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為控制思想、打擊政敵、提高自己權威的手段。同年，為適應西北用兵之需，始設軍機房(十年時改軍機處)，選親重大臣協辦軍務。軍機大臣只能繕述皇帝命令，本身無贊畫權，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權于一身。他還在題本、奏本之外，命督撫布按等地方大員密折奏事，以加強皇帝對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經濟上采取了一些旨在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雍正二年，開始實行直隸巡撫李維鈞提出的“攤丁入畝”的賦役制度，同時宣布取消儒戶、宦戶，限制紳衿特權，使無論貧富力役負擔比較合理。同時，為了解決人口日益增長所需糧食問題，更加嚴格地執行傳統的重農抑末方針，鼓勵墾荒，強調糧食生產，反對種植經濟作物，并反對開礦和發展手工業。他注意興修水利，除治理黃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親王胤祥在直隸開展營田水利，在寧夏修筑和疏浚水渠。與此同時，實行社會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陜西樂籍，并命其他賤籍也照此辦理。后來浙江紹興惰民、安徽徽州“伴當”、寧國世仆、廣東疍戶、江蘇常熟丐戶相繼開豁為良，從而打擊了殘存的蓄奴制度，對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世宗在位期間還注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及外交關系。雍正四年，根據云貴總督鄂爾泰的建議，大規模地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取消云南、貴州、廣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強了中央對該地區的統治。五年，清廷同俄國訂立了《布連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 ，在劃定中俄邊界及處理兩國通商問題等方面，維護了國家主權。
清世宗把他批閱過的奏折選擇一部分輯成《朱批諭旨》 。他對臣工的諭旨，由張廷玉等紀錄編成《上諭內閣》 、 《上諭八旗》 。他的各種體裁的文章被后人輯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謚憲皇帝。主要功績 整頓吏治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廢弛，貪污腐敗已然成風。他克服各個方面的阻力，在全國上下大規模的開展清查虧空，設立會考府，實行耗羨歸公，實行養廉銀制度，取締陋規等多項工作，由于他態度決斷，雷厲風行，清朝的財政狀況在短時間內得到明顯改善，官吏貪污吏治腐敗的壞況都有很大的轉變。旅日華人學者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
攤丁入畝
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成年男子，不論貧富，均須繳納人頭稅。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是謂"攤丁入地",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項措施有利于貧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耗羨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征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故征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耗羨"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征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耗羨無法定征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征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入。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咸免擾累。"這就是所謂的“高薪養廉”。
創立軍機處，推廣奏折制度
明代權力集于內閣，故有權相產生。清雍正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創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為皇帝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軍國大計，罔不總攬"。其特點是處理政事精簡速密。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此機構存在200年，直至清末。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復，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于保密，而奏折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數，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了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
改土歸流
