官，人情送官，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讀書人拿不出巨款行賄宦官，進身無門，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同樣渺茫，同樣凋蔽，這就成了他們反抗宦官勢力的原動力。

無權無勢的大學生，他們的武器就是口誅筆伐，依靠輿論抨擊時弊，褒貶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說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認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說“君子群而不黨”嗎?那你們就是“黨人”。雙方攻評，營壘分明，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宦官有桓帝撐腰，作惡如故，橫行無忌。大將皇甫規平定羌人論功當封。

宦官徐磺乘機勒索賄賂，被斷然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