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詩》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內外兩篇，每篇分上下兩卷,共4卷。后收入《昭代叢書》和《清詩話》中，合為 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與《一瓢詩話》、《說詩□語》合刊)，以《清詩話》本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內篇上下分卷，據文意略有調整。內篇為詩歌原理，其中上卷論源流正變，即詩的發展;下卷論法度能事，即詩的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論工拙美惡。《己畦集》中尚有《與友人論文書》等文學論文，宗旨與《原詩》略同，內容亦不出以上三個方面。
關于詩的源流正變，葉燮認為：“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變之中有不變者在：本于六經之道，合乎溫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于俗，這些是不能變的。”所以體現這些原則的最高典范《詩經》與杜甫詩也是“長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的。因此，葉燮既主張文學的進化，說“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于極”，“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又反對文學的質變，斥罵“叛于道、戾于經”者為“反古之愚賤”。出于這種觀點，他要求作詩者這樣處理繼承與革新的關系，先學習古人，“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而“卓然自命”。
關于詩的法度能事，葉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膽、識、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則自然之法立，詩之能事畢矣”。因而對于格律、聲調、起伏、照應之類，他繼承宋人呂本中的活法論，以死法為“定位”，以活法為“虛名”，要求神明變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葉燮強調“理”，認為“理者與道為體，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才、膽、識、力”四者，葉燮強調“識”，認為“識為體，而才為用”，“識明則膽張”，無“識”而有“才、膽、力”便會背理叛道，成為風雅之罪人。他還聲稱：“理、事、情”雖為“在物之三”，但“備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備于六經;六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適于道”。這套以“才、膽、識、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論，是葉燮在文學理論上的主要創造，他曾數次以此為《原詩》和自己文學理論的宗旨。
關于詩的工拙美惡，葉燮提出：“當爭是非，不當爭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則工拙定。”但他之所謂“是”，又以“適于道”為最高標準。由此出發，他重質輕文，說體格、聲調等等僅是詩的“文”，必有“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為其質”，故學詩者“必先從事于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輕人工，認為“自然之理不論工拙，隨在而有，不斧不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對片面追求陳熟或者生新，認為二者均屬無本，指出陳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等等“對待之兩端”，均“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于一”，若能“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嘆，尋味不窮，忘其為熟，轉益見新，無適不可也”。
葉燮的詩論具有明顯的樸素唯物主義傾向以及辯證法思想，他實際上試圖把文學創作建立在反映論的基礎上，并試圖解決繼承與革新的關系問題。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學原則融入詩的特殊規律中去，所以有的觀點不夠貼切，如以“在我”的才、膽、識、力反映“在物”的理、事、情之論。同時他又堅持正統儒家立場，所以仍以合于六經之道為文學的最高原則，且最終倒向了以理攝物的客觀唯心主義和否定破舊立新的折衷主義。他的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清代學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葉燮的詩論原為糾正明代前、后七子和公安派這兩種對立傾向而發。因此在破除正統封建觀念、促進文學質的革新方面雖嫌不足，但在總結歷史經驗、幫助正統文學繼續延展方面卻頗多可取見解，尤以對前、后七子拘泥體格、聲調的批判最為精彩。他的《原詩》也以理論的創造性和系統性居于清代眾多詩論專著之上。
葉燮的詩論對沈德潛、薛雪有一定影響，但沈、薛均未能進一步發揮葉燮的進步觀點，沈德潛則反而發展了葉燮的落后觀點，實際上已另立宗旨，別為一派。
| 上一篇： 姚鼐 | 下一篇： 尤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