我國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土司制度，其職務為世襲，僅名義上接受清朝的冊封。土司們生殺予奪、驕恣專擅。這種制度妨礙了國家的統一和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即位后，廢除了云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許多土司，改成和全國一致的州縣制度。"改土歸流"是一場嚴重的斗爭，許多土司武裝反抗，雍正堅決派兵平定。在平叛戰爭中雖然也累及無辜，給少數民族造成傷害，但從長遠來說，"改土歸流"是進步的措施，打擊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據和特權，對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利。
開放洋禁
雍正前期嚴格執行海禁，但后因考慮沿海的確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開放洋禁。允許民人往南洋貿易。海禁施行于閩、粵兩省。 雍正對當時的鴉片貿易也較為重視，他的鴉片政策是：販賣毒品，嚴懲不貸，嚴格區分藥用鴉片與毒品鴉片煙，毒品嚴禁，藥用不干涉，且照顧小本商人的正當利益。對待西歐來的使者，雍正也以禮相待。他雖竭力反對天主教等在中國民間的傳播（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時，他對天主教也并無惡意，五年，博爾都噶爾（今葡萄牙）使臣麥德樂來京。雍正對他的優待，使他深為感激。甚至于雍正壽辰之時，在天主堂作祈禱，為之祝壽。雍正還選了一些有才能的傳教士在宮中研制外國儀器和燒造材料。馬戛爾尼當年來華，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爾泰筆下的“開明”為歐洲人所共知，使他們對中國皇帝（當時是乾隆）與對華通商充滿了美好的幻想。
作為一個封建皇帝，他雖然開放洋禁，為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復康熙末年被剝奪的謀生手段，促進中國與南洋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但同時，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
另外，廢除賤籍，廢除腰斬也是他一個功績。其實，廢除腰斬的原因是這樣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殺了一個人，是用腰斬，因為腰斬是一刀從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還活著，這個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著血在地上連寫七個“慘”字，雍正皇帝聽說之后覺得非常慘，所以就下令廢除腰斬。
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親（康熙）所做出的改革還要多。可以說雍正是一個改革型的皇帝。
清世宗勤于政務，大力清除康熙統治后期的各種積弊，取得一定成效，對清代歷史發展有一定貢獻。但他統治嚴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這是他性格的弱點，從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階級。同時，也正是因為他的嚴厲統治和超乎尋常的努力當中大清帝國逐漸走向鼎盛，也才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另外，雍正的勤奮不僅是過去皇帝，就算在現代領導人，也沒有幾個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個月里頭，幾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會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還不夠4個小時。僅僅在數萬件奏折中所寫下的批語，就多達1000多萬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治國業績，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堪稱楷模。母子失和 清世宗雍正皇帝自幼為康熙表妹，時為皇貴妃的佟佳氏（即一等公佟國維之女孝懿仁皇后）所撫養，雖并非過繼，但因彼時中宮久虛，佟佳氏以副后身份統攝后宮，位份尊貴，佟佳氏膝下猶空，胤禛出生后數年方誕下一女，旋即而卒，故伊視胤禛為己出，殷勤備至，關愛有加，而雍正則蒙其庇蔭，承其恩澤，算起來當是康熙諸子中除了二阿哥胤礽（生母為四朝元老索尼，索額圖之侄女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初謚“仁孝皇后”）、十阿哥胤誐（生母為溫熹貴妃紐祜祿氏，孝昭仁皇后之妹，遏必隆之女）以外，位份最為尊榮的一位皇子，因此從小即能受到一定的重視。幼時的胤禛乃憑借著這層得天獨厚的機緣，被鞠養于康熙宮中，得到父皇的親自撫育，所謂 “‘母’愛者子抱”，一時之間其樂融融，甚為溫馨和諧。他們父子間的感情基礎也因這層關系，而顯得特別深厚牢固。
清宮慣例，皇子出生后或由官員撫養，或由其他妃嬪撫養，總之一言以蔽之，皇子誕下之后獨不可付與生母撫育。這可能是為了杜絕后宮干政吧，所以有清一代，除了慈禧以外，大體上杜絕了后妃預事及外戚禍國的弊政。但是這種“防弊”之策也非一無瑕疵，由于缺乏接觸和溝通，這極有可能會導致出現親生母子間互生隔閡，彼此猜忌，感情不睦，關系漠然等如是尷尬的境況。而不幸的是，雍正和其生母德妃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陌生而緊張，冷淡而無奈。
究其原因，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因為胤禛從出生起即由佟佳氏撫養（胤禛后來回憶佟佳氏時曾感念其“撫沖齡而顧復，備蒙鞠育之仁，溯十載之劬勞，莫報生成之德”《清世宗實錄》第十一卷，第九頁。），一直到他十一歲左右佟佳氏病逝，幼年的胤禛都是在這位母親之呵護和教導下一天一天成長起來的。“生恩不及養恩大”，所以胤禛感養母恩遇之素深，同孝懿仁皇后親近，反而與親娘生疏則是很自然的事情，亦合人之常情。（甚或這種情感上的親疏還“延及”到雍正的子孫，乾嘉年間佟佳氏累次加謚，但是作為皇帝的生母烏雅氏卻偏偏沒有這種殊榮，仿佛她是什么不相干的人，生生地被拋在了一邊，極不尋常之中隱隱地透露出雍正和德妃之間“耐人尋味”的“母子”關系。）
