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灼，又名王聯灼、黃灼，廣東省鶴山市桃源鎮棠都村人，1898年出生。王灼的父親叫王楚，家中有幾十畝田，是個殷實農民。王灼有九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長兄叫王聯藻，小弟名王聯益。王灼身材魁偉，生性耿直，堅強不屈，但對人和藹，從不仗勢欺人，是個有文化的知書識禮的人，且善于結交朋友。他有膽識，面對強者，敢于仗義執言，好抱打不平。
王灼16歲到廣州，常在果欄街梁高成首飾店出入，與親友聯系，辦理一些事，隨后回到故鄉務農。在20歲時王灼再去廣州，行前曾對鄉親父老說：“這次出去，不發達就不返故鄉了”（《中共鶴山市委黨史研究室給何錦洲的信》1993年4月23日）。從此，王灼再沒有返家鄉。
青年時期，王灼在廣州做學徒工人，后到香港當海員，飽受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資產階級的凌辱、壓迫和剝削。1921年3月，他參加中華海員人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是工會積極分子。他曾對海員說：香港海員勞動條件異常惡劣，勞動時間長，每天要干12至18小時；工資低，受種族歧視，中國籍海員只有白色皮膚海員工資的20%左右。在船面的水手，長年在甲板上挨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嚴寒霜雪。在輪船艙底做工的，終日站在火爐邊，受著高熱的煎熬，無降溫設備。一些生火海員竟暈死在爐旁。有些“侍仔”的服務員，終日忙個不停，擔負打掃、扛物、開飯等事務，稍有不周，被工頭辱罵毒打。許多海員沒有住房，常躺在貨物上或通道旁。中國海員一定要提高工資，改善待遇。
1922年1月12日，海員工會向輪船老板提出第三次增加工資要求遭拒絕后，王灼隨幾萬大罷工的香港海員，返廣州堅持斗爭。他們在越秀山，義務勞動，修筑了一條“海員罷工之路”和一座海員罷工紀念亭。部分海員由香港步行至沙田赴廣州時，被香港當局英國軍警開槍屠殺，打死6人，打傷數百人。王灼在廣州對罷工海員說：英帝國主義制造了“沙田慘案”，殺我同胞。我們要堅持反商斗爭。經過海員工會與香港當局談判，同意提高海員工資15%至30%。3月6日，王灼與罷工海員由廣州返香港復工。
為反對英帝國主義在上海的“五卅”大屠殺，1925年6月19日，王灼隨與港罷工工人、廣州沙面租界罷工工人共25萬人舉行震動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到廣州堅持反帝斗爭。6月23日，他隨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工農商學兵各界群眾共10萬人，在市內東較場舉行反帝大會，并舉行反帝大游行。隊伍到沙基路時，突遭英帝國主義軍警在沙面租界開槍掃射，當場打死50多人，打至重傷170多人，輕傷無數。王灼目睹帝國主義又一次大屠殺，萬分憤慨。他對省港罷工工人說：英帝國主義在上海殺死我國同胞10多人，打傷數十人，現在又在廣州進行更加野蠻的慘殺，我們更要堅持反帝。隨后，他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建立的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扛起槍支，到廣東沿海港口，執行封鎖香港、截留糧食、查緝私貨、逮捕走狗、維持秩序等任務，按全總部署，用罷工、封鎖、抵制英貨三項武器，同英帝國主義、軍閥作堅決斗爭，成為省港大罷工中的積極分子，后任糾察隊小隊長、中隊長。1926年，他參加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按照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決議案，他也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并表示堅持執行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生前確定的“三民主義”。同年，遵照中共廣東（兩廣）區委指示，王灼到由中共中央委員兼中國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毛澤東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聆聽了毛澤東講授《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等課程，受到深刻教育與極大鼓舞。結業后，為加強工農聯盟，按中共廣東區委指派，王灼到北江地區開展農民運動，在中共北江特別委員會工作，協助中共北江特委書記卓慶堅開展農運，是負責人之一。他在韶關、曲江、英德、樂昌、仁化等地，建立或擴大農會、農軍，開展二五減租，反對惡霸苛捐雜稅，使農民經濟收入增加，政治地位略有提高。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后，王灼在北江地區轉入地下斗爭，堅決反對反動派違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王灼又名王丑，后到廣州開展工人運動，兼任廣州手車工會領導人。10月15日，他到香港，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廣東省委聯席會議，匯報了北江地區農民運動與廣州工人運動概況。會上，他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會后，他返回廣州，繼續開展工人運動。11月，按中共中央、中共廣東省委批示，積極準備發動廣州起義。王灼一方面參與發動北江的花縣（今廣州花都區）佛崗、清遠、英德等縣農民、農軍配合和支持廣州起義，另一方面在廣州，協助中共廣州市委工委書記周文雍將“劍仔隊”、“工人自救隊”、“義勇團”，后統一改編為廣州工人赤衛隊，以周文雍為總指揮。
11月中旬，反動派頭子汪精衛派出大批軍警，強行封閉省港罷工人宿舍與膳堂。大批省港罷工工人被逐到街頭，流離失所，處境極難。王灼對省港罷工工人說：過去，對未找到職業的省港罷工工人，廣東及廣州政府仍免費給他們食宿。省港罷工工人則支援政府東征、南征、北伐，修筑廣州至黃埔公路，擴大黃埔港建設和參加各項建設，現在反動派則鎮壓省港罷工工人。省港罷工工人無處棲身，只有參加起義，推翻反動政府，才有出路。經過他的發動，一些省港罷工工人準備參加起義。他們強烈抗議反動派強行封閉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振臂高呼“誓死不退出罷工工人宿舍”、“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等口號。反動軍警逮捕20多名省港罷工工人。王灼又進一步鼓勵省港罷工工人參加廣州起義，建立革命政權，維護勞動群眾利益。11月28日，他向省港罷工工人及部分廣州工人赤衛隊傳達省委關于召開工農兵起義的宣言，發動工人武裝參加起義。
