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shù)宋人眼里，“仁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嘉祐四年（西元1059），這時距趙禎駕崩還有四年，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xù)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趙禎都沒有批準。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翰林學士王珪等群臣給他寫謚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于帝……維其歷古圣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于代相襲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chuàng)業(yè)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
“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于仁。”《宋史》這樣評價贊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他的群臣們這樣歌頌“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跡羲黃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
北宋學者邵伯溫這樣贊美“仁宗盛治”：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zhèn)、呂誨云。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余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歷、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極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即使目空無人的南宋宰相秦檜也曾說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歷、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衛(wèi)徑也稱：“嘉祐之治”振古無及。
在宋代贊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識兵革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zhàn)國后，第二個比較開放和寬容的時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趙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寬宏大量。
趙匡胤統(tǒng)一中國后，通過杯酒釋兵權，實現(xiàn)了向文官治國的轉變，未殺有功大臣。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趙匡胤制定了法律，規(guī)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宋朝不興文字獄，對讀書人比較寬容。
到了宋仁宗趙禎繼位，把這個傳統(tǒng)弘揚到最大。趙禎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jīng)典。他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開了“四書”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說：這只是國王的罪過。現(xiàn)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shù)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
四川有個士子，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么·成都太守將他縛送京城，交給皇帝嚴加懲治。可是仁宗卻道:“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寫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做做吧。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宮中福寧殿。遺詔中說：由太子趙曙即位，進曹皇后為太后，喪禮必須從簡。死時訃告送到敵對國家遼國，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可見趙禎真是無愧“仁”宗的稱號。
嘉祐四年（西元1059），這時距趙禎駕崩還有四年，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xù)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趙禎都沒有批準。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翰林學士王珪等群臣給他寫謚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于帝……維其歷古圣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于代相襲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chuàng)業(yè)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
“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于仁。”《宋史》這樣評價贊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他的群臣們這樣歌頌“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跡羲黃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
北宋學者邵伯溫這樣贊美“仁宗盛治”：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zhèn)、呂誨云。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余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歷、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極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即使目空無人的南宋宰相秦檜也曾說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歷、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衛(wèi)徑也稱：“嘉祐之治”振古無及。
在宋代贊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識兵革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zhàn)國后，第二個比較開放和寬容的時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趙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寬宏大量。
趙匡胤統(tǒng)一中國后，通過杯酒釋兵權，實現(xiàn)了向文官治國的轉變，未殺有功大臣。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趙匡胤制定了法律，規(guī)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宋朝不興文字獄，對讀書人比較寬容。
到了宋仁宗趙禎繼位，把這個傳統(tǒng)弘揚到最大。趙禎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jīng)典。他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開了“四書”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說：這只是國王的罪過。現(xiàn)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shù)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
四川有個士子，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么·成都太守將他縛送京城，交給皇帝嚴加懲治。可是仁宗卻道:“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寫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做做吧。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宮中福寧殿。遺詔中說：由太子趙曙即位，進曹皇后為太后，喪禮必須從簡。死時訃告送到敵對國家遼國，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可見趙禎真是無愧“仁”宗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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