第二，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位份尊貴，自康熙第二位皇后（即孝昭仁皇后，康熙朝四輔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兒）死后，一直位列皇貴妃之位，即所謂的副后，掌管后宮，是諸位皇子之嫡母，她的尊貴一定讓年幼的雍正產生一種依屬感和安全感，出于生存的本能他必定會竭盡全力地去討養母的好，以期獲得她的歡心，久而久之在這種潛移默化之下則難免“淪為”一個懂得如何察言觀色、趨炎附勢的“勢利眼兒”，對于自己的親生母親的態度想來也會由于養母的存在和在宮廷之中生存立足的需要以及祖宗的成法，而不敢過分親近，胤禛甚至很有可能在有意或無意中表現出一種以佟佳氏之子身份自居的“小小”情緒，生母德妃看在眼里心中定然很不暢快，久而久之他們之間的母子關系便會蒙上一層陰影，結也越結越死了。
第三，“天下的父母皆是偏心的”，此乃古今常理。況且大多數的母親都會特別疼愛溺寵幼子，這是她們天生的情結。胤祚（康熙的第六子，德妃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在的時候她疼胤祚，胤祚死了她自然就去疼十四子（胤禎，雍正時更名為胤禵）嘍，想來雍正心中對此也一直耿耿于懷，母子間的隔閡愈見增大。
第四，當然就得專門說說四阿哥本身的問題了，這個頭發卷曲語速極快的孩子，自幼就被康熙說成是"喜怒不定"，可見年幼時心緒不佳，心中承受不住方方面面帶給他的重壓，往往會突然而然的發作，有時甚或近乎歇斯底里了。做母親的大多喜歡聽話乖巧的孩子，對于像他這樣有些憂郁的孩子（美國史學大師史景遷如是認為，語見《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頁172，上海遠東出版社），自然很難博得母親的歡心。
第五，胤禛即位即封隆科多（佟佳氏的弟弟）為舅舅，卻反而把自己的嫡親舅舅撂在一邊，不以為意，這不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我只承認佟佳氏這位養母是我唯一的母親”了嘛，他的做法和《紅樓夢》中的探春也實實如出一轍，顯然在他的心底還是很不喜歡自己的親娘，并且或多或少的將此公開化，（他的脾氣性情本就是如此，很多時候都會他并不是如人們想象一般，將自己的感情遮遮掩掩，而是公開或半公開的一吐而快。）易位而處，若你是德妃眼見自己的親生兒子如此藐視自己恐怕也會氣不打一處來吧。再想想看天底下會有哪一個兒子選擇每天五更（凌晨三至五點）這個時候去給母親請安的（《大義覺迷錄》卷一，《清史資料 第四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1。雍正自暴隱情），他們名為母子，實則形同陌路，二人之間本就沒什么話說，甚至大多數時候都是話不投機針鋒相對的，但是為了避免背負不孝的罪名，雍正只能趕在母親尚未起身的這個點兒前去“請安”，（實際上就是走個過場）互不碰面才能免生尷尬。說句實話，這招真是夠絕的了，不過從中也隱約的透露出雍正內心的無奈與辛酸。
第六，德妃以“皇帝誕膺大委，理應受賀。與我行禮，有何緊要” （蕭奭：《永憲錄》，卷一）為由，拒不接受皇帝給自己行禮，害得登基大典差點都開不了場，使得雍正朝的第一次嘉禮這么大煞風景的開場，也似讖語似的注定了雍正朝凄凄慘慘的悲劇收場。
此外，這位母親還曾放話說，雍正即位，“實非夢之所期”，這是什么意思？！這不明擺著告訴眾人說，他——自己的嫡親兒子（！）繼承大統，就連我這個親生母親做夢都想不到，實際上就是不承認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對他踐祚的挑戰。在政治環境如此險惡的情況下，在那么多政敵對她自己親生兒子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她這么說顯然將會受人以柄，顯然會把雍正往絕路上推，而她連想都沒想，連怕都沒怕，就這么說，這么做了！！！這么絕情，偏心得這么明顯，若是我也不可能和她搞好關系，更何況好強好名如雍正者乎？！
德妃生前，斷然不肯接受“仁壽”皇太后的尊號，也不肯從自己原先居住的永和宮移居到太后應住的寧壽宮去，故她甫一咽氣，雍正便將她的梓宮（即棺材）移到寧壽宮，停靈三天才放到帝后死后應停靈的地方——壽皇殿，曲折的透露出雍正心中的忿恨與不平，其中的三昧著實耐人尋味。
還有，胤禛因早年中過暑，故而特別怕熱，德妃死后，雖天氣酷熱非常，但為免落他人（？！）以口實，他堅持守靈，以致數度昏厥，身體不支，在他給心腹年羹堯的密折中就有這樣的話——“朕安，你實在為朕放心，實力不能撐，也顧不得丟丑了。況受過暑，一點熱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著實惜養，不必為朕過慮。”一種負氣、憤懣的情緒，一看便明，母子之間關系若此，實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興文字獄 1.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雍正忍無可忍，終動殺機。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年也上表，但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以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年羹堯自撫遠大將軍而杭州將軍，即而被令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
年羹堯死后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雍正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以捧年的臭腳。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雍正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傳遺詔而使雍正得登大寶，功不可沒。但隆日漸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滿。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終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后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尸、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統革職。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解除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后撤消觀風整俗使。
