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擬古文風
他對明中葉以后盛行文壇的擬古主張加以批駁，指出“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鐘惺《詩歸序》)。他認為“七子”模擬古人詞句，只不過是“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變這種文風，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的變革主張(《問山亭詩序》)。
主張詩人應抒寫性靈
這種“性靈”或“靈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詩歸序》)。即要在古人詩詞的精神中去尋求性靈。但是，他認為這種古人的真詩精神是“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極力追求孤僻情懷“別趣理奇”即所謂孤懷、孤詣，且夸耀說：“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答同年尹孔昭書》)
倡導幽深孤峭的風格
《明史·文苑傳》載：“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而為幽深孤峭。”鐘惺認為公安派末端文風俚俗、淺率，企圖以幽深孤峭的風格加以匡救。但他卻走入了另一形式主義極端，往往只顧及字句，忘卻篇章，追求奇字險韻，造成一種艱澀隱晦的風格，以致有些詩句語意不暢，令人費解，如“樹無黃一葉，云有白孤村”(《晝泊》)等。鐘、譚以這種主張為標準評選《詩歸》。他們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格，眾所推重的李白《古風》、杜甫《秋興》等名篇都不選入，試圖以幽冷來洗“七子”的絢爛，足可見其主張的長、短，利、弊。鐘惺的詩，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狹窄，題材局促，缺乏深厚廣闊的社會內容。不過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遺余力，有些五古游覽詩作寫得還相當好。如《經觀音巖》、《舟晚》等，雖有雕鏤之嫌，然寄情繪景，時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臺》、《巴東道中示弟栓》，手眼別出，可見清思。另外,有些詩作對社會現實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體》12首，寫及了“官錢曾未漏漁蠻”的賦稅嚴重情況。
鐘惺記敘、議論、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雋永之作。寫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記》，以生動細膩筆觸描繪了唐代大詩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帶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寫對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懷。清溪碧潭，移步換景，體現了竟陵派“孤行靜寄”的情懷和個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風格。此外《游五夷山記》也是此類作品。他的敘議小品《夏梅說》，巧妙地從時令變化，引出賞梅、詠梅人的冷熱，進而揭示人情世態的寒暖;對“趨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趨炎附勢風氣給予嘲諷和批判，構思立意較為新奇。文藝短論《題魯文恪詩選后》(之二)主張詩文創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反對“多多益善”粗制濫造。并將文章分為三等：“選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
總之，鐘惺詩文主張反擬古，主性靈，有積極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風，對傳統散文有所突破，與公安派一樣，對晚明小品文的大量產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其狹窄的題材及情懷，艱澀幽冷的語言及文風，無疑也束縛了他在創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將“公安”、“竟陵”之作列為禁書，詆毀排擊甚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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