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園林甲天下，而拙政園又是蘇州數一數二的名園。此園在清初，一度為降清后曾任弘文院大學士的陳之遴所有。陳字彥升，號素庵，為明末清初詩人。與陳為兒女親家的吳偉業在其《詠拙政園山茶花》小引中，曾謂園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勢爭高，每花時，鉅麗鮮妍，紛被照矚，為江南所僅見”，并在詩中贊美此花“艷如天孫織云錦，赪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螮蛛凌朝霞”。這里，詩人筆下的園和花固然令人神往，而更令人追懷的則是與園和花有關的人和事。吳詩寫于園主人陳之遴于清世祖順治十五年(1658年)被流放到關外之后，但此時陳尚在人間。約十年后，陳維崧于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也寫了一首《拙政園連理山茶歌)，則由園和花談到了人和事：
拙政園中一株樹，流鶯飛上無朝暮。艷質全欺茂苑花，低枝半礙長洲路。路人指點說山茶，瀲滟交枝映晚霞。此日卻供游予折，當年曾屬相公家。……月底騎奴長戟衛，花時丞相小車采。小車長戟春城度，內家復道工詞賦。賦就新詞易斷腸，銀箏鈿笛小秦王。鏡前漱玉詞三卷，篋里簪花字幾行。鳷鵲機忙春織錦，鴛鴦瓦冷夜燒香。三月雙棲青綺帳，三春雙宿郁金堂。雙棲雙宿何時已，從此花枝亦連理……興衰從古真如夢，名花轉眼增悲痛。女伎才將舞袖圍，流官已報征車動。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妝閣，學得驢鳴倚畫欄。遼陽小吏前時遇，曾說經過相公墓。已知人去不如花，那得花間尚如故。……
這首詩中所云“相公”、“丞相”，指陳之遴。據吳騫《尖陽叢筆》卷一載：“拙政園臺池林木之盛，甲于吳中。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辟之，其子以博逋償徐氏，傳子及孫，又歸于陳素庵相國”，故詩中稱“當年曾屬相公家”。詩中所云“此地多年沒縣官”及“遼陽小吏前時遇，曾說經過相公墓”諸語，則指陳之遴獲譴后，如阮葵生《茶館客話》卷八“拙政園”條所記，“盡室遷謫塞外”，“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后陳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死于戍所。詩中的這些記述，大致是真實的。但“花時丞相小車來”以及“雙棲雙宿”的描寫，則只是詩人編織的綺麗遐想。其實，如吳偉業詩引中所云，陳之遴“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經譴謫遼海，此花從未寓目”；吳騫《尖陽叢筆》亦云： “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及得罪……徙遼左，終于戊所，蓋雖有此園，實未嘗一日居也。”不過，詩中所述“內家復道工詞賦”，則實有其人，指陳的繼室徐燦而言。她的詩、詞集即以“拙政園”命名。其《拙政園詩集》收古、今體詩二百四十六首，《拙政園詩馀》收詞四十六調、九十九首，傳世之詩的數量多于詞，但詞的成就高于詩。在文學史上，她主要是一位詞人。
陳維崧在《婦人集》中對徐燦極為推崇，稱其“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真，姒蓄清照”。朱淑真詞集名《斷腸詞》，李清照詞集名《漱玉詞》；上引《拙政園連理山茶歌》中“賦就新詞易斷腸”及“鏡前漱玉辭三卷”兩句，也是暗中以她與朱、李相提并論的。
一
徐燦字湘蘋，號深明，晚號紫□（“竹”頭下“言”，音yán)，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為光祿丞徐子懋的次女。據《拜經樓叢書》本《拙政園詩集》卷首所收其侄陳元龍撰寫的《家傳》云，她“幼穎悟，通書史、識大體”，為徐子懋“所鐘愛”，后嫁陳之遴為繼室。她能詩工詞，常與柴靜儀、朱柔則、林以寧、錢云儀相唱和，結蕉園詩社，稱“蕉園五子”，有推動清初婦女文學發展之功。
關于徐燦許配陳之遴為繼室事，《家傳》只稱：“素庵公原配沈夫人早世，請繼室于徐。時素庵公舉孝廉三年矣。”“孝廉”是舉人的別稱。陳考中舉人后，曾于明思宗崇禎元年戊辰(1628年)、崇禎四年辛未(1631年)、崇禎七年甲戌(1634年)先后三次應進士試，均未考中，其詩集中有《戊辰下第作》、《辛耒下第作》、《甲戌下第作》三詩可證。其高中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在明崇禎十年丁丑(1637年)。徐燦有題作“丁丑春賀素庵及第，時中丞公撫薊奏捷，先太翁舉萬歷進士亦丁丑也”的《滿庭芳》詞，必為與陳之遴成婚后所寫，則陳“請繼室于徐”的時間大致可定在崇禎初年。至于詞題中所云“中丞公”，指陳父祖苞，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治所在今北京市)。徐燦的出生年歲，今已不詳；姑定其出閣時為二十歲，從明崇禎元年(1628年)上推二十年，則其生年或在明神宗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
她與陳之遴成婚前，家住蘇州城外支硎山下的一座山莊內。其童年、青年的歡愉生活是令人神往的。在《拙政園詩馀》中，時有追憶、懷念這段生活的篇什，如分別題作“姑蘇午日，次素庵韻”及“丙戌立春，是日除夕”的兩首《滿庭芳》詞中所寫“難回想、彩絲艾虎，少小事微茫”及“當年嬌小日，屠蘇爭飲，肯讓他人；紫釵花勝子，鏡里宜春”諸句，都以深情的筆觸憶念少小時的節日樂事。在《拙政園詩集》中，追懷當年所居山莊景物及游賞勝事之作尤多，如《有感》詩所寫“少小幽棲近虎丘，春車秋棹每夷猶”。及《秋感八首》之六所寫“幾曲欄塘水亂流，幽棲曾傍百花洲；采蓮月下初回棹，插菊霜前獨倚樓”，正是其一生中難忘的美好歲月。又如《初夏懷舊》詩云：
金閶西去舊山莊，初夏濃陰覆畫堂。和露摘來朱李脆，拔云尋得紫芝香。竹屏曲轉通花徑，蓮沼斜回接柳塘。長憶擷花諸女伴，共搖紈扇小窗涼。
另一首《懷靈巖》詩云：
支硎山畔是儂家，佛剎靈巖路不賒。尚有琴臺縈蘚石，幾看寶井放桃花。留仙洞迥云長護，采藥人回月半斜。共說吳宮遺履在，夜深依約度香車。
一方面，家在多峰巖泉石之勝的支硎山畔，如此秀美的景色，足以賞心悅目，凈化性靈；另方面，其家庭又是一個文學世家，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閨集“香奩”中稱其祖姑徐媛(字小淑)“多讀書，好吟詠，與寒山陸卿子唱和，吳中士大夫望風附影，交口而譽之……稱吳門二大家”，吳騫在《拜經樓詩話》卷四中則謂徐媛“所著《絡緯吟》盛稱于時”，“以綺麗勝”。可以說，自然環境的陶冶，加上家學的沾濡，提供了孕育這一代才人的優越條件和重要因素。
文學有其時代性、地域性，在一個特定時代中、特定地域內，往往形成一個有時代和地域印記的作家群體。明末清初，江南文風極盛，婦女文學也隨之興起，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群，而姑蘇一帶隱然為此作家群的中心。在蘇州，與上述徐媛大致同時、更為吳人所艷稱者推沈宜修(字宛君)。其家極一門之盛，除三女——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外，與之有親屬關系者尚有李玉照、沈憲英、沈華鬘、沈智瑤、張倩倩……多人，俱工文學，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述：“宛君與三女相與題花賦草，鏤月裁云。中庭之詠，不遜謝家；嬌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棄組妊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濱，閨房之秀代興，彤管之詒交作矣。”作為南宋以來惟一能與李清照一爭高下的女性詞人，徐燦正是在這一婦女文學勃起又是詞的中興時代、在這一得天獨厚的地域文化氛圍中脫穎而出的。加以她后來所經歷、感受的易代之悲、身世之痛，其部分作品就更具有特別值得稱道的、男性詞人也少有的深沉的滄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嘆之音。
二
陳之遴為海寧人，其家在海寧稱望族。朱爾邁在《搏桑閣集·李夫人竹笑軒續集序》中云：“吾邑僻處海濱，文章甲第相望，不名一家。自數十年來，推最盛者：日陳氏，日葛氏。”“陳氏”，即指陳之遴家。陳元龍所撰《家傳》稱，徐燦“既結縭，事舅中丞公、姑吳夫人至孝”。這說明她曾在陳家與之遴的父母共同生活地一段時期，但其詩詞中無在海寧生活的記述。查之遴詩集中有《西湖雜詩》三十二首；從第一首開端“家住西湖濱，長戲西湖里”兩句看，似其家曾卜居杭州西湖畔。而徐燦的詩詞中也時有詠西湖之作，特別其晚年所作回顧一生經歷的《秋感八首》中有一首排在憶蘇州詩后的專寫杭州的詩，可能她嫁至陳家后，曾在杭州居住。
陳之遴在明末清初為知名詩人。鄧漢儀《詩觀三集》稱“其詩雄渾清壯”；徐世昌《晚晴穆詩匯·詩話》贊其“七律才情飆舉，實過梅村”；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也謂其“詩格頗似吳偉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評“其詩才藻有馀，而不出前、后七子之格”。其詩集名《浮云集》，重校本增入詩馀一卷。徐燦的《拙政園詩馀》為之遴手自編次，并為作序；序中云：“湘蘋愛余詩愈于長短句，余愛湘蘋長短句愈于詩，豈非各工其所好耶?”這是之遴對自己與徐燦詩、詞的高下所作的一個公允的比較和評價。正由于他們在文學上氣味相投，在這一點上互相吸引，彼此尊重，成為夫妻感情的基礎。在兩人的詩、詞中時見唱和之作。從徐燦為陳之遴所作的一些詩、詞中，可見他們共同生活時的歡愉之情及暫相分別的相思之苦。雖然她在明亡后深懷故國之思、滄桑之感，對之遴后來仕清一事，心存憾悔，時有微詞，在政治感情上出現分歧，而在夫妻感情上，無論境遇的順逆、無論是在安樂中還是在患難中，兩情是始終不渝的。
據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追述，他自“丁丑通籍后”，與徐燦“僑居都城西隅。書室數楹頗軒敞，前有古槐，垂陰如車蓋。后庭廣數十步，中作小亭。亭前合歡樹一株，青翠扶蘇，葉葉相對，夜則交斂，侵晨乃舒，夏月吐花如朱絲”。在此如詩似畫的居住環境中，夫妻“觴詠”于那株成為他們感情象征和見證的合歡樹下，“閑登亭右小丘，望西山云物朝夕殊態”。之遴還在一首題為《和湘蘋舊邸感賦》的《風流子》下片回憶當時的生活云：