2.謝濟世案、陸生楠案
其后又有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于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田文鏡是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撫。他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于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稍加調查，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
同年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于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于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陸生楠，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暴君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等句，覺得是諷刺自己。于是命把陸生楠革職，也發配阿爾泰。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讀過后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于《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后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3.曾靜、呂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陜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陜總督岳鐘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后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陜西各地宣講。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于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并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岳鐘琪后來因進討準噶爾失利，被大學士鄂爾泰所劾，下獄判斬監候，到乾隆初年才獲釋。
4.屈大均案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尸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在經濟上采取了一些旨在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雍正二年，開始實行直隸巡撫李維鈞提出的“攤丁入畝”的賦役制度，同時宣布取消儒戶、宦戶，限制紳衿特權，使無論貧富力役負擔比較合理。同時，為了解決人口日益增長所需糧食問題，更加嚴格地執行傳統的重農抑末方針，鼓勵墾荒，強調糧食生產，反對種植經濟作物，并反對開礦和發展手工業。他注意興修水利，除治理黃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親王胤祥在直隸開展營田水利，在寧夏修筑和疏浚水渠。與此同時，實行社會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陜西樂籍，并命其他賤籍也照此辦理。后來浙江紹興惰民、安徽徽州“伴當”、寧國世仆、廣東疍戶、江蘇常熟丐戶相繼開豁為良，從而打擊了殘存的蓄奴制度，對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世宗在位期間還注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及外交關系。雍正四年，根據云貴總督鄂爾泰的建議，大規模地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取消云南、貴州、廣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強了中央對該地區的統治。五年，清廷同俄國訂立了《布連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 ，在劃定中俄邊界及處理兩國通商問題等方面，維護了國家主權。
清世宗把他批閱過的奏折選擇一部分輯成《朱批諭旨》 。他對臣工的諭旨，由張廷玉等紀錄編成《上諭內閣》 、 《上諭八旗》 。他的各種體裁的文章被后人輯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謚憲皇帝。主要功績 整頓吏治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廢弛，貪污腐敗已然成風。他克服各個方面的阻力，在全國上下大規模的開展清查虧空，設立會考府，實行耗羨歸公，實行養廉銀制度，取締陋規等多項工作，由于他態度決斷，雷厲風行，清朝的財政狀況在短時間內得到明顯改善，官吏貪污吏治腐敗的壞況都有很大的轉變。旅日華人學者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
攤丁入畝
