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宋史》記載，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贊賞。神宗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至治平二年（1065年）虧空已達1570多萬。廣大農民由于豪強兼并，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困乏之際，神宗沒有氣餒，力圖“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表現出“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的政治氣概。
趙頊在即位之前已聞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負和才能，并“由是想見其人”，因此即位不數月，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幾個月后，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寄以治國安邦的厚望。神宗對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滿。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本該輔佐新帝，有所作為，然而見神宗提拔新人，卻堅辭相位，出判相州。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韓琦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表明了他反對王安石執政的態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罷相位時，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薦了文彥博。對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對，或以默然置之，堅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當朝大臣如參知政事吳奎、御史中丞呂誨、參知政事唐介、侍讀孫固等也都以王安石“護前自用”、“論議迂闊”、“狷狹少容”等為理由，極力反對王安石為相。面對種種阻撓，神宗不以為然，力排眾議，于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重任，從而揭開了變法圖治、富國強兵的序幕。
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還特命設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神宗聽從王安石的推薦，進一步起用了呂惠卿、章敦、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這些人都有一定的實際才干，對于協助王安石擬定和貫徹新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變法的過程中，神宗以君權的力量，保證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臺、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至于學術、道德上的爭論，神宗則認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于事”。他講求道德與功名并重，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甚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釋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并繼續支持新政。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斗爭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罷退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镠、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相反，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力，于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后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他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主張極為欣賞，并在變法的前一階段，即熙寧七年（1074年）以前，對新法的推行給予大力支持。如果沒有神宗的支持與配合，王安石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負和銳意改革的正確決策，保證了變法的成功，這對于改善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增強國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新政維艱，元豐改制變法雖然在前一階段取得勝利，但守舊勢力的攻擊并沒有停止，特別是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觸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嚴重，守舊勢力的進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開始左右搖擺，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勢力的情況下，勉力維持新政 熙寧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借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這一次圍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為首的外戚參與反對變法，不能不對神宗產生巨大影響，這是因為英宗、神宗一系實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無子，才把英宗選為皇儲最后繼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對神宗有較大的威懾力量。神宗由是開始動搖。當王安石對所謂的“天變”據理反駁時，神宗不再聽從王安石“天變不足懼”的解釋了，相反他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終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訴“安石亂天下”的情況下，罷王安石相，改知江寧府，使變法遭受挫折。雖然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隨著守舊派勢力的增強，變法派內部意見的分歧，神宗對王安石專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變法不能推進。熙寧九年（1076年），天上出現彗星，守舊派又以“天變”對變法提出非議，神宗更加動搖。他對王安石說：“聞民間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復求罷相，出判江寧府。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神宗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神宗的政治目標是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的，但他一怕得罪兩宮太后，二怕出亂子。當“人情咨怨”、朝議洶洶，變法碰到較大阻力時，他就退卻了。他要調整政策，相對平衡地對待要求變法的新黨和主張守舊的舊黨兩股勢力。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給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則仍然體現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異論相攪”的傳統家法。其實，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就注意撫慰舊黨中罷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韓琦罷退河北，上疏反對青苗法，神宗雖然最終沒有接受，但一開始仍夸獎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熙寧七年八月，則特遣宦官李憲往相州賜韓琦詔書和湯藥。熙寧六年（1073年）文彥博罷樞密使，便詔與其子孫推恩，特表恩寵。元豐三年（1080年）文彥博朝覲，神宗“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無與”，實際上則為守舊勢力的吳充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后，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熙寧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元豐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為尚書左仆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元豐三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復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閑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并采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元豐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神宗在元豐年間強化軍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對外增強對遼、西夏的戰斗力，并鎮壓各地的武裝反抗，鞏固統治。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沒有任何實際效果。在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任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對西夏的包圍，史稱“熙河之役”。元豐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內亂，神宗以為有機可乘，遂出兵五路進攻西夏，圍靈州城（今寧夏青銅峽東）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軍因糧草不濟，凍餒死傷，先后潰退，無功而返。元豐五年（1082年），神宗又聽給事中徐禧之計，筑永樂城，謀攻占西夏橫山地區，進逼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西夏發30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城陷，徐禧等戰死。宋軍兩次戰敗，損失軍兵、民夫及助戰的羌兵數十萬人。神宗聞永樂城陷，“早朝，對輔臣慟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恥，節省“歲賜”白銀7萬兩、絹15萬匹的計劃徹底破產。 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趙煦嗣，是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宮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他支持王安石變法，抑制了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使自耕農的生產條件得到保證，中央和地方財政大大改善。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神宗雖然搖擺于新舊兩黨之間，但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確是宋朝有抱負、有作為的皇帝。
