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學者評論
清代著名詩人袁枚(1716-1797)《答張船山太史書》云：“詩人洪稚存太史，曠代逸才，目無余子，而屢次來信頌執事之才為長安第一”;“以執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謙，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張船山太史寄懷即仿其體》：“忽然洪太史，夸我得奇士。西川張船山，盤盤大才子。”
袁枚系乾隆詩壇盟主、性靈派主將，暮年因洪亮吉的推薦，才與船山神交，并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張君詩猶未見耳!”袁枚視船山為生平“第一”知己，可見船山之才，非同一般。
清代著名學者吳錫麒(1746-1818)《哭張船山》云：“如此驚才僅中壽，問天何苦更生才?”“余在都下，與張船山侍御為莫逆交。讀其詩，如龍跳虎臥，令人色然而駭。……船山雄于詩者也。”
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1746-1809)云：“張檢討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題張同年問陶詩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謫仙和仲并庶幾，若說今人已無偶。”李白號稱“謫仙”;蘇軾，字和仲。洪亮吉認為：船山可以和李白、蘇軾并美，乾嘉詩壇所有詩人無人能及!
清代詩人朱文治(1760-1845)《書船山紀年詩后》：“滿紙飛騰墨彩新，誰知作者性情真。尋常字亦饒生氣，忠孝詩難索解人。一代風騷多寄托，十分沉實見精神。隨園畢竟耽游戲，不及東川老史臣。”朱氏認為船山詩超過了創作有游戲之嫌的隨園(即袁枚)。
船山詩不僅在國內廣泛流傳，“四海騷人，靡不傾仰”，在國外也影響巨大，“朝鮮使人求其詩，至比之雞林紙價。”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八日，韓國文學家樸齊家(1750-1895)在羅聘(揚州八怪之一)寓所見到船山詩一卷，愛不釋手，并投詩船山云：“曾聞世有文昌在，更道人間草圣傳。珍重雞林高紙價，新詩愿購若干篇。”詩中將張船山類比為文昌，可見評價之高。船山和云：“性靈偶向詩中寫，名字寧防海外傳。從此不防焚剩草，郁陵島上有遺篇。”船山從弟張問彤(1768-1832)在《秋懷船山》一詩中亦云：“狂得時人罵，詩從外國知。”可見，在乾嘉時期船山詩已流播海外了。
清詩人張維屏(1780-1859)云：“船山詩生氣涌出，生趣飛來。……至近體則極空靈，亦極沉郁，能刻人，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細闡物情，或論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聲大如鐘鏞，或味爽如松韭，幾欲于從前諸名家外，又辟一境。”
清人李元度(1821-1887)《張船山先生事略》云：“幼有異稟，工詩，有‘青蓮再世’之目。……其詩生氣涌出，沉郁空靈，于從前諸名家外，又辟一境。其《定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育殆遍。……國朝二百年來，蜀中詩人以船山為最。
清代學者孫桐生(1824-1908)云：“(船山)所為詩，專主性靈，獨出新意，如神龍變化，不可端倪。近體超妙清新，雅近義山。古體奔放奇橫，頗近太白。卓然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清末蜀人傅世洵(四川雙流人)在《論蜀詩絕句》中，論船山云：“弱冠聞君已出群，中年閱歷老彌真。旁人漫哂無余味，三百年來見此人。”清末詩人林思進(1873-1953)論船山云：“性靈空淡未容攀，后代譏評漫等閑。試問蜀中文苑里，百年誰復嗣船山?”傅詩強調蜀中文苑自從明代楊升庵以來、張船山之前三百年，蜀中沒有出現張船山這樣杰出的的詩人。林詩則強調在張船山之后一百余年，蜀中未能出現可以繼承媲美張船山的詩人。這一前一后的比較，就說明了船山在蜀中詩壇的重要地位，即為清代蜀中詩冠。清詩人、四川布政使楊揆云：“蜀中作者自楊慎以后，惟問陶能繼之。”近人戴吉雙《四川儒林文苑傳》謂船山云：“固李太白、蘇東坡、虞伯生、楊升庵之后一人也，誠蜀中亦大家矣。”徐世昌《清詩匯·詩話》云：“船山弱冠工詩，空靈沉郁，獨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 中詩人無出其右者。”列入《清史稿·文苑傳》者，蜀中只有張船山一人。可見，稱船山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是名副其實的。當代國學大師錢鐘書在《談藝錄》中云：“袁、蔣、趙三家齊稱，蔣與袁、趙議論風格大不相類，未許如劉士章之貼宅開門也。宜以張船山代之。”袁枚、蔣士銓、趙翼號稱乾隆三大家，但蔣士銓成就不及袁、趙，風格也不同，故錢鐘書先生主張以張船山代替蔣士銓，重組一個三大家。當代清詩研究專家錢鐘聯先生也“力主將乾隆三大家中之蔣士銓，換為張問陶。”著名學者劉揚忠先生云：“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著名學者王英志先生在《性靈派研究》一書中，將袁枚、趙翼、張問陶列為乾嘉詩壇“性靈派”三大家，并云：“縱觀整個乾嘉時期性靈派眾多詩人，可與袁趙鼎足而立為性靈派三大家者，唯有張氏。”張船山在清代乃至整個古代詩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難想見。
相關通行文學史及清詩選本
中國歷史悠久，詩人輩出，多如繁星。因受規模和條件限制，能寫入文學史的詩人，是極少的。以清代詩人為例，正處在籌備階段的《全清詩》，“初步測算作者總數約為十萬家，成書則當在一千冊以上。”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收清代詩人6100余家，得詩27000余首。而能進入《中國文學史》的清代詩人只占《清詩匯》詩人總數的千分之三、四。中國社科院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6人;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9人;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論及清詩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詩人入《中國文學史》，而張船山即為其中之一，足見船山在清詩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種通行清詩選本中，船山詩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國朝全蜀詩鈔》(孫桐生輯選)，規模宏大，體制精嚴，是清代蜀選本中集大成者。該書共64卷，計選詩人362人，存詩5900余首，其中張船山詩入選最多，獨占6卷，入選詩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詩草》的五分之一，占《國朝全蜀詩鈔》的十分之一，“猶以未獲盡登為憾。”可見船山在孫桐生的心目中是大頭，就全清詩人而論，蜀詩人中能躋身于第一流的，也只有張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間的性靈派在華夏擁有詩人之眾，是過往的許多詩派無法比擬的，而巴蜀詩人恰恰是通過張問陶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帶領一批詩人，影響著一批詩人。因而，活躍在詩壇，齊集在張問陶周圍的蜀中詩人都崇尚性靈，……形成了眾星拱月、群星燦爛之勢，迎來清代巴蜀詩歌中最為壯觀的黃金時代。”