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成年男子，不論貧富，均須繳納人頭稅。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是謂"攤丁入地",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項措施有利于貧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耗羨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征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故征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耗羨"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征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耗羨無法定征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征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入。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咸免擾累。"這就是所謂的“高薪養廉”。
創立軍機處，推廣奏折制度
明代權力集于內閣，故有權相產生。清雍正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創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為皇帝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軍國大計，罔不總攬"。其特點是處理政事精簡速密。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此機構存在200年，直至清末。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復，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于保密，而奏折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數，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了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
改土歸流
我國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土司制度，其職務為世襲，僅名義上接受清朝的冊封。土司們生殺予奪、驕恣專擅。這種制度妨礙了國家的統一和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即位后，廢除了云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許多土司，改成和全國一致的州縣制度。"改土歸流"是一場嚴重的斗爭，許多土司武裝反抗，雍正堅決派兵平定。在平叛戰爭中雖然也累及無辜，給少數民族造成傷害，但從長遠來說，"改土歸流"是進步的措施，打擊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據和特權，對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利。
開放洋禁
雍正前期嚴格執行海禁，但后因考慮沿海的確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開放洋禁。允許民人往南洋貿易。海禁施行于閩、粵兩省。 雍正對當時的鴉片貿易也較為重視，他的鴉片政策是：販賣毒品，嚴懲不貸，嚴格區分藥用鴉片與毒品鴉片煙，毒品嚴禁，藥用不干涉，且照顧小本商人的正當利益。對待西歐來的使者，雍正也以禮相待。他雖竭力反對天主教等在中國民間的傳播（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時，他對天主教也并無惡意，五年，博爾都噶爾（今葡萄牙）使臣麥德樂來京。雍正對他的優待，使他深為感激。甚至于雍正壽辰之時，在天主堂作祈禱，為之祝壽。雍正還選了一些有才能的傳教士在宮中研制外國儀器和燒造材料。馬戛爾尼當年來華，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爾泰筆下的“開明”為歐洲人所共知，使他們對中國皇帝（當時是乾隆）與對華通商充滿了美好的幻想。
作為一個封建皇帝，他雖然開放洋禁，為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復康熙末年被剝奪的謀生手段，促進中國與南洋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但同時，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
另外，廢除賤籍，廢除腰斬也是他一個功績。其實，廢除腰斬的原因是這樣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殺了一個人，是用腰斬，因為腰斬是一刀從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還活著，這個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著血在地上連寫七個“慘”字，雍正皇帝聽說之后覺得非常慘，所以就下令廢除腰斬。
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親（康熙）所做出的改革還要多。可以說雍正是一個改革型的皇帝。