當年為歡處，有多少、瑤華玉蕊迎眸。日夕題云詠雪，不信人愁。正密種海棠，偏教滿砌，疏栽楊柳，略許遮樓。只道多情明月，長照芳洲。
徐燦《風流子》原作的上片及其《唐多令·感舊》詞中“記合歡樹底逡巡，曾折紅絲圍寶髻，攜嬌女，坐斜曛”諸語，也是回憶當時生活的。這是一段詩情與愛情交織而成的歲月。
但這段生活的時間并不長。此時，在內憂外患交迫下，明室已經搖搖欲墜。作為一位敏感的詞人，徐燦已心懷隱憂，預感到他們的生活將隨大局的變化而變化，在一首《水龍吟·次素庵韻感舊》詞中追述她在“合歡花下留連”時，已曾向陳之遴說：“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這一預言果然不幸而言中。不久，他們就離開北京南下了。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追述他們在北京西城寓所中的生活時有“再歷寒暑”之語；徐燦詩集中有《出都留別合歡花》及《代合歡感別》兩詩，后一首詩則有“依依三載荷殷勤，露滴風吹每見珍”諸語。從這些記述，可知他們在這座寓居中實足住滿了兩年，而跨越了三載，時間約為明崇禎十年到十二年(1637-1639年)。其離京的原因，陳之遴在序中只說“尋以世難去國”；《明史·顏繼祖傳》則謂：之遴父祖苞在巡撫順天的次年，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坐失事系獄，飲鴆卒。帝怒祖苞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永不敘”；阮元《兩浙輶軒錄》也引查羲《選佛詩傳》云：祖苞“因邊疆失事，瘐死詔獄”，之遴“以其喪歸”。徐燦的《拙政園詩集》，直到清仁宗嘉慶七年(1802年)由陳之遴六世從孫敬璋將所藏家傳鈔本出示吳騫，才得以刻印行世。《詩集》是按體編排的，但每一體中的詩作看來仍大致按寫作時間先后排列。前引《出都留別合歡花》及《代合歡感別》兩首七絕后有一首題作《到家》的七絕：
朱欄曲曲隱妝樓，到日重牽別日愁。羞向海棠悲老大，不禁紅淚對花流。
可能就是她這次隨之遴南歸后所寫。
就在他們南歸的幾年內，時局進一步急轉直下。陳之遴有首題作《金陵舊宮》的五言排律，詩題下注云：“壬午歲作。”壬午歲為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大概就在陳這次赴南京時，徐燦寫了一首《送素庵之白下》的五古，中有“斯行雖不遐，世故紛難任；天地異今昔，陵谷移崇深；旌旆彌天翻，長戟森如林”諸語，正是當時局勢的寫照。到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軍攻入北京，思宗自縊；四月，清兵乘機入關，北京又為清兵侵占。次年，清兵大舉南下，江南一帶慘遭蹂躪。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曾感嘆云： “毋論海濱故第化為荒煙斷草，諸所游歷，皆滄桑不可問矣。”其所云“海濱故第”，當指其在海寧的老家而言。在這期間，徐燦在蘇州的故居也非往日舊觀。其《滿江紅·有感》詞云：“亂后家山，意中愁緒真難說”；另一首《滿江紅·示四妹》詞中，則有“采蓮沼，香坡咽；斗草徑，芳塵絕；痛煙蕪何處，舊家華閱”諸語；從這些描寫，具見明、清易代之際，江南干戈滿地之時，陳、徐兩人家鄉殘破的狀況。朱爾邁《李夫人竹笑軒續集序》在比較李、徐的遭遇異同時云：“逮滄桑后，流離患難，匿影荒村，或寄身他縣。其詩益凄楚不堪讀，蓋憂從中來，不可復止。此兩夫人之所同也。”看來，在此期間內，徐燦與陳之遴還曾有一段艱難困苦的避難經歷。
這一滄桑巨變為徐燦的作品注入身家之恨、國族之痛，其詞遂多悲咽跌宕之音。如其《青玉案·吊古》云：
傷心誤到蕪城路。攜血淚，無揮處。半月模糊霜幾樹。紫蕭低遠，翠翹明滅，隱隱羊車度。 鯨波碧浸橫江鎖。故壘蕭蕭蘆獲浦。煙水不知人事錯。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蓮花步。
倪一擎《續名嬡詞話》評此詞“跌宕沉雄”，“非繡箔中人語”。此詞，題作《吊古》，實為傷今。詞的首句說明為過揚州作，次句“血淚”云云暗指清兵攻破揚州、屠城十日，及史可法壯烈殉國事。徐燦另有一組《舟行有感》詩，其第三首有“嗚咽邗溝水，汀回晚系舟”，“蕪墟腥未歇，杵血滿寒流”諸句，可與詞參讀。詞的下片則傷悼曇花一現的南明的覆滅。又其《少年游·有感》詞云：
衰楊霜遍灞陵橋。何物似前朝?夜來明月，依然相照，還認楚宮腰。 金尊半拚琵琶恨，舊譜為誰調?翡翠樓前，胭脂井畔，魂與落花飄。
此詞也是一首抒發亡國之悲的篇什。陳維崧在《婦人集》中稱其首兩句“纏綿辛苦”；陳廷焯則選此詞入《詞則·大雅集》中，評為“感慨蒼涼”。
明亡于清，南宋亡于元，都亡于少數民族的入侵。元軍攻破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后，曾擄后妃北去；當時為宮中昭儀的王清惠于北去途中寫了一首《滿江紅》詞，一時廣為傳播，一些抗元志士如文天祥、鄧剡等都有和詞，而徐燦在明亡后也寫有一首《滿江紅·和王昭儀韻》如下：
一種姚黃，禁雨后、香寒口(原宇缺)色。誰信是、露珠泡影，暫凝瑤闕?雙淚不知笳鼓夢，幾番流到君王側。嘆狂風，一霎剪鴛鴦，驚魂歇。 身自在，心先滅。也曾向，天公說。看南枝杜宇，只啼清血。世事不須論覆雨，閑身且共今宵月。便姬娥、也有片時愁，圓還缺。
和王清惠詞這件事本身已說明了詞人的意向和感情，顯然是借南宋的滅亡和王清惠的遭遇來寄寓自身的易代之哀、流離之痛。上片詞似影射其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已成“露珠泡影”，笳鼓聲中，狂風起處，鴛鴦好夢已被驚破。下片詞中“身自在，心先滅”及“看南枝杜宇，只啼清血”諸語所表達的哀痛，其分量是十分沉重的，而最后幾句則以無可奈何的心情故作淡漠之語。
徐燦還有一首表達其興亡之感的名作：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簾宛轉為誰垂？金衣飛上櫻桃樹。 故國茫茫。扁舟何許？夕陽一片江流去。碧云猶疊舊山河，月痕休到深深處。(《踏莎行·初春》)
此詞與前面所舉《青玉案·吊古》諸作，似均寫于朱爾邁所云“逮滄桑后，流離患難，匿影荒村，或寄身他縣”期間。詞以《初春》為題，起調“芳草才芽，梨花未雨”兩句，寫的正是初春景象，下面“春魂已作天涯絮”一句，卻分明是晚春之事。前者乃客觀描述，后者當屬主觀感受；而此一詞境的轉換，則是王國維《人間詞話》所云，詞人“以我觀物”，使物“著我之色彩”，從而出現了主觀與客觀的背離和差異。此時，外界的季節雖是初春，而在經歷了國亡家破巨大變故的徐燦心目中，一片春魂已化為晚春飛絮之飄蕩無主了。就人事而言，“天涯絮”這一意象，固可令人生發多重聯想，它既可像喻弘光朝覆滅當年唐王朱聿鍵、魯王朱以海等先后在福州、紹興等地建立的流亡政權，也可像喻當時詞人避難他鄉的流離生涯。徐燦另在一首《永遇樂·舟中感舊》詞中也有“人生飛絮”之語，這是她在明亡后不時流露的一種交織著身世感與亡國恨的飄蕩無主的心態。此詞過片“故國茫茫，扁舟何許”兩句，就是進一步抒寫與此心態相伴隨的“國亡家破欲何之”的迷惘與悲慨。而拙政園詞之多悲咽跌宕的唱嘆之音，正因似此深厚而沉痛的詞情之積于中而發于外。再從此詞下片后三句，并聯系上片第三句看，還可見拙政園詞在抒發此類詞情時，往往多出以比興托喻之語，多運用化情為景、移情于物的表達方式， 以顯示詞的含蘊空靈的特美。其緊承“故國”兩句的“夕陽”一句，就是把那國破家亡、容身無地的迷惘悲慨之情融入眼前的江上之景。這一句，境界壯美，托意無窮；其隨江流而去的，豈止一片蒼茫的夕陽，也是一頁沉重的歷史，其中有個人悲歡在，也有國家興亡在。結拍“碧云”兩句，則以詞人之眼觀物，以詞人之心感物，既怨碧云之不知人事已非，猶重重疊疊籠罩在1日日山河之上，又深愿月痕有情，休運行到碧云深處去照臨那忍垢蒙羞的山河。前舉《青玉案》詞中的“煙水”句、《少年游》詞中的“明月”句以及下文將介述的《永遇樂》詞中的“西山”句，等等，在運思和寫法方面，也都與此“碧云”兩句相似。譚獻在《篋中詞》卷五中評此詞云：“興亡之感，相國愧之。”后句指陳之遴在清兵侵占江南后不久即降清一事而言。此詞或寫于陳已降清后。詞的前、后兩結：“金衣飛上櫻桃樹”句，似含對陳另棲別枝的諷諭； “月痕休到深深處”句，似為對陳重去北京的勸阻。拙政園詩詞中，對陳之仕清是時有微辭的。
三
陳之遴的出處問題，始終使徐燦在感情和生活上深深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徐燦《拙政園詩集》七言律體中有一首《答素庵西湖有寄》，編排在《甲申七月有懷亡兒婦》詩前，應寫于崇禎末年，還是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自稱“以世難去國，絕意仕進”之時。詩是勸陳莫再作出山之想，中有“從此果醒麟閣夢，便應同老鹿門山”， “寄語湖云歸岫好，莫矜霖雨出人間”諸語。但陳并非真能“絕意仕進”之人，后來竟于清順治二年(1645年)降清，出仕新朝。如果聯系前文所述陳父祖苞在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 自殺于獄中、他也無辜受到連累這件事而論，其降清或有如《李陵答蘇武書》中所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的復雜心理，而對心懷故國、又與陳伉儷情深的徐燦來說，其心理是更復雜的。
但是，生活在當時的社會、當時的家庭中，徐燦于陳在清廷任職后不久，也不能不攜子女去北京與之團聚。《拙政園詩馀》中有一首題作《將至京寄素庵》的《滿江紅》詞，看來就是此行途中所寫。詞的上片云：
柳岸欹斜，帆影外、東風偏惡。人未起、旅愁先到，曉寒時作。滿眼河山牽舊恨，茫茫何處藏舟壑?記玉簫、金管振中流，今非昨。
在夫妻即將重逢之際，本應滿懷欣喜，如陳之遴的《西江月·湘蘋將至》詞所寫：“夢里君來千遍，這回真個君來。羊腸虎吻幾驚猜。且喜馀生猶在。 舊卷燈前同展，新詞花底爭裁。同心長結莫輕開。從此愿為羅帶。”而徐燦的感情卻與此迥然異趣。她只感到東風惡，旅愁重，河山牽恨，今已非昨，其“茫茫何處藏舟壑”句與前《踏莎行·初春》詞中“故國茫茫，扁舟何許”兩句相似，所表達的也是國亡家破、容身無地之感。
《拙政園詩馀》中還有一首《永遇樂·舟中感舊》詞，似也寫于這次旅途中。全詞如下：
無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別。前度劉郎，重來江令，往事何堪說。逝水殘陽，龍歸劍杳，多少英雄淚血。千古恨、河山如許，豪華一瞬拋撇。 白玉樓前，黃金臺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楊，而今金盡，銥李還消歇。世事流云，人生飛絮，都付斷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慘黛，如共人凄切。
