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就該懂得這個道理。善用人的長處，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務。

【經文】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杰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弘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于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于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于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貧則民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譯文】

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圣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于做細致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于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于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遼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于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于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于糾正朝廷里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于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于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采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經文】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陰朋，請立以為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

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兇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

胡人便于馬，趙人便于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悸矣。”

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勛，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后，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

諸葛亮曰：“老子長于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于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于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于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于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于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一午于將長于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譯文】

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涂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于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么，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黃石公說：

“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于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于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基于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于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

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于公去游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勛，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的原則，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范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

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后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采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托付給了周勃。”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發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于養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難;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于游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團結民眾;伍子胥善于圖謀敵國，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于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藝術。

【按語】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擺脫道德的屏障。這有它的合理之處，無論怎么說，品德總是用人的第一標準。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論，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長處，或者是選拔任用了有德而無才的人，對任何一項事業都是有害的。正是針對這種傳統的偏頗，曹操矯枉過正，提出了“唯才是舉”

的主張。這個主張有些偏激，但卻極有啟發性。

在本篇中，趙蕤引用了曹操的話說：“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蘇秦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國游說秦惠王，出謀劃策讓他去統一天下。當蘇秦游說失敗后，又轉而到秦國的敵人那一方去游說，先是去燕國說服燕文候，繼而又說服了趙。齊、韓、魏、楚等國，身掛六國相印。象這種兩頭賣好的人，可說是沒有“篤行”

的無德之人。但是，他卻可以使六國聯合起來對抗強秦，六國也的確平安了幾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蘇秦，以其弱小的燕國恐怕早就成了秦王菜板上的魚肉了。還有陳平，他年輕的時候便是個游手好閑的人，甚至連老婆都沒處討，據說還有與嫂子通奸、收受賄賂的劣跡。當時正逢亂世，他先投奔項羽，項羽很重用他，官到都尉，后來因與劉邦作戰失敗，陳平怕被項羽殺掉，又轉而投奔了劉邦。可見，這也是一個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但劉邦并沒有因此而小看陳平，相反卻比項羽還重用他。在后來的楚漢戰爭中，劉邦的許多奇謀妙計都出自陳平，而且，在劉邦死后，陳平協助周勃誅滅諸呂，進一步鞏固了漢王朝的基業。可以說，在用人這一點上，人沒有好壞，只有短長。正象黃石公所說的，如果用得適當，連貪圖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