趙頊在即位之前已聞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負和才能，并“由是想見其人”，因此即位不數月，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幾個月后，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寄以治國安邦的厚望。神宗對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滿。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本該輔佐新帝，有所作為，然而見神宗提拔新人，卻堅辭相位，出判相州。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韓琦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表明了他反對王安石執政的態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罷相位時，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薦了文彥博。對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對，或以默然置之，堅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當朝大臣如參知政事吳奎、御史中丞呂誨、參知政事唐介、侍讀孫固等也都以王安石“護前自用”、“論議迂闊”、“狷狹少容”等為理由，極力反對王安石為相。面對種種阻撓，神宗不以為然，力排眾議，于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果斷地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重任，從而揭開了變法圖治、富國強兵的序幕。
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還特命設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神宗聽從王安石的推薦，進一步起用了呂惠卿、章敦、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這些人都有一定的實際才干，對于協助王安石擬定和貫徹新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變法的過程中，神宗以君權的力量，保證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臺、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至于學術、道德上的爭論，神宗則認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于事”。他講求道德與功名并重，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甚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釋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并繼續支持新政。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斗爭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罷退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镠、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相反，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力，于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后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他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主張極為欣賞，并在變法的前一階段，即熙寧七年（1074年）以前，對新法的推行給予大力支持。如果沒有神宗的支持與配合，王安石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負和銳意改革的正確決策，保證了變法的成功，這對于改善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增強國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新政維艱，元豐改制變法雖然在前一階段取得勝利，但守舊勢力的攻擊并沒有停止，特別是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觸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嚴重，守舊勢力的進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開始左右搖擺，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勢力的情況下，勉力維持新政 熙寧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借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這一次圍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為首的外戚參與反對變法，不能不對神宗產生巨大影響，這是因為英宗、神宗一系實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無子，才把英宗選為皇儲最后繼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對神宗有較大的威懾力量。神宗由是開始動搖。當王安石對所謂的“天變”據理反駁時，神宗不再聽從王安石“天變不足懼”的解釋了，相反他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終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訴“安石亂天下”的情況下，罷王安石相，改知江寧府，使變法遭受挫折。雖然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隨著守舊派勢力的增強，變法派內部意見的分歧，神宗對王安石專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變法不能推進。熙寧九年（1076年），天上出現彗星，守舊派又以“天變”對變法提出非議，神宗更加動搖。他對王安石說：“聞民間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復求罷相，出判江寧府。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神宗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神宗的政治目標是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的，但他一怕得罪兩宮太后，二怕出亂子。當“人情咨怨”、朝議洶洶，變法碰到較大阻力時，他就退卻了。他要調整政策，相對平衡地對待要求變法的新黨和主張守舊的舊黨兩股勢力。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給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則仍然體現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異論相攪”的傳統家法。其實，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就注意撫慰舊黨中罷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韓琦罷退河北，上疏反對青苗法，神宗雖然最終沒有接受，但一開始仍夸獎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熙寧七年八月，則特遣宦官李憲往相州賜韓琦詔書和湯藥。熙寧六年（1073年）文彥博罷樞密使，便詔與其子孫推恩，特表恩寵。元豐三年（1080年）文彥博朝覲，神宗“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無與”，實際上則為守舊勢力的吳充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后，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熙寧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元豐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為尚書左仆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元豐三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復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閑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并采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元豐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神宗在元豐年間強化軍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對外增強對遼、西夏的戰斗力，并鎮壓各地的武裝反抗，鞏固統治。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沒有任何實際效果。在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任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對西夏的包圍，史稱“熙河之役”。元豐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內亂，神宗以為有機可乘，遂出兵五路進攻西夏，圍靈州城（今寧夏青銅峽東）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軍因糧草不濟，凍餒死傷，先后潰退，無功而返。元豐五年（1082年），神宗又聽給事中徐禧之計，筑永樂城，謀攻占西夏橫山地區，進逼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西夏發30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城陷，徐禧等戰死。宋軍兩次戰敗，損失軍兵、民夫及助戰的羌兵數十萬人。神宗聞永樂城陷，“早朝，對輔臣慟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恥，節省“歲賜”白銀7萬兩、絹15萬匹的計劃徹底破產。 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趙煦嗣，是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宮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他支持王安石變法，抑制了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使自耕農的生產條件得到保證，中央和地方財政大大改善。在守舊勢力的反對下，神宗雖然搖擺于新舊兩黨之間，但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確是宋朝有抱負、有作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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