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計200余卷，是清詩選本中影響大、聲望高者。該書入選船山詩37首，為蜀中詩人入選最多者。其他蜀中詩人，如李調元入選4首，彭端淑1首，費密8首，張問安11首，卓秉恬1首，劉沅1首，張鵬翮2首，劉光第7首……。在乾嘉時期全國性詩人中，張船山入選量僅次于袁枚(41首)，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詩人，如黃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蔣士銓27首，趙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吳錫麒13首，孫原湘23首，郭頻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韞玉6首，王曇4首，黃丕烈1首，顧翰9首，王學浩6首，王芑孫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楊芳燦17首，黎簡34首，陳文述5首，吳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見，船山在乾嘉詩壇地位之顯赫。
當代著名清詩選本，也給船山崇高地位。如錢仲聯《清詩三百首》(1985年岳麓書社版)，選張船山詩3首，僅低于袁枚(5首)，而高于趙翼(2首)，蔣士銓(未選)、洪亮吉(1首)、吳錫麒(2首)等人。陳祥耀《清詩精華》(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詩8首，比乾嘉其他詩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蔣士銓4首，洪亮吉3首。李夢生《律詩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律詩3首，高于袁枚(2首)、趙翼(2首)、龔自珍(2首)。該書中選清詩人3首及以上者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見張船山是清代律詩寫得最好的十大詩人之一。
近年出版的清代詩歌史及辭典，如朱則杰《清詩史》、嚴迪昌《清詩史》、霍有明《清詩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等，都給了張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楊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2003年版)中，列專節以《性靈派大家張問陶》為題，評述船山詩作及貢獻，并云：“乾嘉時期是清代巴蜀文學最繁榮的時期……。這一階段最輝煌的一頁，是產生了大詩人張問陶。”又說：“從漢代以來，巴蜀出產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洵、蘇軾、蘇轍、虞集、楊慎、張問陶這十大文學家，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迄今為止，幾乎任何中國文學史，都要對上述十人的文學成就作出介紹。”
張船山是詩、書、畫三絕奇才，當時名震海內、群相斂手，有的詩人寫詩作文，自愿化為婦人，為他效力，甚至作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詩作，對后世影響深遠。晚清詩人易順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詩作多至萬首，“自謂為張船山后身”。南社詩人柳亞子(1887-1958)，有詩云：“猛憶船山詩句好：白蓮都為美人開。”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講述了張船山在山東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傳》中，寫不少人照張船山詩意做詩;張恨水在小說《春明外史》里，讓主人公楊杏園步和了張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詩，引得人們紛紛尋找《船山詩草》來讀。可見，船山詩影響之大。
綜上所述：張船山在清代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僅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是清代第一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是性靈派后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一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靈活有趣，就跡近于“小聰明”，而張問陶之重“空靈”，內涵要廣，它不僅要求意象靈動，而且追求意境深、韻味長，是一種高境界，故又稱“詩到空靈藝始成”(《孟津縣寄陳理堂》)。為達空靈之境，在藝術表現上注重以白描之筆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創作心境則要求自然純真、擺脫動利。《論詩十二絕句》其六云：“想到空靈筆有初，每從游戲得天真。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說明空靈之境非滿腦子禮教、一味“談風雅”者所能達到，而必須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與雕鑿無緣，同擬古、考據之作亦不相干。對詩歌語言乃推重自然、質樸的“常語”，所謂“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工純始自然”(《論詩十二絕句》其五)，這與袁枚“家常語入詩最妙”(《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隨園詩話補遺》卷二)的觀點相近。
張問陶的詩學觀點由于表達形式的限制，比較粗略，遠不及袁枚《隨園詩話》、詩序等論詩專著觀點闡述得詳盡周全，范圍亦不如袁枚性靈說廣泛。但其要旨與袁枚性靈說屬同調，性靈說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備。不過，張問陶的性靈說是嘉慶年間的詩論，張問陶亦有其獨具的個性、思想，因此與袁枚又有差異。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差異實為對袁枚性靈說不足或弊端的補救，從而使性靈說有所發展。這是張問陶詩論的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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