此作萬端感慨，無限凄愴，正如譚獻在《篋中詞》卷五中所評：“外似悲壯，中實悲咽，欲言末言。”徐燦此次北上，距崇禎年間的北京之行約已十年，故地重臨，撫今思昔，其所牽動的舊恨新愁是紛至沓來、匪言可罄的。詞的起調三句，寄情于景，慨嘆別來桃花無恙，燕子依然，景猶是景，物猶是物，處處都勾起回憶和思量。接著，以“前度”兩句由寫景轉入寫人事。“前度劉郎”句與起句“無恙桃花”緊相綰合，化用劉禹錫詩“玄都觀里桃千樹”及“前度劉郎今又來”句意，感嘆人事已改，今已非昔。“重來江令”句與“依然燕子”句暗相鉤連，分別用劉禹錫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及“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句意，借南朝興廢的歷史寄寓對明室傾覆的哀悼。作為一首感舊詞，這里用劉禹錫及江總典，以見人是“前度”，地是“重來”，而其所感之“舊”，既是個人的悲歡，也是國家的興亡。下面“往事何堪說”一句中的“往事”，正是這身世之感與亡國之痛交織在一起的往事。上片詞的后半則進一步表達對明亡的悲恨。“逝水殘陽”一句，以景寓情，其意境與前《踏莎行》詞“夕陽一片江流去”句相似。“龍歸劍杳”句，用張華、雷煥因斗牛間常有紫氣，于豐城掘得雙劍，兩人卒后，雙劍合歸延平津，化為雙龍蟠縈水中的傳說，是以神劍之化去像喻非凡人物之已離人間，連下“多少英雄淚血”句，則是對易代之際無數志業未酬、以身殉國的抗清英烈深致哀悼。歇拍“千古恨、河山如許，豪華一瞬拋撇”兩句，與前《滿江紅》詞中“滿眼河山牽舊恨”句相似，明白點出；其恨是河山今已變色的千古之恨。“豪華”云云，暗用薩都剌《滿江紅·金陵懷古》詞中“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句意，以“一瞬”兩字慨嘆從北京城破、思宗自縊到南京陷落、南明傾覆，在時間上竟如此迅速。詞的下片更擴展詞筆來寫此亡國之恨。換頭三句中的“白玉樓前，黃金臺畔”，用天帝成白玉樓，召李賀為記及燕昭王筑臺，置千金其上延攬賢士的傳說， “夜夜只留明月”句則化實為虛，以樓前臺畔、明月空照的凄涼之景暗示易代后人才之凋零殆盡。后面“休笑”三句，則以富有喻示性的垂楊金盡、秋李消歇的意象，慨嘆戰亂之馀，一切掃地以盡；這也就是宋亡于元之際，徐君寶妻在一首《滿庭芳》詞中所痛惜的“典章文物，掃地都休”。這種種恨事實無可消除，因而在詞的將近終篇處歸結為“世事”三句， 以“流云”來比喻世事之變幻無常，以“飛絮”來比喻人生之漂泊無定，而此由世事變幻帶來的國族之痛、由此人生漂泊帶來的身家之恨，則只有付諸哀猿的啼聲之中。最后“西山”兩句，融我于物，以景結情。句中的“西山”，看來就是前引陳之遴《拙政園詩馀序》所記，其夫妻在崇禎年間寓居北京城西隅時常望見的“云物朝夕殊態”的西山。而今，舟行將抵北京，重來的詞人又遙遙望見了這成為個人悲歡、歷史興亡見證者的一帶群山，只覺山亦有情，似也經受不了這么沉重的人間苦痛而“愁容滲黛”，“共人凄切”。陳廷焯選此作入《詞則·放歌集》，稱其“全章精煉。運用成典，有唱嘆之神，無堆垛之跡”。蓋從此作，固可見拙政園詞之善于以景載情，善于以空靈的意象運化厚重的詞思。其富有“唱嘆之神”者在此，其展現詞之特美者亦在此。
徐燦抵達北京后，還寫了一首可視為上面這首《永遇樂·舟中感舊》詞續篇的《風流子·同素庵感舊》詞：
只如昨日事，回頭想、早巳十經秋。向洗墨池邊，裝成書屋，蠻箋象管，別樣風流。殘紅院、幾番春欲去，卻為個人留。宿雨低花，輕風側蝶，水晶簾卷，恰好梳頭。 西山依然在，知何意、憑欄怕舉雙眸。便把紅萱釀酒，只動人愁。謝前度桃花，休開碧沼，舊時燕子，莫過朱樓。悔煞雙飛新翼，誤到瀛洲。
從此詞下片所表達的重來之悲、今昔之感以及所寫景物、所用詞語如“桃花”、“燕子”、“西山”、“前度”看，它與《永遇樂》詞分明是前后連屬、彼此呼應的。此詞上、下片的感情色彩形成強烈的對比。上片詞回想往事， 即前述徐燦夫妻于明崇禎十至十二年(1637-1639年)在北京過的那一段如詩似畫的生活。這段生活在記憶中還“只如昨日事”，而“早巳十經秋”了。如果從崇禎十年下推十載，則徐燦此次重返北京之年大約為清順治三年(1646年)或清順治四年(1647年)，即陳之遴降清的一或兩年后。這十年是飽經憂患、歷盡滄桑的十年，其崇禎年間所居舊宅已毀，如《拙政園詩馀序》所述： “曩西城書室亭榭，蒼然平楚，合歡樹已供芻蕘。”此詞上片，除起調兩句外，從“向洗墨池邊”起的十句詞所寫，其實已成一場春夢，而“回頭想”來，情景仍歷歷在目，如此美好，是此生難以忘懷的。下片詞則從舊夢回到現實，從當年回到當前，而詞情也為之一變。前面《永遇樂》詞的結拍已寫到那十年前朝夕望見的西山而感慨系之；此詞換頭“西山依然在，知何意、憑欄怕舉雙眸”兩句又寫到了它。十年一瞬，山猶此山。其所以從欣賞其“云物朝夕殊態”，變為只覺其“愁容慘黛”，進而“怕舉雙眸”，只因它所引發的是“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的易代之悲。而人間已改，誰知此意?知我意者也惟有西山而已。下面“便把紅萱釀酒，只動人愁”兩句，以翻進一層的寫法表達其難以排解的痛苦。萱是忘憂之草，酒是解憂之物；這里卻說即令用萱草釀酒，不但不能忘憂、解憂，反而只會牽動憂愁，足見其愁之重、憂之深。緊承此兩句的“謝前度桃花”四句，則與前《永遇樂》詞開端“無恙桃花”六句意脈相通，是其詞意的延續和深化。在徐燦心目中，這桃花是劉禹錫玄都觀詩中的“前度”之花，這燕子是劉禹錫烏衣巷詩中的“舊時”之燕，只會引起人的重來之恨、故國之思。其所表達的愿那有“前度”印記的花“休開碧沼”、愿那有“舊時’’標志的燕“莫過朱樓”的心情，是極其沉痛的。結拍“悔煞雙飛新翼，誤到瀛洲”兩句，則道出了徐燦的終身憾恨。
似此憾恨之情也表露在徐燦重到北京后所寫的另一些篇什中，如其《唐多令·感懷》詞云：
玉笛送清秋。紅蕉露未收。晚香殘、莫倚高樓。寒月羈人同是客，偏伴我，住幽州。 小院入邊愁。金戈滿舊游。問五湖、那有扁舟?夢里江聲和淚咽，何不向，故園流？
此詞也似為徐燦抵北京不久所作，時南方各地，戰火未熄，故有“小院入邊愁，金戈滿舊游”之語。“問五湖、那有扁舟”句，則可與前舉《答素庵西湖有寄》詩中“寄語湖云歸岫好”及《踏莎行·初春》詞中“故國茫茫，扁舟何許”諸句合參，明亡后，徐燦在詩詞中固常表露希望與陳之遴偕隱江湖的心愿。又其《滿江紅·聞雁》詞云：
既是隨陽，何不向、東吳西越?也只在、黃塵燕市，共人凄切。幾字吹殘風雨夜，一聲叫落關山月。正瑤琴、彈到望江南，冰弦歇。 悲還喜，工還拙?廿載事，心間疊。卻從頭喚起，滿前羅列。鳳沼魚磯何處是？荷衣玉佩憑誰決？且徐飛、莫便沒高云，明春別。
詞中所云堆疊于心間的“廿載事”， 當指徐燦與陳之遴成婚以來的悲歡離合之事。前文推測徐、陳結縭在崇禎初年，如從崇禎元年下推廿載，則此詞大約寫于清顱治五年(1648年)前后。上片“何不向、東吳西越”句及下片“鳳沼魚磯何處是，荷衣玉佩憑誰決”兩句實為針對陳之遴的出處而發的問語。結拍“且徐飛、莫便沒高云”句更是在陳之遴方青云直上之際及時提出的語婉心長的規勸；這一句與前《風流子》詞中“悔煞雙飛新翼，誤到瀛洲”兩句，托喻相似，詞意相同，其不愿陳出仕新朝的心情固常常表露于詞語之中。
晚清一代詞宗朱孝臧有題清代名家詞集的《望江南》二十四首，其最后一首寫徐燦云：“雙飛翼，悔煞到瀛洲。詞是易安人道韞，可堪傷逝又工愁。腸斷塞垣秋。”詞的開頭兩句用徐燦《風流子》詞的結拍兩句，正因從這兩句最能看到她在陳之遴仕清后的傷心懷抱。這是其詞心中痛苦的情結，也是其品性中可貴的情操。朱詞末句“腸斷塞垣秋”，指她隨陳長期流放在塞外而言，但這是清順治十五年(1648年)后—的事。她寫《風流子》詞、表露其“悔煞到瀛洲”的心情時，正是陳在清廷的官職連連擢升、成為新貴之時。其悔，絕非因隨陳流放、“腸斷塞垣”而悔，而是為與陳同享不應享的富貴而悔。此其詞心之難及處，也是其品性之難及處。
四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陳之遴以弘文院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在仕途上登至頂峰，但宦海多風波，到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卻因被劾“植黨營私”、“市權豪縱”，“下吏部嚴議，命以原官發盛京(今遼寧沈陽)居住”。徐燦隨行。遺憾的是：她的《拙政園詩馀》，由陳之遴編次于清順洽七年(1650年)， 由其子堅永、容永、奮永、堪永付梓于清順治十年(1653年)，本名《拙政園詩馀初集》，但未續出二集，以后雖有所作，今已散佚；因此，她此次隨陳去盛京的情況以及她此后的境遇和心情，已不能從她的詞作而只能從她的詩作中鉤稽出最值得重視的自我表述了。
陳之遴這次并未一敗涂地，在盛京住了不到一年。同年冬，清廷“復命回京入旗”。對此行，陳有《發京師》、《齊化門》、《通州》……《遼河》、《至盛京》五律三十首，記其前往盛京的沿途所經、所感：又有《初發盛京》、 《渡遼河》……《白河》、 《通州》、《至京師》七律三十首，記其回程的所經、所感。徐燦則只在回京途中寫了一首《玉田縣》詩，在詩題下記云： “丙申季冬，隨素庵奉召西還，道出玉田，賦此。”詩中有“風沙滿鬢人非昨，道路經時歲已闌：差喜長安今咫尺，歸來恰及五辛盤”幾句，表露其悲喜交集之情。
到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陳之遴又因交結、賄賂內監罪，“鞠實論斬，命奪官，籍其家，流徙尚陽堡(今遼寧開原東)”。這次與前兩年“以原官發盛京居住”不同，據吳偉業《亡女權厝志》記，陳的“家人咸被系”， “全家徙遼左，用流人法”。吳偉業曾寫《贈遼左故人八首》，其第二首中“短轅一哭暮云低，雪窖冰天路慘凄”兩句，寫陳出發時的慘狀， “百口總行君莫嘆，免教少婦憶遼西”兩句，則以表面慰藉之語更深一層地揭示了這一全家遣戊的悲劇；第七首為陳母而作，有“生兒真悔作公卿”句，既慨嘆宦海風波之險惡，也進一步寫出了這一悲劇之慘絕人寰。作為一位工愁善感的詞人，徐燦身歷如此巨大的家庭變故，受到如此沉重的精神打擊，其此后的生活和心情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吳騫在《重刻拙政園詩集題詞》中稱其“身際艱虞，流離瑣尾，絕不作怨誹語”。其實，此時她是流人身分，在寫作時，措辭不能不倍加謹慎，即令有“怨誹語”，也決不能示人。而且，她主要是詞人，用詞這一文學體式來表達怨情更能曲折盡意；但許三禮《海寧縣志》中提到《拙政園詩馀》時，謂自陳之遴死后，她“雖吟詠間作，絕不以一字落人間矣”。她在塞外所作之詩留了下來，其在塞外所寫之詞竟“不以一字落人間”，這里必有不便“落人間”的苦衷，這是極為可惜的。