清世宗勤于政務，大力清除康熙統治后期的各種積弊，取得一定成效，對清代歷史發展有一定貢獻。但他統治嚴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這是他性格的弱點，從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階級。同時，也正是因為他的嚴厲統治和超乎尋常的努力當中大清帝國逐漸走向鼎盛，也才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另外，雍正的勤奮不僅是過去皇帝，就算在現代領導人，也沒有幾個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個月里頭，幾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會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還不夠4個小時。僅僅在數萬件奏折中所寫下的批語，就多達1000多萬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治國業績，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堪稱楷模。母子失和 清世宗雍正皇帝自幼為康熙表妹，時為皇貴妃的佟佳氏（即一等公佟國維之女孝懿仁皇后）所撫養，雖并非過繼，但因彼時中宮久虛，佟佳氏以副后身份統攝后宮，位份尊貴，佟佳氏膝下猶空，胤禛出生后數年方誕下一女，旋即而卒，故伊視胤禛為己出，殷勤備至，關愛有加，而雍正則蒙其庇蔭，承其恩澤，算起來當是康熙諸子中除了二阿哥胤礽（生母為四朝元老索尼，索額圖之侄女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初謚“仁孝皇后”）、十阿哥胤誐（生母為溫熹貴妃紐祜祿氏，孝昭仁皇后之妹，遏必隆之女）以外，位份最為尊榮的一位皇子，因此從小即能受到一定的重視。幼時的胤禛乃憑借著這層得天獨厚的機緣，被鞠養于康熙宮中，得到父皇的親自撫育，所謂 “‘母’愛者子抱”，一時之間其樂融融，甚為溫馨和諧。他們父子間的感情基礎也因這層關系，而顯得特別深厚牢固。
清宮慣例，皇子出生后或由官員撫養，或由其他妃嬪撫養，總之一言以蔽之，皇子誕下之后獨不可付與生母撫育。這可能是為了杜絕后宮干政吧，所以有清一代，除了慈禧以外，大體上杜絕了后妃預事及外戚禍國的弊政。但是這種“防弊”之策也非一無瑕疵，由于缺乏接觸和溝通，這極有可能會導致出現親生母子間互生隔閡，彼此猜忌，感情不睦，關系漠然等如是尷尬的境況。而不幸的是，雍正和其生母德妃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陌生而緊張，冷淡而無奈。
究其原因，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因為胤禛從出生起即由佟佳氏撫養（胤禛后來回憶佟佳氏時曾感念其“撫沖齡而顧復，備蒙鞠育之仁，溯十載之劬勞，莫報生成之德”《清世宗實錄》第十一卷，第九頁。），一直到他十一歲左右佟佳氏病逝，幼年的胤禛都是在這位母親之呵護和教導下一天一天成長起來的。“生恩不及養恩大”，所以胤禛感養母恩遇之素深，同孝懿仁皇后親近，反而與親娘生疏則是很自然的事情，亦合人之常情。（甚或這種情感上的親疏還“延及”到雍正的子孫，乾嘉年間佟佳氏累次加謚，但是作為皇帝的生母烏雅氏卻偏偏沒有這種殊榮，仿佛她是什么不相干的人，生生地被拋在了一邊，極不尋常之中隱隱地透露出雍正和德妃之間“耐人尋味”的“母子”關系。）
第二，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位份尊貴，自康熙第二位皇后（即孝昭仁皇后，康熙朝四輔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兒）死后，一直位列皇貴妃之位，即所謂的副后，掌管后宮，是諸位皇子之嫡母，她的尊貴一定讓年幼的雍正產生一種依屬感和安全感，出于生存的本能他必定會竭盡全力地去討養母的好，以期獲得她的歡心，久而久之在這種潛移默化之下則難免“淪為”一個懂得如何察言觀色、趨炎附勢的“勢利眼兒”，對于自己的親生母親的態度想來也會由于養母的存在和在宮廷之中生存立足的需要以及祖宗的成法，而不敢過分親近，胤禛甚至很有可能在有意或無意中表現出一種以佟佳氏之子身份自居的“小小”情緒，生母德妃看在眼里心中定然很不暢快，久而久之他們之間的母子關系便會蒙上一層陰影，結也越結越死了。
第三，“天下的父母皆是偏心的”，此乃古今常理。況且大多數的母親都會特別疼愛溺寵幼子，這是她們天生的情結。胤祚（康熙的第六子，德妃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在的時候她疼胤祚，胤祚死了她自然就去疼十四子（胤禎，雍正時更名為胤禵）嘍，想來雍正心中對此也一直耿耿于懷，母子間的隔閡愈見增大。
第四，當然就得專門說說四阿哥本身的問題了，這個頭發卷曲語速極快的孩子，自幼就被康熙說成是"喜怒不定"，可見年幼時心緒不佳，心中承受不住方方面面帶給他的重壓，往往會突然而然的發作，有時甚或近乎歇斯底里了。做母親的大多喜歡聽話乖巧的孩子，對于像他這樣有些憂郁的孩子（美國史學大師史景遷如是認為，語見《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頁172，上海遠東出版社），自然很難博得母親的歡心。
第五，胤禛即位即封隆科多（佟佳氏的弟弟）為舅舅，卻反而把自己的嫡親舅舅撂在一邊，不以為意，這不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我只承認佟佳氏這位養母是我唯一的母親”了嘛，他的做法和《紅樓夢》中的探春也實實如出一轍，顯然在他的心底還是很不喜歡自己的親娘，并且或多或少的將此公開化，（他的脾氣性情本就是如此，很多時候都會他并不是如人們想象一般，將自己的感情遮遮掩掩，而是公開或半公開的一吐而快。）易位而處，若你是德妃眼見自己的親生兒子如此藐視自己恐怕也會氣不打一處來吧。再想想看天底下會有哪一個兒子選擇每天五更（凌晨三至五點）這個時候去給母親請安的（《大義覺迷錄》卷一，《清史資料 第四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1。雍正自暴隱情），他們名為母子，實則形同陌路，二人之間本就沒什么話說，甚至大多數時候都是話不投機針鋒相對的，但是為了避免背負不孝的罪名，雍正只能趕在母親尚未起身的這個點兒前去“請安”，（實際上就是走個過場）互不碰面才能免生尷尬。說句實話，這招真是夠絕的了，不過從中也隱約的透露出雍正內心的無奈與辛酸。
第六，德妃以“皇帝誕膺大委，理應受賀。與我行禮，有何緊要” （蕭奭：《永憲錄》，卷一）為由，拒不接受皇帝給自己行禮，害得登基大典差點都開不了場，使得雍正朝的第一次嘉禮這么大煞風景的開場，也似讖語似的注定了雍正朝凄凄慘慘的悲劇收場。
此外，這位母親還曾放話說，雍正即位，“實非夢之所期”，這是什么意思？！這不明擺著告訴眾人說，他——自己的嫡親兒子（！）繼承大統，就連我這個親生母親做夢都想不到，實際上就是不承認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對他踐祚的挑戰。在政治環境如此險惡的情況下，在那么多政敵對她自己親生兒子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她這么說顯然將會受人以柄，顯然會把雍正往絕路上推，而她連想都沒想，連怕都沒怕，就這么說，這么做了！！！這么絕情，偏心得這么明顯，若是我也不可能和她搞好關系，更何況好強好名如雍正者乎？！
