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宋史·真德秀》）。嘉定十二年（1219年）調(diào)知隆興府時離開。
泉州港是南宋時期對外貿(mào)易大港之一，慶元以前是個田賦豐足，舶貨充羨的富州。《雞肋集》載：“（泉州）舶商歲至，一舶連三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南宋偏安以來，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成為朝廷的一大經(jīng)濟來源。
南宋·慶元以后，吏治敗壞，“比年蕃船抵岸……所隸官司，擇其精者，售以低價……”（《宋會要輯稿》），地方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對海商的刻剝，無所不用其極。官府假“和買”之命刮取舶貨，甚至不給貨款，對蕃舶肆意掠奪，嚴重地損害了泉州港的聲譽。加上南宋中后期，海盜猖獗，沿海之民和商旅深受其害，嚴重影響海上貿(mào)易。（商人）獲利既薄，怨望愈深，“比年蕃舶頗疏，征稅暗損。”舶稅收入下降到年僅十多萬緡。（《海絲之路·興盛篇·南宋》）
真德秀首知泉州時，寫信向前任知州倪思（《泉州人名錄·倪思》）請教治泉之方，曉諭州縣官，以“律己以嚴，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四則，作為座右銘。
真德秀將振興泉州港作為首務，采取許多強有力的措施：
一是罷和買、禁重征。
真德秀蒞泉后，深入了解泉州對外貿(mào)易中存在的間題。認為：“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真文忠公文集·卷43》)
為了重振泉州海上貿(mào)易，真德秀立即與市舶提舉趙崇度、軍州事章徠著手整頓泉州市舶司，革除積弊，采取有利于促進海商貿(mào)易往來的經(jīng)濟措施，“同心劃洗前弊，罷和買，禁重征”，嚴戒官吏未經(jīng)批準不得擅自購買舶貨，狠狠地剎住重征勒索之風。
真德秀做好各級官吏的廉政建設，要求他們對非份之物要“毫發(fā)不染”。對于那些長期悠意侵吞外商財物，影響海外貿(mào)易的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真德秀決定給予嚴厲的打擊，公開表態(tài)：“宗室為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一時，風氣大轉(zhuǎn)，人心大快。
二是禮遇蕃商。
真德秀對來泉州貿(mào)易的蕃商很尊重，處處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對于“賈胡之銜冤茹苦撫膺啜泣者”，真德秀都能秉公持法，為他們分憂解愁。
為了顯示對海外貿(mào)易的重視，真德秀多次到九日山主持“祈風典禮”并宴送海外商賈，祈求海神保佑商舶往來平安，祝客人順利返國。
三是抑奸除暴以蘇民困。
《宋史·真德秀》載：“輸租令民自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
同時，真德秀以發(fā)展生產(chǎn)為急務。他勸告父老要“用天之道，盡地之利”注意深耕細作，因地制宜，按時播種和收藏；親自主持疏浚洊田塘等水利；立倉儲糧，以備荒年賑濟。在他治泉期間，歲屢豐登，國有常賦，民得飽食，海外貿(mào)易有貨源，為發(fā)展地方文教事業(yè)創(chuàng)造條件。
四是鞏固海防。
積極懲治海盜，確保海道暢通。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海寇王子清、趙希◇等犯泉州境，知州真德秀派兵大破之。《宋史·真德秀》載：“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
整飭海防。真德秀發(fā)現(xiàn)，泉州原有寶林、法石、永寧三寨，沿海又有石湖、寶蓋、小兜等寨，但自從開禧（1205年一1207年）以來，主將多用非其人，州郡又無權(quán)過問，致泉州沿海“武備空虛，軍政廢壞”，“盜賊屢作”，嚴重地威脅著海上商船往來的安全。真德秀一方面上書請準使寨兵改由州郡節(jié)制指揮，并增設圍頭寨，以加強海道捍衛(wèi)；另方面親率觀察推官李方子、晉江知縣徐叔用、左翼軍副將邱童等人，“遍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宋史·真德秀》），重新部署整頓泉州灣的法石、永寧、石湖、圍頭、小兜等海防要塞，合理調(diào)整寨兵，增備各寨兵船，加強寨兵的水戰(zhàn)操練和防區(qū)巡邏，規(guī)定寨兵可以預支一月錢糧，以備隨時出海捕盜。
五是重視教化。
泉州原無貢院，以前試士于泮宮，王十朋（《泉州人名錄·王十朋》）守泉時在部使者館址創(chuàng)貢院。嘉定間真德秀為建貢院于肅清門內(nèi)，士子頌其功德。