《清史稿》雖有《陳之遴妻徐傳》，敘述十分簡略，對其出塞事，只云：“之遴得罪再遣戍，徐從出塞。之遴死戍所，諸子亦皆沒。清康熙十年(1671年)，圣祖東巡。徐跪道旁自陳。上問：‘寧有冤乎?’徐日： ‘先臣惟知思過， 豈敢言冤。伏惟圣上覆載之仁，許先臣歸骨。’上即命還葬。”陳元龍所撰《家傳》則稱：“當時同被謫者，例不得還，即家屬叩閽悉不準。準者，惟徐夫人一疏。”從這些記述以及徐燦的措辭之苦，可見清初對流人之嚴酷與徐燦處境之可悲。其卒能扶柩南歸，真可說是“生還偶然遂”了。
陳之遴的《浮云集》，是他在戍所手自編定的。其《自序》所署年月為“康熙丙午仲春”，丙午歲為清康熙五年(1666年)。阮元《兩浙輶軒錄》稱陳之遴“康熙丙午卒于謫所，后五年之遴妻徐燦疏請歸骨，許之”，可知陳于編成《浮云集》的當年即去世；許三禮《海寧縣志》稱徐燦“謫居奉天(今遼寧沈陽)七載而嫠”；陳元龍所撰《家傳》則稱徐燦“從素公謫居塞外十二年”。這些記載的年數是彼此吻合的。從康熙五年(1666年)上推七年，從康熙十年(1671年)上推十二年，正是徐燦抵達戍所之年，即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對于徐燦，這是一段漫長而悲慘的歲月。人在絕望的境地中，總以希望、幻想來自我安慰、自我欺騙。徐燦在塞外所作的詩篇中也常抱隨時會被召還的希望和幻想，例如：她在抵達戍所的當年除夕所寫《己亥除夜》詩及次日元旦所寫的《庚子元日》詩中分別有“陽和忽轉條風暖，好送雕輪鳳闕旁”及“金雞為報歸期早，柳色依依引客程”諸語：此兩詩后的《懷德容張夫人》兩首之二中也有“屈指明年容色早，紫泥應下玉關東”之語；直到清康熙五年(1666年)，在一首《丙午元旦》詩中仍有“歸計年年切，今年定得歸”，“鳳城芳樹下，猶及著羅衣”諸句。或許徐燦也沒有想到，一直要等到陳之遴已卒，諸子皆沒，以流人身分在荒寒的塞外生活了十二個年頭后，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扶柩以還。此十二年中，她已歷盡了人間的苦難，嘗夠了人生的辛酸。
從徐燦的另一些詩作，還可以看出，鄉思、歸夢始終在折磨她。她失去了現在，看不到未來，就只有以回憶過去來填補空虛的歲月；她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歡樂，就只能從夢幻世界中求得補償。在她出塞后所寫詩作中，隨處可見“那知羈客愁千縷， 日夜鄉心逐去鴻”，“碧闌干外花千樹，可念羈人別后愁”，“一寸愁心供永夜，幸多歸夢嶺梅邊”，“笳鼓不須驚客夢，且容殘夢到江干”，“如葉輕帆清夢里，分明歸路向吳江”，“客心今夜永，清夢欲何如”，“惟有春宵夢，重尋或不難”……這類寫鄉思、歸夢的句子。如前所述，入清后，徐燦重到北京居住時，身在燕市，心在江南，但出塞后卻有一些把北京當作第二故鄉來回憶的詩句，如：“龍沙日夜飛霜急，回首燕臺菊未黃”，“鴻聲幾度催歸夢，菊老燕臺酒半溫”，“遙想鳳城今夜里，清輝依舊到朱樓”等。這種心理，略似劉皂《旅次朔方》詩所云： “客舍并州數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干水，卻望并并似故鄉。”當然，徐燦的境遇更為凄苦，其感情也更復雜。
徐燦曾以七律體寫了《秋日漫興》八首及《秋感八首》，顯然為步武杜甫《秋興八首》之作。其《秋感八首》回顧一生遭際，概括了她所度過的人間歲月，也概括了她所身歷的歷史滄桑。從最后一首中“遼海三看雁往來”句，可知寫這組詩時，她出塞已三年。其寫法與杜甫《秋興八首》基本相似，由此時此地寫到異時異地，從而展開了一幅生活圖卷、歷史圖卷。全組詩以“弦上曾聞《出塞》歌，征輪誰意此生過”兩句發端。前兩首敘寫在塞外的生活和心情；第三首憶念崇禎年間在北京寓所中所過的那段歲月，詩中“鳳池文史尚從容”及“妝罷開簾見曉峰”諸句，可與陳之遴《拙政園詩馀序》中“時史席多暇”及“望西山云物”諸語相印證；第四首追述北京城破事，以“龍歸鳳去須臾事，紫禁沉沉漏未殘”等句哀悼明思宗之自縊；第五首寫在南京曇花一現的弘光朝，以“金蓮香動佳人步，《玉樹》花生狎客箋”諷刺弘光帝及一批朝臣的荒淫腐朽，以“石頭城下寒江水，嗚咽東流自歲年”的結語抒發詩人的感慨；第六、第七首則分別回憶她一生中魂牽夢縈的早年在蘇州、杭州的生活；第八首與第一、二兩首，首尾呼應，仍回到眼前的現實。這組詩是她的精心之作，可視作她一生的總結。
在清康熙五年(1666年)陳之遴死前，徐燦與他煢煢相守，還不時聊以詩篇共同抒寫愁懷，消磨歲月。對照兩人詩集，有不少同題之作。陳既死，“諸子亦皆沒”，她的生活之孤獨痛苦，實令人難以想像，看來她已萬念俱灰，連作詩的心情也沒有了。在《拙政園詩集》中，似無清康熙五年(1666年)后她在塞外所作的詩篇。在《詩集》卷尾則有兩首似為她暮年南歸后所寫的題作《感舊》的七絕：
人到清和輾轉愁，此心惻惻似涼秋。階前芳草依然綠，羞向玫瑰說舊游。
丁香花發舊年枝，顆顆含情血淚垂。萬種傷心君不見，強依弱女一棲遲。
詩寫得極為沉痛。第二首中的“君”，當指陳之遴。這可能就是她最后的作品了。《清史稿》本傳稱其“晚學佛，更號紫管”，陳元龍所撰《家傳》也稱其“晚益皈依佛法”。她希冀以此求得情感的解脫，這是她當時所可能找到的惟一的心靈歸宿。但從上面兩首詩看，其情感上的苦病是終身難以解脫的，其心靈上的創傷是終身難以愈合的。
五
前人論徐燦詞，每以之與李清照并稱，如前引朱孝臧《望江南》詞稱其“詞似易安”，陳維崧則稱其詞“姒蓄清照”。周銘在《林下詞選》中贊其詞“得北宋風格，絕去纖佻之習。其冠冕處，即李易安亦當避席”。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卷五中謂“閨秀工為詞者，前則李易安，后則徐湘蕷”；又在《詞則·放歌集》卷六中評其《永遇樂·舟中感舊》詞時，推為“可與李易安并峙千古”，在《詞則·閑情集》卷六中評其《水龍吟·春閨》詞云：“神味淵永，固自不讓李易安。”
南宋以來，徐燦實為惟一可與李清照抗衡的女詞人，而如果全面比照兩人的詞作，則各有獨到之處。李清照的一些名作固非徐燦所能及，徐燦的一些感慨跌宕之作也非李清照所能做到。徐燦的詞，一是立意較高，二是取徑較寬。據陳之遴《拙政園詩馀序》云，其“所愛玩者，南唐則后主，宋則永叔、子瞻、少游、易安，明則元美。若大晟樂正輩，以為靡靡無足取”。這可以看做她的詞學主張。由于立意高、取徑寬，其詞作的視野較廣、容量較大。通觀《拙政園詩馀》，其反映的生活面、感情面，遠較《漱玉詞》所反映的為開闊。 《拙政園詩馀》中，如前文所舉《青玉案·吊古》、《少年游·有感》、《踏莎行·初春》、《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永遇樂·舟中感舊》、《唐多令·感懷》、《滿江紅·聞雁》諸作，在《漱玉詞》中是看不到的。
王士稹在《花草蒙拾》中云：“婉約以易安為宗。”蓋詞至《花間》始成熟、定型；而《花間》詞，就其寫作要求而言，不過“用資羽蓋之歡”， “用助嬌嬈之態”，主要乃綺宴伎席上應歌之作，普遍具有女性色彩，遂為此一文學體式在其源頭處注入了一種以婉約為本色的女性美。通觀《漱玉詞》，李清照的作品固主要用女性的語言，表女性的情思，以富有女性色彩為其詞的美學特征；也可以說，她繼承和發展的是《花間》一脈的傳統，沒有越出以婉約為本色的圈子，故其《詞論》嘗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的蘇軾詞為“句讀不葺之詩”。而徐燦的部分作品，則越出了詞以婉約為本色、以女性色彩為美學特征的傳統，使其具有與李清照詞頗不相同的風貌，也使一些男性本位主義的詞評家大為驚奇，如：倪一擎在《續名媛詞話》中謂其《青玉案·吊古》詞“非繡箔中人語”，陳廷焯在《詞則》中評其《永遇樂·舟中感舊》詞時驚嘆“不謂婦人有此杰筆”，又贊其《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詞云：“有筆力，有感慨，偏出自婦人手，奇矣。”
這是論述徐燦詞時首先應看到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當然還應看到，《拙政園詩馀》中也有大量從女性視角、寫女性心曲的由詞語到詞情都不失婉約本色的篇什。例如：
翠帳春寒，玉爐煙細，病懷如許。水晝愔愔，黃昏悄悄，金博添愁炷。薄幸楊花，多情燕子，時向瑣窗細語。怨東風、一夕無端，狼藉幾番紅雨。 曲曲闌干，沉沉簾幕，嫩草王孫歸路。短夢飛云，冷香侵佩，別有傷心處。半暖微寒，欲晴還雨，消得許多愁否?春來也、愁隨春長，肯放春歸去？(《永遇樂·病中》)
譚獻在《篋中詞》卷五中謂“此詞殊怨”，而在怨情的表達方面，幽約宛轉，固為顯示女性色彩的怨詞。再如：
小雨做春愁，愁到眉邊住。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來何處? 屈指算花期，轉眼花歸去。也擬花前學惜春，春去花無據。(《卜算子·春愁》)
陳維崧在《婦人集》中稱其“道是”兩句“兼撮屯田、淮海諸勝”。又如：
不識秋來鏡里，個中時見啼妝。碧波清露殢紅香。蓮心羞結，多半是空房。 低閣垂楊舞罷，窺簾歸雁成行。夢魂曾到水云鄉。細風將雨，一夜冷銀塘。(《臨江仙·閨情》)
春到眉端，還怕愁無著處。問年華、替誰為主。怨香零粉，待春來憐護。被東風、霎時吹去。 目望南云，難道夢歸無據。遍天涯、亂紅如許。絲絲垂柳，帶恨舒千縷。這番又、一簾梅雨。(《風中柳·春閨》)
隔花深處聞鶯，小閣鎖愁東風驟。濃陰侵幔，飛紅堆砌，殿春時候。送晚微寒，將歸雙燕，去來迤逗。想冰柱凄鶴，寶釵分鳳，別時語、無還有。 怕聽玉壺催漏。滿珠簾、月和煙瘦。微云卷恨，春波釀淚，為誰眉皺?夢里憐香，燈前顧影，一番消受。恰無聊、問取花枝，人長悶、花愁否？(《水龍吟·春閨》)
對前兩首詞，陳廷焯在《詞則·別調集》中分別評為：“絕去纖冶之習，乃見凄絕”；“意纏綿而語沉郁，居然作手”。對后一首詞，陳在《詞則·閑情集》中既贊其“神味淵永”，又稱其“綿麗，得北宋遺意”。倪一擎《續名媛詞話》還舉徐燦《醉花陰·風雨》“殘月又模糊，空照人愁，沒個分明處”，《玉樓春·寄別四娘》“雨聲欲逐淚痕多，知道淚痕多幾許”，《憶秦娥·春歸》“殘紅少，一簾疏雨，半庭煙草”，《踏莎行·餞春》兩首之二“杜鵑啼斷夕陽枝，月明又到花深處”，《永遇樂·寄素庵》“有恨黃昏，無情玉笛，催落江梅寒月”諸句，謂其“皆清微淡婉，得北宋詞家三昧”。
不過這些顯示詞的女性美的婉約之作，若與李清照的名篇如《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鳳凰臺上憶吹簫》(香冷金猊)、《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念奴嬌》(蕭條庭院)、《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聲聲慢》(尋尋覓覓)諸詞相比，則不免遜色。兩人的作品本是互有高下、各有千秋的。