德妃生前，斷然不肯接受“仁壽”皇太后的尊號，也不肯從自己原先居住的永和宮移居到太后應住的寧壽宮去，故她甫一咽氣，雍正便將她的梓宮（即棺材）移到寧壽宮，停靈三天才放到帝后死后應停靈的地方——壽皇殿，曲折的透露出雍正心中的忿恨與不平，其中的三昧著實耐人尋味。
還有，胤禛因早年中過暑，故而特別怕熱，德妃死后，雖天氣酷熱非常，但為免落他人（？！）以口實，他堅持守靈，以致數度昏厥，身體不支，在他給心腹年羹堯的密折中就有這樣的話——“朕安，你實在為朕放心，實力不能撐，也顧不得丟丑了。況受過暑，一點熱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著實惜養，不必為朕過慮。”一種負氣、憤懣的情緒，一看便明，母子之間關系若此，實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興文字獄 1.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雍正忍無可忍，終動殺機。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年也上表，但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以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年羹堯自撫遠大將軍而杭州將軍，即而被令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
年羹堯死后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雍正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以捧年的臭腳。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雍正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傳遺詔而使雍正得登大寶，功不可沒。但隆日漸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滿。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終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后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尸、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統革職。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解除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后撤消觀風整俗使。
2.謝濟世案、陸生楠案
其后又有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于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田文鏡是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撫。他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于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稍加調查，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
同年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于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于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陸生楠，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暴君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等句，覺得是諷刺自己。于是命把陸生楠革職，也發配阿爾泰。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讀過后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于《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后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3.曾靜、呂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陜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陜總督岳鐘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后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陜西各地宣講。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于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并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岳鐘琪后來因進討準噶爾失利，被大學士鄂爾泰所劾，下獄判斬監候，到乾隆初年才獲釋。
4.屈大均案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尸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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