由于打擊腐敗現(xiàn)象，整飭海防，海港復興。真德秀首次入泉的當年，來泉州貿(mào)易的蕃舶從原來的三四艘增至18艘，翌年增至24艘，再年增至36艘。《宋史·真德秀》載：“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真德秀深受州郡士民和蕃商愛戴。當他首次守泉離任時，泉民和蕃商擁道相送（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泉州港是南宋時期對外貿(mào)易大港之一，慶元以前是個田賦豐足，舶貨充羨的富州。《雞肋集》載：“（泉州）舶商歲至，一舶連三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南宋偏安以來，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成為朝廷的一大經(jīng)濟來源。
南宋·慶元以后，吏治敗壞，“比年蕃船抵岸……所隸官司，擇其精者，售以低價……”（《宋會要輯稿》），地方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對海商的刻剝，無所不用其極。官府假“和買”之命刮取舶貨，甚至不給貨款，對蕃舶肆意掠奪，嚴重地損害了泉州港的聲譽。加上南宋中后期，海盜猖獗，沿海之民和商旅深受其害，嚴重影響海上貿(mào)易。（商人）獲利既薄，怨望愈深，“比年蕃舶頗疏，征稅暗損。”舶稅收入下降到年僅十多萬緡。（《海絲之路·興盛篇·南宋》）
真德秀首知泉州時，寫信向前任知州倪思（《泉州人名錄·倪思》）請教治泉之方，曉諭州縣官，以“律己以嚴，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四則，作為座右銘。
真德秀將振興泉州港作為首務，采取許多強有力的措施：
一是罷和買、禁重征。
真德秀蒞泉后，深入了解泉州對外貿(mào)易中存在的間題。認為：“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真文忠公文集·卷43》)
為了重振泉州海上貿(mào)易，真德秀立即與市舶提舉趙崇度、軍州事章徠著手整頓泉州市舶司，革除積弊，采取有利于促進海商貿(mào)易往來的經(jīng)濟措施，“同心劃洗前弊，罷和買，禁重征”，嚴戒官吏未經(jīng)批準不得擅自購買舶貨，狠狠地剎住重征勒索之風。
真德秀做好各級官吏的廉政建設，要求他們對非份之物要“毫發(fā)不染”。對于那些長期悠意侵吞外商財物，影響海外貿(mào)易的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真德秀決定給予嚴厲的打擊，公開表態(tài)：“宗室為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一時，風氣大轉(zhuǎn)，人心大快。
二是禮遇蕃商。
真德秀對來泉州貿(mào)易的蕃商很尊重，處處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對于“賈胡之銜冤茹苦撫膺啜泣者”，真德秀都能秉公持法，為他們分憂解愁。
為了顯示對海外貿(mào)易的重視，真德秀多次到九日山主持“祈風典禮”并宴送海外商賈，祈求海神保佑商舶往來平安，祝客人順利返國。
三是抑奸除暴以蘇民困。
《宋史·真德秀》載：“輸租令民自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
同時，真德秀以發(fā)展生產(chǎn)為急務。他勸告父老要“用天之道，盡地之利”注意深耕細作，因地制宜，按時播種和收藏；親自主持疏浚洊田塘等水利；立倉儲糧，以備荒年賑濟。在他治泉期間，歲屢豐登，國有常賦，民得飽食，海外貿(mào)易有貨源，為發(fā)展地方文教事業(yè)創(chuàng)造條件。
四是鞏固海防。
積極懲治海盜，確保海道暢通。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海寇王子清、趙希◇等犯泉州境，知州真德秀派兵大破之。《宋史·真德秀》載：“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
整飭海防。真德秀發(fā)現(xiàn)，泉州原有寶林、法石、永寧三寨，沿海又有石湖、寶蓋、小兜等寨，但自從開禧（1205年一1207年）以來，主將多用非其人，州郡又無權(quán)過問，致泉州沿海“武備空虛，軍政廢壞”，“盜賊屢作”，嚴重地威脅著海上商船往來的安全。真德秀一方面上書請準使寨兵改由州郡節(jié)制指揮，并增設圍頭寨，以加強海道捍衛(wèi)；另方面親率觀察推官李方子、晉江知縣徐叔用、左翼軍副將邱童等人，“遍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宋史·真德秀》），重新部署整頓泉州灣的法石、永寧、石湖、圍頭、小兜等海防要塞，合理調(diào)整寨兵，增備各寨兵船，加強寨兵的水戰(zhàn)操練和防區(qū)巡邏，規(guī)定寨兵可以預支一月錢糧，以備隨時出海捕盜。
五是重視教化。
泉州原無貢院，以前試士于泮宮，王十朋（《泉州人名錄·王十朋》）守泉時在部使者館址創(chuàng)貢院。嘉定間真德秀為建貢院于肅清門內(nèi)，士子頌其功德。
由于打擊腐敗現(xiàn)象，整飭海防，海港復興。真德秀首次入泉的當年，來泉州貿(mào)易的蕃舶從原來的三四艘增至18艘，翌年增至24艘，再年增至36艘。《宋史·真德秀》載：“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真德秀深受州郡士民和蕃商愛戴。當他首次守泉離任時，泉民和蕃商擁道相送（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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