令人惋惜的是：現今傳世的《拙政園詩馀》，編成于清順治七年(1650年)，時徐燦尚在中年。《詩馀》所收詞不足百首，本為“初集”。如此“初集”付梓后特別是其出塞后所寫的詞能流傳于世，其中必多刻骨銘心、感蕩性靈之作，而竟“不以一字落人間矣”。
拙政園中一株樹，流鶯飛上無朝暮。艷質全欺茂苑花，低枝半礙長洲路。路人指點說山茶，瀲滟交枝映晚霞。此日卻供游予折，當年曾屬相公家。……月底騎奴長戟衛，花時丞相小車采。小車長戟春城度，內家復道工詞賦。賦就新詞易斷腸，銀箏鈿笛小秦王。鏡前漱玉詞三卷，篋里簪花字幾行。鳷鵲機忙春織錦，鴛鴦瓦冷夜燒香。三月雙棲青綺帳，三春雙宿郁金堂。雙棲雙宿何時已，從此花枝亦連理……興衰從古真如夢，名花轉眼增悲痛。女伎才將舞袖圍，流官已報征車動。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妝閣，學得驢鳴倚畫欄。遼陽小吏前時遇，曾說經過相公墓。已知人去不如花，那得花間尚如故。……
這首詩中所云“相公”、“丞相”，指陳之遴。據吳騫《尖陽叢筆》卷一載：“拙政園臺池林木之盛，甲于吳中。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辟之，其子以博逋償徐氏，傳子及孫，又歸于陳素庵相國”，故詩中稱“當年曾屬相公家”。詩中所云“此地多年沒縣官”及“遼陽小吏前時遇，曾說經過相公墓”諸語，則指陳之遴獲譴后，如阮葵生《茶館客話》卷八“拙政園”條所記，“盡室遷謫塞外”，“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草，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后陳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死于戍所。詩中的這些記述，大致是真實的。但“花時丞相小車來”以及“雙棲雙宿”的描寫，則只是詩人編織的綺麗遐想。其實，如吳偉業詩引中所云，陳之遴“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經譴謫遼海，此花從未寓目”；吳騫《尖陽叢筆》亦云： “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及得罪……徙遼左，終于戊所，蓋雖有此園，實未嘗一日居也。”不過，詩中所述“內家復道工詞賦”，則實有其人，指陳的繼室徐燦而言。她的詩、詞集即以“拙政園”命名。其《拙政園詩集》收古、今體詩二百四十六首，《拙政園詩馀》收詞四十六調、九十九首，傳世之詩的數量多于詞，但詞的成就高于詩。在文學史上，她主要是一位詞人。
陳維崧在《婦人集》中對徐燦極為推崇，稱其“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真，姒蓄清照”。朱淑真詞集名《斷腸詞》，李清照詞集名《漱玉詞》；上引《拙政園連理山茶歌》中“賦就新詞易斷腸”及“鏡前漱玉辭三卷”兩句，也是暗中以她與朱、李相提并論的。
一
徐燦字湘蘋，號深明，晚號紫□（“竹”頭下“言”，音yán)，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為光祿丞徐子懋的次女。據《拜經樓叢書》本《拙政園詩集》卷首所收其侄陳元龍撰寫的《家傳》云，她“幼穎悟，通書史、識大體”，為徐子懋“所鐘愛”，后嫁陳之遴為繼室。她能詩工詞，常與柴靜儀、朱柔則、林以寧、錢云儀相唱和，結蕉園詩社，稱“蕉園五子”，有推動清初婦女文學發展之功。
關于徐燦許配陳之遴為繼室事，《家傳》只稱：“素庵公原配沈夫人早世，請繼室于徐。時素庵公舉孝廉三年矣。”“孝廉”是舉人的別稱。陳考中舉人后，曾于明思宗崇禎元年戊辰(1628年)、崇禎四年辛未(1631年)、崇禎七年甲戌(1634年)先后三次應進士試，均未考中，其詩集中有《戊辰下第作》、《辛耒下第作》、《甲戌下第作》三詩可證。其高中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在明崇禎十年丁丑(1637年)。徐燦有題作“丁丑春賀素庵及第，時中丞公撫薊奏捷，先太翁舉萬歷進士亦丁丑也”的《滿庭芳》詞，必為與陳之遴成婚后所寫，則陳“請繼室于徐”的時間大致可定在崇禎初年。至于詞題中所云“中丞公”，指陳父祖苞，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治所在今北京市)。徐燦的出生年歲，今已不詳；姑定其出閣時為二十歲，從明崇禎元年(1628年)上推二十年，則其生年或在明神宗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
她與陳之遴成婚前，家住蘇州城外支硎山下的一座山莊內。其童年、青年的歡愉生活是令人神往的。在《拙政園詩馀》中，時有追憶、懷念這段生活的篇什，如分別題作“姑蘇午日，次素庵韻”及“丙戌立春，是日除夕”的兩首《滿庭芳》詞中所寫“難回想、彩絲艾虎，少小事微茫”及“當年嬌小日，屠蘇爭飲，肯讓他人；紫釵花勝子，鏡里宜春”諸句，都以深情的筆觸憶念少小時的節日樂事。在《拙政園詩集》中，追懷當年所居山莊景物及游賞勝事之作尤多，如《有感》詩所寫“少小幽棲近虎丘，春車秋棹每夷猶”。及《秋感八首》之六所寫“幾曲欄塘水亂流，幽棲曾傍百花洲；采蓮月下初回棹，插菊霜前獨倚樓”，正是其一生中難忘的美好歲月。又如《初夏懷舊》詩云：
金閶西去舊山莊，初夏濃陰覆畫堂。和露摘來朱李脆，拔云尋得紫芝香。竹屏曲轉通花徑，蓮沼斜回接柳塘。長憶擷花諸女伴，共搖紈扇小窗涼。
另一首《懷靈巖》詩云：
支硎山畔是儂家，佛剎靈巖路不賒。尚有琴臺縈蘚石，幾看寶井放桃花。留仙洞迥云長護，采藥人回月半斜。共說吳宮遺履在，夜深依約度香車。
一方面，家在多峰巖泉石之勝的支硎山畔，如此秀美的景色，足以賞心悅目，凈化性靈；另方面，其家庭又是一個文學世家，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閨集“香奩”中稱其祖姑徐媛(字小淑)“多讀書，好吟詠，與寒山陸卿子唱和，吳中士大夫望風附影，交口而譽之……稱吳門二大家”，吳騫在《拜經樓詩話》卷四中則謂徐媛“所著《絡緯吟》盛稱于時”，“以綺麗勝”。可以說，自然環境的陶冶，加上家學的沾濡，提供了孕育這一代才人的優越條件和重要因素。
文學有其時代性、地域性，在一個特定時代中、特定地域內，往往形成一個有時代和地域印記的作家群體。明末清初，江南文風極盛，婦女文學也隨之興起，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群，而姑蘇一帶隱然為此作家群的中心。在蘇州，與上述徐媛大致同時、更為吳人所艷稱者推沈宜修(字宛君)。其家極一門之盛，除三女——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外，與之有親屬關系者尚有李玉照、沈憲英、沈華鬘、沈智瑤、張倩倩……多人，俱工文學，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述：“宛君與三女相與題花賦草，鏤月裁云。中庭之詠，不遜謝家；嬌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棄組妊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濱，閨房之秀代興，彤管之詒交作矣。”作為南宋以來惟一能與李清照一爭高下的女性詞人，徐燦正是在這一婦女文學勃起又是詞的中興時代、在這一得天獨厚的地域文化氛圍中脫穎而出的。加以她后來所經歷、感受的易代之悲、身世之痛，其部分作品就更具有特別值得稱道的、男性詞人也少有的深沉的滄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嘆之音。
二
陳之遴為海寧人，其家在海寧稱望族。朱爾邁在《搏桑閣集·李夫人竹笑軒續集序》中云：“吾邑僻處海濱，文章甲第相望，不名一家。自數十年來，推最盛者：日陳氏，日葛氏。”“陳氏”，即指陳之遴家。陳元龍所撰《家傳》稱，徐燦“既結縭，事舅中丞公、姑吳夫人至孝”。這說明她曾在陳家與之遴的父母共同生活地一段時期，但其詩詞中無在海寧生活的記述。查之遴詩集中有《西湖雜詩》三十二首；從第一首開端“家住西湖濱，長戲西湖里”兩句看，似其家曾卜居杭州西湖畔。而徐燦的詩詞中也時有詠西湖之作，特別其晚年所作回顧一生經歷的《秋感八首》中有一首排在憶蘇州詩后的專寫杭州的詩，可能她嫁至陳家后，曾在杭州居住。
陳之遴在明末清初為知名詩人。鄧漢儀《詩觀三集》稱“其詩雄渾清壯”；徐世昌《晚晴穆詩匯·詩話》贊其“七律才情飆舉，實過梅村”；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也謂其“詩格頗似吳偉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評“其詩才藻有馀，而不出前、后七子之格”。其詩集名《浮云集》，重校本增入詩馀一卷。徐燦的《拙政園詩馀》為之遴手自編次，并為作序；序中云：“湘蘋愛余詩愈于長短句，余愛湘蘋長短句愈于詩，豈非各工其所好耶?”這是之遴對自己與徐燦詩、詞的高下所作的一個公允的比較和評價。正由于他們在文學上氣味相投，在這一點上互相吸引，彼此尊重，成為夫妻感情的基礎。在兩人的詩、詞中時見唱和之作。從徐燦為陳之遴所作的一些詩、詞中，可見他們共同生活時的歡愉之情及暫相分別的相思之苦。雖然她在明亡后深懷故國之思、滄桑之感，對之遴后來仕清一事，心存憾悔，時有微詞，在政治感情上出現分歧，而在夫妻感情上，無論境遇的順逆、無論是在安樂中還是在患難中，兩情是始終不渝的。
據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追述，他自“丁丑通籍后”，與徐燦“僑居都城西隅。書室數楹頗軒敞，前有古槐，垂陰如車蓋。后庭廣數十步，中作小亭。亭前合歡樹一株，青翠扶蘇，葉葉相對，夜則交斂，侵晨乃舒，夏月吐花如朱絲”。在此如詩似畫的居住環境中，夫妻“觴詠”于那株成為他們感情象征和見證的合歡樹下，“閑登亭右小丘，望西山云物朝夕殊態”。之遴還在一首題為《和湘蘋舊邸感賦》的《風流子》下片回憶當時的生活云：
當年為歡處，有多少、瑤華玉蕊迎眸。日夕題云詠雪，不信人愁。正密種海棠，偏教滿砌，疏栽楊柳，略許遮樓。只道多情明月，長照芳洲。
徐燦《風流子》原作的上片及其《唐多令·感舊》詞中“記合歡樹底逡巡，曾折紅絲圍寶髻，攜嬌女，坐斜曛”諸語，也是回憶當時生活的。這是一段詩情與愛情交織而成的歲月。
