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淮安。
1913年進天津南開中學學習。
1917年留學日本。
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由張申府等人介紹)，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并參加中共旅歐總支部的領導工作，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從巴黎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
1925年2月、10月，領導進行了第一、二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出席黨的六大，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后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曾發表《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和《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后，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并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駐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澤東去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斗爭，《雙十協定》簽訂后，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
1946年11月從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陜甘寧邊區時轉戰在陜北，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9月，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年1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武裝奪取政權、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建國后，歷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擔負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都是他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的。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還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制定并親自執行了重大的外交決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革命外交路線。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使會議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曉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在“文革”中，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費盡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黨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宏偉規劃。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堅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主要著作編為《周恩來選集》。
夫人鄧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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