但這段生活的時間并不長。此時，在內憂外患交迫下，明室已經搖搖欲墜。作為一位敏感的詞人，徐燦已心懷隱憂，預感到他們的生活將隨大局的變化而變化，在一首《水龍吟·次素庵韻感舊》詞中追述她在“合歡花下留連”時，已曾向陳之遴說：“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長好?”這一預言果然不幸而言中。不久，他們就離開北京南下了。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追述他們在北京西城寓所中的生活時有“再歷寒暑”之語；徐燦詩集中有《出都留別合歡花》及《代合歡感別》兩詩，后一首詩則有“依依三載荷殷勤，露滴風吹每見珍”諸語。從這些記述，可知他們在這座寓居中實足住滿了兩年，而跨越了三載，時間約為明崇禎十年到十二年(1637-1639年)。其離京的原因，陳之遴在序中只說“尋以世難去國”；《明史·顏繼祖傳》則謂：之遴父祖苞在巡撫順天的次年，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坐失事系獄，飲鴆卒。帝怒祖苞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永不敘”；阮元《兩浙輶軒錄》也引查羲《選佛詩傳》云：祖苞“因邊疆失事，瘐死詔獄”，之遴“以其喪歸”。徐燦的《拙政園詩集》，直到清仁宗嘉慶七年(1802年)由陳之遴六世從孫敬璋將所藏家傳鈔本出示吳騫，才得以刻印行世。《詩集》是按體編排的，但每一體中的詩作看來仍大致按寫作時間先后排列。前引《出都留別合歡花》及《代合歡感別》兩首七絕后有一首題作《到家》的七絕：
朱欄曲曲隱妝樓，到日重牽別日愁。羞向海棠悲老大，不禁紅淚對花流。
可能就是她這次隨之遴南歸后所寫。
就在他們南歸的幾年內，時局進一步急轉直下。陳之遴有首題作《金陵舊宮》的五言排律，詩題下注云：“壬午歲作。”壬午歲為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大概就在陳這次赴南京時，徐燦寫了一首《送素庵之白下》的五古，中有“斯行雖不遐，世故紛難任；天地異今昔，陵谷移崇深；旌旆彌天翻，長戟森如林”諸語，正是當時局勢的寫照。到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軍攻入北京，思宗自縊；四月，清兵乘機入關，北京又為清兵侵占。次年，清兵大舉南下，江南一帶慘遭蹂躪。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曾感嘆云： “毋論海濱故第化為荒煙斷草，諸所游歷，皆滄桑不可問矣。”其所云“海濱故第”，當指其在海寧的老家而言。在這期間，徐燦在蘇州的故居也非往日舊觀。其《滿江紅·有感》詞云：“亂后家山，意中愁緒真難說”；另一首《滿江紅·示四妹》詞中，則有“采蓮沼，香坡咽；斗草徑，芳塵絕；痛煙蕪何處，舊家華閱”諸語；從這些描寫，具見明、清易代之際，江南干戈滿地之時，陳、徐兩人家鄉殘破的狀況。朱爾邁《李夫人竹笑軒續集序》在比較李、徐的遭遇異同時云：“逮滄桑后，流離患難，匿影荒村，或寄身他縣。其詩益凄楚不堪讀，蓋憂從中來，不可復止。此兩夫人之所同也。”看來，在此期間內，徐燦與陳之遴還曾有一段艱難困苦的避難經歷。
這一滄桑巨變為徐燦的作品注入身家之恨、國族之痛，其詞遂多悲咽跌宕之音。如其《青玉案·吊古》云：
傷心誤到蕪城路。攜血淚，無揮處。半月模糊霜幾樹。紫蕭低遠，翠翹明滅，隱隱羊車度。 鯨波碧浸橫江鎖。故壘蕭蕭蘆獲浦。煙水不知人事錯。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蓮花步。
倪一擎《續名嬡詞話》評此詞“跌宕沉雄”，“非繡箔中人語”。此詞，題作《吊古》，實為傷今。詞的首句說明為過揚州作，次句“血淚”云云暗指清兵攻破揚州、屠城十日，及史可法壯烈殉國事。徐燦另有一組《舟行有感》詩，其第三首有“嗚咽邗溝水，汀回晚系舟”，“蕪墟腥未歇，杵血滿寒流”諸句，可與詞參讀。詞的下片則傷悼曇花一現的南明的覆滅。又其《少年游·有感》詞云：
衰楊霜遍灞陵橋。何物似前朝?夜來明月，依然相照，還認楚宮腰。 金尊半拚琵琶恨，舊譜為誰調?翡翠樓前，胭脂井畔，魂與落花飄。
此詞也是一首抒發亡國之悲的篇什。陳維崧在《婦人集》中稱其首兩句“纏綿辛苦”；陳廷焯則選此詞入《詞則·大雅集》中，評為“感慨蒼涼”。
明亡于清，南宋亡于元，都亡于少數民族的入侵。元軍攻破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后，曾擄后妃北去；當時為宮中昭儀的王清惠于北去途中寫了一首《滿江紅》詞，一時廣為傳播，一些抗元志士如文天祥、鄧剡等都有和詞，而徐燦在明亡后也寫有一首《滿江紅·和王昭儀韻》如下：
一種姚黃，禁雨后、香寒口(原宇缺)色。誰信是、露珠泡影，暫凝瑤闕?雙淚不知笳鼓夢，幾番流到君王側。嘆狂風，一霎剪鴛鴦，驚魂歇。 身自在，心先滅。也曾向，天公說。看南枝杜宇，只啼清血。世事不須論覆雨，閑身且共今宵月。便姬娥、也有片時愁，圓還缺。
和王清惠詞這件事本身已說明了詞人的意向和感情，顯然是借南宋的滅亡和王清惠的遭遇來寄寓自身的易代之哀、流離之痛。上片詞似影射其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已成“露珠泡影”，笳鼓聲中，狂風起處，鴛鴦好夢已被驚破。下片詞中“身自在，心先滅”及“看南枝杜宇，只啼清血”諸語所表達的哀痛，其分量是十分沉重的，而最后幾句則以無可奈何的心情故作淡漠之語。
徐燦還有一首表達其興亡之感的名作：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簾宛轉為誰垂？金衣飛上櫻桃樹。 故國茫茫。扁舟何許？夕陽一片江流去。碧云猶疊舊山河，月痕休到深深處。(《踏莎行·初春》)
此詞與前面所舉《青玉案·吊古》諸作，似均寫于朱爾邁所云“逮滄桑后，流離患難，匿影荒村，或寄身他縣”期間。詞以《初春》為題，起調“芳草才芽，梨花未雨”兩句，寫的正是初春景象，下面“春魂已作天涯絮”一句，卻分明是晚春之事。前者乃客觀描述，后者當屬主觀感受；而此一詞境的轉換，則是王國維《人間詞話》所云，詞人“以我觀物”，使物“著我之色彩”，從而出現了主觀與客觀的背離和差異。此時，外界的季節雖是初春，而在經歷了國亡家破巨大變故的徐燦心目中，一片春魂已化為晚春飛絮之飄蕩無主了。就人事而言，“天涯絮”這一意象，固可令人生發多重聯想，它既可像喻弘光朝覆滅當年唐王朱聿鍵、魯王朱以海等先后在福州、紹興等地建立的流亡政權，也可像喻當時詞人避難他鄉的流離生涯。徐燦另在一首《永遇樂·舟中感舊》詞中也有“人生飛絮”之語，這是她在明亡后不時流露的一種交織著身世感與亡國恨的飄蕩無主的心態。此詞過片“故國茫茫，扁舟何許”兩句，就是進一步抒寫與此心態相伴隨的“國亡家破欲何之”的迷惘與悲慨。而拙政園詞之多悲咽跌宕的唱嘆之音，正因似此深厚而沉痛的詞情之積于中而發于外。再從此詞下片后三句，并聯系上片第三句看，還可見拙政園詞在抒發此類詞情時，往往多出以比興托喻之語，多運用化情為景、移情于物的表達方式， 以顯示詞的含蘊空靈的特美。其緊承“故國”兩句的“夕陽”一句，就是把那國破家亡、容身無地的迷惘悲慨之情融入眼前的江上之景。這一句，境界壯美，托意無窮；其隨江流而去的，豈止一片蒼茫的夕陽，也是一頁沉重的歷史，其中有個人悲歡在，也有國家興亡在。結拍“碧云”兩句，則以詞人之眼觀物，以詞人之心感物，既怨碧云之不知人事已非，猶重重疊疊籠罩在1日日山河之上，又深愿月痕有情，休運行到碧云深處去照臨那忍垢蒙羞的山河。前舉《青玉案》詞中的“煙水”句、《少年游》詞中的“明月”句以及下文將介述的《永遇樂》詞中的“西山”句，等等，在運思和寫法方面，也都與此“碧云”兩句相似。譚獻在《篋中詞》卷五中評此詞云：“興亡之感，相國愧之。”后句指陳之遴在清兵侵占江南后不久即降清一事而言。此詞或寫于陳已降清后。詞的前、后兩結：“金衣飛上櫻桃樹”句，似含對陳另棲別枝的諷諭； “月痕休到深深處”句，似為對陳重去北京的勸阻。拙政園詩詞中，對陳之仕清是時有微辭的。
三
陳之遴的出處問題，始終使徐燦在感情和生活上深深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徐燦《拙政園詩集》七言律體中有一首《答素庵西湖有寄》，編排在《甲申七月有懷亡兒婦》詩前，應寫于崇禎末年，還是陳之遴在《拙政園詩馀序》中自稱“以世難去國，絕意仕進”之時。詩是勸陳莫再作出山之想，中有“從此果醒麟閣夢，便應同老鹿門山”， “寄語湖云歸岫好，莫矜霖雨出人間”諸語。但陳并非真能“絕意仕進”之人，后來竟于清順治二年(1645年)降清，出仕新朝。如果聯系前文所述陳父祖苞在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 自殺于獄中、他也無辜受到連累這件事而論，其降清或有如《李陵答蘇武書》中所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的復雜心理，而對心懷故國、又與陳伉儷情深的徐燦來說，其心理是更復雜的。
但是，生活在當時的社會、當時的家庭中，徐燦于陳在清廷任職后不久，也不能不攜子女去北京與之團聚。《拙政園詩馀》中有一首題作《將至京寄素庵》的《滿江紅》詞，看來就是此行途中所寫。詞的上片云：
柳岸欹斜，帆影外、東風偏惡。人未起、旅愁先到，曉寒時作。滿眼河山牽舊恨，茫茫何處藏舟壑?記玉簫、金管振中流，今非昨。
在夫妻即將重逢之際，本應滿懷欣喜，如陳之遴的《西江月·湘蘋將至》詞所寫：“夢里君來千遍，這回真個君來。羊腸虎吻幾驚猜。且喜馀生猶在。 舊卷燈前同展，新詞花底爭裁。同心長結莫輕開。從此愿為羅帶。”而徐燦的感情卻與此迥然異趣。她只感到東風惡，旅愁重，河山牽恨，今已非昨，其“茫茫何處藏舟壑”句與前《踏莎行·初春》詞中“故國茫茫，扁舟何許”兩句相似，所表達的也是國亡家破、容身無地之感。
《拙政園詩馀》中還有一首《永遇樂·舟中感舊》詞，似也寫于這次旅途中。全詞如下：
無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別。前度劉郎，重來江令，往事何堪說。逝水殘陽，龍歸劍杳，多少英雄淚血。千古恨、河山如許，豪華一瞬拋撇。 白玉樓前，黃金臺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楊，而今金盡，銥李還消歇。世事流云，人生飛絮，都付斷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慘黛，如共人凄切。
此作萬端感慨，無限凄愴，正如譚獻在《篋中詞》卷五中所評：“外似悲壯，中實悲咽，欲言末言。”徐燦此次北上，距崇禎年間的北京之行約已十年，故地重臨，撫今思昔，其所牽動的舊恨新愁是紛至沓來、匪言可罄的。詞的起調三句，寄情于景，慨嘆別來桃花無恙，燕子依然，景猶是景，物猶是物，處處都勾起回憶和思量。接著，以“前度”兩句由寫景轉入寫人事。“前度劉郎”句與起句“無恙桃花”緊相綰合，化用劉禹錫詩“玄都觀里桃千樹”及“前度劉郎今又來”句意，感嘆人事已改，今已非昔。“重來江令”句與“依然燕子”句暗相鉤連，分別用劉禹錫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及“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句意，借南朝興廢的歷史寄寓對明室傾覆的哀悼。作為一首感舊詞，這里用劉禹錫及江總典，以見人是“前度”，地是“重來”，而其所感之“舊”，既是個人的悲歡，也是國家的興亡。下面“往事何堪說”一句中的“往事”，正是這身世之感與亡國之痛交織在一起的往事。上片詞的后半則進一步表達對明亡的悲恨。“逝水殘陽”一句，以景寓情，其意境與前《踏莎行》詞“夕陽一片江流去”句相似。“龍歸劍杳”句，用張華、雷煥因斗牛間常有紫氣，于豐城掘得雙劍，兩人卒后，雙劍合歸延平津，化為雙龍蟠縈水中的傳說，是以神劍之化去像喻非凡人物之已離人間，連下“多少英雄淚血”句，則是對易代之際無數志業未酬、以身殉國的抗清英烈深致哀悼。歇拍“千古恨、河山如許，豪華一瞬拋撇”兩句，與前《滿江紅》詞中“滿眼河山牽舊恨”句相似，明白點出；其恨是河山今已變色的千古之恨。“豪華”云云，暗用薩都剌《滿江紅·金陵懷古》詞中“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句意，以“一瞬”兩字慨嘆從北京城破、思宗自縊到南京陷落、南明傾覆，在時間上竟如此迅速。詞的下片更擴展詞筆來寫此亡國之恨。換頭三句中的“白玉樓前，黃金臺畔”，用天帝成白玉樓，召李賀為記及燕昭王筑臺，置千金其上延攬賢士的傳說， “夜夜只留明月”句則化實為虛，以樓前臺畔、明月空照的凄涼之景暗示易代后人才之凋零殆盡。后面“休笑”三句，則以富有喻示性的垂楊金盡、秋李消歇的意象，慨嘆戰亂之馀，一切掃地以盡；這也就是宋亡于元之際，徐君寶妻在一首《滿庭芳》詞中所痛惜的“典章文物，掃地都休”。這種種恨事實無可消除，因而在詞的將近終篇處歸結為“世事”三句， 以“流云”來比喻世事之變幻無常，以“飛絮”來比喻人生之漂泊無定，而此由世事變幻帶來的國族之痛、由此人生漂泊帶來的身家之恨，則只有付諸哀猿的啼聲之中。最后“西山”兩句，融我于物，以景結情。句中的“西山”，看來就是前引陳之遴《拙政園詩馀序》所記，其夫妻在崇禎年間寓居北京城西隅時常望見的“云物朝夕殊態”的西山。而今，舟行將抵北京，重來的詞人又遙遙望見了這成為個人悲歡、歷史興亡見證者的一帶群山，只覺山亦有情，似也經受不了這么沉重的人間苦痛而“愁容滲黛”，“共人凄切”。陳廷焯選此作入《詞則·放歌集》，稱其“全章精煉。運用成典，有唱嘆之神，無堆垛之跡”。蓋從此作，固可見拙政園詞之善于以景載情，善于以空靈的意象運化厚重的詞思。其富有“唱嘆之神”者在此，其展現詞之特美者亦在此。
徐燦抵達北京后，還寫了一首可視為上面這首《永遇樂·舟中感舊》詞續篇的《風流子·同素庵感舊》詞：
只如昨日事，回頭想、早巳十經秋。向洗墨池邊，裝成書屋，蠻箋象管，別樣風流。殘紅院、幾番春欲去，卻為個人留。宿雨低花，輕風側蝶，水晶簾卷，恰好梳頭。 西山依然在，知何意、憑欄怕舉雙眸。便把紅萱釀酒，只動人愁。謝前度桃花，休開碧沼，舊時燕子，莫過朱樓。悔煞雙飛新翼，誤到瀛洲。
從此詞下片所表達的重來之悲、今昔之感以及所寫景物、所用詞語如“桃花”、“燕子”、“西山”、“前度”看，它與《永遇樂》詞分明是前后連屬、彼此呼應的。此詞上、下片的感情色彩形成強烈的對比。上片詞回想往事， 即前述徐燦夫妻于明崇禎十至十二年(1637-1639年)在北京過的那一段如詩似畫的生活。這段生活在記憶中還“只如昨日事”，而“早巳十經秋”了。如果從崇禎十年下推十載，則徐燦此次重返北京之年大約為清順治三年(1646年)或清順治四年(1647年)，即陳之遴降清的一或兩年后。這十年是飽經憂患、歷盡滄桑的十年，其崇禎年間所居舊宅已毀，如《拙政園詩馀序》所述： “曩西城書室亭榭，蒼然平楚，合歡樹已供芻蕘。”此詞上片，除起調兩句外，從“向洗墨池邊”起的十句詞所寫，其實已成一場春夢，而“回頭想”來，情景仍歷歷在目，如此美好，是此生難以忘懷的。下片詞則從舊夢回到現實，從當年回到當前，而詞情也為之一變。前面《永遇樂》詞的結拍已寫到那十年前朝夕望見的西山而感慨系之；此詞換頭“西山依然在，知何意、憑欄怕舉雙眸”兩句又寫到了它。十年一瞬，山猶此山。其所以從欣賞其“云物朝夕殊態”，變為只覺其“愁容慘黛”，進而“怕舉雙眸”，只因它所引發的是“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的易代之悲。而人間已改，誰知此意?知我意者也惟有西山而已。下面“便把紅萱釀酒，只動人愁”兩句，以翻進一層的寫法表達其難以排解的痛苦。萱是忘憂之草，酒是解憂之物；這里卻說即令用萱草釀酒，不但不能忘憂、解憂，反而只會牽動憂愁，足見其愁之重、憂之深。緊承此兩句的“謝前度桃花”四句，則與前《永遇樂》詞開端“無恙桃花”六句意脈相通，是其詞意的延續和深化。在徐燦心目中，這桃花是劉禹錫玄都觀詩中的“前度”之花，這燕子是劉禹錫烏衣巷詩中的“舊時”之燕，只會引起人的重來之恨、故國之思。其所表達的愿那有“前度”印記的花“休開碧沼”、愿那有“舊時’’標志的燕“莫過朱樓”的心情，是極其沉痛的。結拍“悔煞雙飛新翼，誤到瀛洲”兩句，則道出了徐燦的終身憾恨。
似此憾恨之情也表露在徐燦重到北京后所寫的另一些篇什中，如其《唐多令·感懷》詞云：
玉笛送清秋。紅蕉露未收。晚香殘、莫倚高樓。寒月羈人同是客，偏伴我，住幽州。 小院入邊愁。金戈滿舊游。問五湖、那有扁舟?夢里江聲和淚咽，何不向，故園流？
此詞也似為徐燦抵北京不久所作，時南方各地，戰火未熄，故有“小院入邊愁，金戈滿舊游”之語。“問五湖、那有扁舟”句，則可與前舉《答素庵西湖有寄》詩中“寄語湖云歸岫好”及《踏莎行·初春》詞中“故國茫茫，扁舟何許”諸句合參，明亡后，徐燦在詩詞中固常表露希望與陳之遴偕隱江湖的心愿。又其《滿江紅·聞雁》詞云：
既是隨陽，何不向、東吳西越?也只在、黃塵燕市，共人凄切。幾字吹殘風雨夜，一聲叫落關山月。正瑤琴、彈到望江南，冰弦歇。 悲還喜，工還拙?廿載事，心間疊。卻從頭喚起，滿前羅列。鳳沼魚磯何處是？荷衣玉佩憑誰決？且徐飛、莫便沒高云，明春別。
詞中所云堆疊于心間的“廿載事”， 當指徐燦與陳之遴成婚以來的悲歡離合之事。前文推測徐、陳結縭在崇禎初年，如從崇禎元年下推廿載，則此詞大約寫于清顱治五年(1648年)前后。上片“何不向、東吳西越”句及下片“鳳沼魚磯何處是，荷衣玉佩憑誰決”兩句實為針對陳之遴的出處而發的問語。結拍“且徐飛、莫便沒高云”句更是在陳之遴方青云直上之際及時提出的語婉心長的規勸；這一句與前《風流子》詞中“悔煞雙飛新翼，誤到瀛洲”兩句，托喻相似，詞意相同，其不愿陳出仕新朝的心情固常常表露于詞語之中。
晚清一代詞宗朱孝臧有題清代名家詞集的《望江南》二十四首，其最后一首寫徐燦云：“雙飛翼，悔煞到瀛洲。詞是易安人道韞，可堪傷逝又工愁。腸斷塞垣秋。”詞的開頭兩句用徐燦《風流子》詞的結拍兩句，正因從這兩句最能看到她在陳之遴仕清后的傷心懷抱。這是其詞心中痛苦的情結，也是其品性中可貴的情操。朱詞末句“腸斷塞垣秋”，指她隨陳長期流放在塞外而言，但這是清順治十五年(1648年)后—的事。她寫《風流子》詞、表露其“悔煞到瀛洲”的心情時，正是陳在清廷的官職連連擢升、成為新貴之時。其悔，絕非因隨陳流放、“腸斷塞垣”而悔，而是為與陳同享不應享的富貴而悔。此其詞心之難及處，也是其品性之難及處。
四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陳之遴以弘文院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在仕途上登至頂峰，但宦海多風波，到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卻因被劾“植黨營私”、“市權豪縱”，“下吏部嚴議，命以原官發盛京(今遼寧沈陽)居住”。徐燦隨行。遺憾的是：她的《拙政園詩馀》，由陳之遴編次于清順洽七年(1650年)， 由其子堅永、容永、奮永、堪永付梓于清順治十年(1653年)，本名《拙政園詩馀初集》，但未續出二集，以后雖有所作，今已散佚；因此，她此次隨陳去盛京的情況以及她此后的境遇和心情，已不能從她的詞作而只能從她的詩作中鉤稽出最值得重視的自我表述了。
陳之遴這次并未一敗涂地，在盛京住了不到一年。同年冬，清廷“復命回京入旗”。對此行，陳有《發京師》、《齊化門》、《通州》……《遼河》、《至盛京》五律三十首，記其前往盛京的沿途所經、所感：又有《初發盛京》、 《渡遼河》……《白河》、 《通州》、《至京師》七律三十首，記其回程的所經、所感。徐燦則只在回京途中寫了一首《玉田縣》詩，在詩題下記云： “丙申季冬，隨素庵奉召西還，道出玉田，賦此。”詩中有“風沙滿鬢人非昨，道路經時歲已闌：差喜長安今咫尺，歸來恰及五辛盤”幾句，表露其悲喜交集之情。
到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陳之遴又因交結、賄賂內監罪，“鞠實論斬，命奪官，籍其家，流徙尚陽堡(今遼寧開原東)”。這次與前兩年“以原官發盛京居住”不同，據吳偉業《亡女權厝志》記，陳的“家人咸被系”， “全家徙遼左，用流人法”。吳偉業曾寫《贈遼左故人八首》，其第二首中“短轅一哭暮云低，雪窖冰天路慘凄”兩句，寫陳出發時的慘狀， “百口總行君莫嘆，免教少婦憶遼西”兩句，則以表面慰藉之語更深一層地揭示了這一全家遣戊的悲劇；第七首為陳母而作，有“生兒真悔作公卿”句，既慨嘆宦海風波之險惡，也進一步寫出了這一悲劇之慘絕人寰。作為一位工愁善感的詞人，徐燦身歷如此巨大的家庭變故，受到如此沉重的精神打擊，其此后的生活和心情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吳騫在《重刻拙政園詩集題詞》中稱其“身際艱虞，流離瑣尾，絕不作怨誹語”。其實，此時她是流人身分，在寫作時，措辭不能不倍加謹慎，即令有“怨誹語”，也決不能示人。而且，她主要是詞人，用詞這一文學體式來表達怨情更能曲折盡意；但許三禮《海寧縣志》中提到《拙政園詩馀》時，謂自陳之遴死后，她“雖吟詠間作，絕不以一字落人間矣”。她在塞外所作之詩留了下來，其在塞外所寫之詞竟“不以一字落人間”，這里必有不便“落人間”的苦衷，這是極為可惜的。
《清史稿》雖有《陳之遴妻徐傳》，敘述十分簡略，對其出塞事，只云：“之遴得罪再遣戍，徐從出塞。之遴死戍所，諸子亦皆沒。清康熙十年(1671年)，圣祖東巡。徐跪道旁自陳。上問：‘寧有冤乎?’徐日： ‘先臣惟知思過， 豈敢言冤。伏惟圣上覆載之仁，許先臣歸骨。’上即命還葬。”陳元龍所撰《家傳》則稱：“當時同被謫者，例不得還，即家屬叩閽悉不準。準者，惟徐夫人一疏。”從這些記述以及徐燦的措辭之苦，可見清初對流人之嚴酷與徐燦處境之可悲。其卒能扶柩南歸，真可說是“生還偶然遂”了。
陳之遴的《浮云集》，是他在戍所手自編定的。其《自序》所署年月為“康熙丙午仲春”，丙午歲為清康熙五年(1666年)。阮元《兩浙輶軒錄》稱陳之遴“康熙丙午卒于謫所，后五年之遴妻徐燦疏請歸骨，許之”，可知陳于編成《浮云集》的當年即去世；許三禮《海寧縣志》稱徐燦“謫居奉天(今遼寧沈陽)七載而嫠”；陳元龍所撰《家傳》則稱徐燦“從素公謫居塞外十二年”。這些記載的年數是彼此吻合的。從康熙五年(1666年)上推七年，從康熙十年(1671年)上推十二年，正是徐燦抵達戍所之年，即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對于徐燦，這是一段漫長而悲慘的歲月。人在絕望的境地中，總以希望、幻想來自我安慰、自我欺騙。徐燦在塞外所作的詩篇中也常抱隨時會被召還的希望和幻想，例如：她在抵達戍所的當年除夕所寫《己亥除夜》詩及次日元旦所寫的《庚子元日》詩中分別有“陽和忽轉條風暖，好送雕輪鳳闕旁”及“金雞為報歸期早，柳色依依引客程”諸語：此兩詩后的《懷德容張夫人》兩首之二中也有“屈指明年容色早，紫泥應下玉關東”之語；直到清康熙五年(1666年)，在一首《丙午元旦》詩中仍有“歸計年年切，今年定得歸”，“鳳城芳樹下，猶及著羅衣”諸句。或許徐燦也沒有想到，一直要等到陳之遴已卒，諸子皆沒，以流人身分在荒寒的塞外生活了十二個年頭后，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扶柩以還。此十二年中，她已歷盡了人間的苦難，嘗夠了人生的辛酸。
從徐燦的另一些詩作，還可以看出，鄉思、歸夢始終在折磨她。她失去了現在，看不到未來，就只有以回憶過去來填補空虛的歲月；她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歡樂，就只能從夢幻世界中求得補償。在她出塞后所寫詩作中，隨處可見“那知羈客愁千縷， 日夜鄉心逐去鴻”，“碧闌干外花千樹，可念羈人別后愁”，“一寸愁心供永夜，幸多歸夢嶺梅邊”，“笳鼓不須驚客夢，且容殘夢到江干”，“如葉輕帆清夢里，分明歸路向吳江”，“客心今夜永，清夢欲何如”，“惟有春宵夢，重尋或不難”……這類寫鄉思、歸夢的句子。如前所述，入清后，徐燦重到北京居住時，身在燕市，心在江南，但出塞后卻有一些把北京當作第二故鄉來回憶的詩句，如：“龍沙日夜飛霜急，回首燕臺菊未黃”，“鴻聲幾度催歸夢，菊老燕臺酒半溫”，“遙想鳳城今夜里，清輝依舊到朱樓”等。這種心理，略似劉皂《旅次朔方》詩所云： “客舍并州數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干水，卻望并并似故鄉。”當然，徐燦的境遇更為凄苦，其感情也更復雜。
徐燦曾以七律體寫了《秋日漫興》八首及《秋感八首》，顯然為步武杜甫《秋興八首》之作。其《秋感八首》回顧一生遭際，概括了她所度過的人間歲月，也概括了她所身歷的歷史滄桑。從最后一首中“遼海三看雁往來”句，可知寫這組詩時，她出塞已三年。其寫法與杜甫《秋興八首》基本相似，由此時此地寫到異時異地，從而展開了一幅生活圖卷、歷史圖卷。全組詩以“弦上曾聞《出塞》歌，征輪誰意此生過”兩句發端。前兩首敘寫在塞外的生活和心情；第三首憶念崇禎年間在北京寓所中所過的那段歲月，詩中“鳳池文史尚從容”及“妝罷開簾見曉峰”諸句，可與陳之遴《拙政園詩馀序》中“時史席多暇”及“望西山云物”諸語相印證；第四首追述北京城破事，以“龍歸鳳去須臾事，紫禁沉沉漏未殘”等句哀悼明思宗之自縊；第五首寫在南京曇花一現的弘光朝，以“金蓮香動佳人步，《玉樹》花生狎客箋”諷刺弘光帝及一批朝臣的荒淫腐朽，以“石頭城下寒江水，嗚咽東流自歲年”的結語抒發詩人的感慨；第六、第七首則分別回憶她一生中魂牽夢縈的早年在蘇州、杭州的生活；第八首與第一、二兩首，首尾呼應，仍回到眼前的現實。這組詩是她的精心之作，可視作她一生的總結。
在清康熙五年(1666年)陳之遴死前，徐燦與他煢煢相守，還不時聊以詩篇共同抒寫愁懷，消磨歲月。對照兩人詩集，有不少同題之作。陳既死，“諸子亦皆沒”，她的生活之孤獨痛苦，實令人難以想像，看來她已萬念俱灰，連作詩的心情也沒有了。在《拙政園詩集》中，似無清康熙五年(1666年)后她在塞外所作的詩篇。在《詩集》卷尾則有兩首似為她暮年南歸后所寫的題作《感舊》的七絕：
人到清和輾轉愁，此心惻惻似涼秋。階前芳草依然綠，羞向玫瑰說舊游。
丁香花發舊年枝，顆顆含情血淚垂。萬種傷心君不見，強依弱女一棲遲。
詩寫得極為沉痛。第二首中的“君”，當指陳之遴。這可能就是她最后的作品了。《清史稿》本傳稱其“晚學佛，更號紫管”，陳元龍所撰《家傳》也稱其“晚益皈依佛法”。她希冀以此求得情感的解脫，這是她當時所可能找到的惟一的心靈歸宿。但從上面兩首詩看，其情感上的苦病是終身難以解脫的，其心靈上的創傷是終身難以愈合的。
五
前人論徐燦詞，每以之與李清照并稱，如前引朱孝臧《望江南》詞稱其“詞似易安”，陳維崧則稱其詞“姒蓄清照”。周銘在《林下詞選》中贊其詞“得北宋風格，絕去纖佻之習。其冠冕處，即李易安亦當避席”。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卷五中謂“閨秀工為詞者，前則李易安，后則徐湘蕷”；又在《詞則·放歌集》卷六中評其《永遇樂·舟中感舊》詞時，推為“可與李易安并峙千古”，在《詞則·閑情集》卷六中評其《水龍吟·春閨》詞云：“神味淵永，固自不讓李易安。”
南宋以來，徐燦實為惟一可與李清照抗衡的女詞人，而如果全面比照兩人的詞作，則各有獨到之處。李清照的一些名作固非徐燦所能及，徐燦的一些感慨跌宕之作也非李清照所能做到。徐燦的詞，一是立意較高，二是取徑較寬。據陳之遴《拙政園詩馀序》云，其“所愛玩者，南唐則后主，宋則永叔、子瞻、少游、易安，明則元美。若大晟樂正輩，以為靡靡無足取”。這可以看做她的詞學主張。由于立意高、取徑寬，其詞作的視野較廣、容量較大。通觀《拙政園詩馀》，其反映的生活面、感情面，遠較《漱玉詞》所反映的為開闊。 《拙政園詩馀》中，如前文所舉《青玉案·吊古》、《少年游·有感》、《踏莎行·初春》、《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永遇樂·舟中感舊》、《唐多令·感懷》、《滿江紅·聞雁》諸作，在《漱玉詞》中是看不到的。
王士稹在《花草蒙拾》中云：“婉約以易安為宗。”蓋詞至《花間》始成熟、定型；而《花間》詞，就其寫作要求而言，不過“用資羽蓋之歡”， “用助嬌嬈之態”，主要乃綺宴伎席上應歌之作，普遍具有女性色彩，遂為此一文學體式在其源頭處注入了一種以婉約為本色的女性美。通觀《漱玉詞》，李清照的作品固主要用女性的語言，表女性的情思，以富有女性色彩為其詞的美學特征；也可以說，她繼承和發展的是《花間》一脈的傳統，沒有越出以婉約為本色的圈子，故其《詞論》嘗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的蘇軾詞為“句讀不葺之詩”。而徐燦的部分作品，則越出了詞以婉約為本色、以女性色彩為美學特征的傳統，使其具有與李清照詞頗不相同的風貌，也使一些男性本位主義的詞評家大為驚奇，如：倪一擎在《續名媛詞話》中謂其《青玉案·吊古》詞“非繡箔中人語”，陳廷焯在《詞則》中評其《永遇樂·舟中感舊》詞時驚嘆“不謂婦人有此杰筆”，又贊其《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詞云：“有筆力，有感慨，偏出自婦人手，奇矣。”
這是論述徐燦詞時首先應看到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當然還應看到，《拙政園詩馀》中也有大量從女性視角、寫女性心曲的由詞語到詞情都不失婉約本色的篇什。例如：
翠帳春寒，玉爐煙細，病懷如許。水晝愔愔，黃昏悄悄，金博添愁炷。薄幸楊花，多情燕子，時向瑣窗細語。怨東風、一夕無端，狼藉幾番紅雨。 曲曲闌干，沉沉簾幕，嫩草王孫歸路。短夢飛云，冷香侵佩，別有傷心處。半暖微寒，欲晴還雨，消得許多愁否?春來也、愁隨春長，肯放春歸去？(《永遇樂·病中》)
譚獻在《篋中詞》卷五中謂“此詞殊怨”，而在怨情的表達方面，幽約宛轉，固為顯示女性色彩的怨詞。再如：
小雨做春愁，愁到眉邊住。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來何處? 屈指算花期，轉眼花歸去。也擬花前學惜春，春去花無據。(《卜算子·春愁》)
陳維崧在《婦人集》中稱其“道是”兩句“兼撮屯田、淮海諸勝”。又如：
不識秋來鏡里，個中時見啼妝。碧波清露殢紅香。蓮心羞結，多半是空房。 低閣垂楊舞罷，窺簾歸雁成行。夢魂曾到水云鄉。細風將雨，一夜冷銀塘。(《臨江仙·閨情》)
春到眉端，還怕愁無著處。問年華、替誰為主。怨香零粉，待春來憐護。被東風、霎時吹去。 目望南云，難道夢歸無據。遍天涯、亂紅如許。絲絲垂柳，帶恨舒千縷。這番又、一簾梅雨。(《風中柳·春閨》)
隔花深處聞鶯，小閣鎖愁東風驟。濃陰侵幔，飛紅堆砌，殿春時候。送晚微寒，將歸雙燕，去來迤逗。想冰柱凄鶴，寶釵分鳳，別時語、無還有。 怕聽玉壺催漏。滿珠簾、月和煙瘦。微云卷恨，春波釀淚，為誰眉皺?夢里憐香，燈前顧影，一番消受。恰無聊、問取花枝，人長悶、花愁否？(《水龍吟·春閨》)
對前兩首詞，陳廷焯在《詞則·別調集》中分別評為：“絕去纖冶之習，乃見凄絕”；“意纏綿而語沉郁，居然作手”。對后一首詞，陳在《詞則·閑情集》中既贊其“神味淵永”，又稱其“綿麗，得北宋遺意”。倪一擎《續名媛詞話》還舉徐燦《醉花陰·風雨》“殘月又模糊，空照人愁，沒個分明處”，《玉樓春·寄別四娘》“雨聲欲逐淚痕多，知道淚痕多幾許”，《憶秦娥·春歸》“殘紅少，一簾疏雨，半庭煙草”，《踏莎行·餞春》兩首之二“杜鵑啼斷夕陽枝，月明又到花深處”，《永遇樂·寄素庵》“有恨黃昏，無情玉笛，催落江梅寒月”諸句，謂其“皆清微淡婉，得北宋詞家三昧”。
不過這些顯示詞的女性美的婉約之作，若與李清照的名篇如《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鳳凰臺上憶吹簫》(香冷金猊)、《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念奴嬌》(蕭條庭院)、《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聲聲慢》(尋尋覓覓)諸詞相比，則不免遜色。兩人的作品本是互有高下、各有千秋的。
令人惋惜的是：現今傳世的《拙政園詩馀》，編成于清順治七年(1650年)，時徐燦尚在中年。《詩馀》所收詞不足百首，本為“初集”。如此“初集”付梓后特別是其出塞后所寫的詞能流傳于世，其中必多刻骨銘心、感蕩性靈之作，而竟“不以一字落人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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