在中共廣東省委、廣州市委領導下，12月11日，第四軍教導團、警衛團、廣州工人赤衛隊和南海、花縣、清遠、廣州郊區農民武裝舉行廣州起義。王灼率領部分廣州工人赤衛隊、手車工人、過去參加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的部分隊員參加起義，協助教導團攻占維新路（今起義路）敵公安局，積極支持，擁護并參與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忠心擁護原全總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兼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為政府主席，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為代主席，中共廣州市委書記黃平為內務委員、外交委員，楊殷為肅反委員，周文雍為勞動委員、海員工會副主席陳郁為司法委員。王灼發動部分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失業工人、手車工人到政府領槍枝，壯大廣州工人赤衛隊。12月12日，他發動一些省港罷工工人、廣州手車工會會員到人民路西瓜園廣場（今廣州日報社），出席慶祝廣州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成立大會有工農商學兵等群眾一萬多人參加，大會宣布的政府綱領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消滅反革命；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資；失業工人給予津貼工資；沒收壟斷大資本家和地主財產、土地分配給農民；兵士增加兵餉；工業國有化；組織工農紅軍等。他與到會群眾熱烈鼓掌擁護。當天下午，張太雷壯烈犧牲，后由楊殷任廣州蘇維埃政府代主席。
12月13日，敵第四、第五軍等在帝國主義軍艦支援下，瘋狂攻入廣州。起義主力部隊撤退至海陸豐等地。王灼與少數廣州工人赤衛隊未接到撤退通知，在長堤等地同敵人巷戰后被打散。他化裝成工人轉移到香港，按省委指示，處理廣州起義失敗的善后事宜，對部分到了香港的起義者給以生活安排或介紹工作。
1928年1月1日，王灼出席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主持召開的省委會議，指出了廣州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我方發動群眾不夠，起義日期提前，撤退通知未到達所有參戰部隊，由于敵我打巷戰，打得難以通知，因而一些廣州工人赤衛隊整個中小隊犧牲。在廣州起義中，干部、戰士與群眾共犧牲5700多人。會議肯定了廣州起義的意義，總結了經驗教訓，決定要恢復廣州工作，通過了《關于廣州暴動問題》、《關于目前黨的任務及工作方針》、《職工運動》等決議案。會后，王灼先在香港、后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進行地下工作。2月24日，李立三組成省委常委會。王灼（黃焯）任省委常委。3月中，他被捕，經營救出獄。
4月13日，王灼在香港出席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聽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的報告，與到會者通過了《黨的問題決議案》、《沒收、分配土地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復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見《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組織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并當選為中共六大代表。
5月，王灼隨李立三、楊殷、周秀珠等赴蘇聯俄羅斯莫斯科。6月，在六大召開前，王灼出席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召開的政治座談會，并發言批評黨內的機會主義，提出對中國今后斗爭的看法。6月18日至7月11日，王灼在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推選為六大主席團委員，并任大會建立的政治、職工運動、農民土地問題、軍事、廣州暴動問題等五個委員會委員。6月23日，他以廣東代表身份，在大會討論政治報告時作了發言，成為到會代表中少數活躍分子之一。7月10日，王灼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7月19日，他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會后，他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常委楊殷等到列寧格勒（圣彼得堡）等地參觀學習。同年冬他回到祖國，在上海、廣東、香港、廣州等地工作。他與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陳郁協助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許潮，恢復廣州黨組織和工會等革命團體，從事地下斗爭。
192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王灼任中共順直（順天府即北京市，直隸即河北省）省委常委。王灼離廣州，先到上海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系，同年春，他撰寫的《廣州暴動的回憶》一文，在上海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報刊《中國工人》第三期發表，介紹了他參加廣州起義前后的詳細歷程及其經驗教訓。
王灼在華北任順直省委常委，住在省委所在地天津。順直省委領導的地區很廣，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熱河（察、綏、熱三省解放后劃入河北、內蒙古等省區）、河南省北與陜西。省委內部有些人不承認新省委，一些直隸省黨員曾發生組織第二省委、北京部分地區黨員成立了“護黨請愿團”，已經出現內部糾紛。后經周恩來同志去直接處理后，順直省委才較為團結、進步。王灼按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到順直省委后，銳意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克服內部糾紛，克服極端民主化，并先后到北京、河北、山西、河南、陜西等省市，處理遺留問題，協助中共順直省委主要領導人，進一步加強與發展了黨的工作。后來，他又協助順直地區工會開展革命活動，改善職工生活。
11月，王灼到上海出席第五次全國勞動（工會代表）大會，與代表通過了“中華工人斗爭”、“工會組織”、“工廠委員會”、“工農聯合會”、“宣傳教育”等12個決議案和大會宣言（見《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84-331頁）。王灼又名王佐，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后，王灼任中共中央巡視員兼中華全國總工會巡視員（特派員）到中共廣東省所在地香港，同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顳榮臻、賀昌聯系，并在香港、廣州發動和指導開展工人運動。當了解到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與部分輪船海員支部有聯系，曾召開過海委與支部聯席會議；工代會、聯工工作均有發展；工廠委員會、赤色工會亦在一些工廠建立起來等情況后，王灼即向省委建議加強領導與指導，在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領導人陳郁任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后，省委應盡快派同志到省委職委負責開展全省工人運動。（見《中共中央巡視員仲丹給正西信》——關于海委、職運等工作情況，1930年1月22日存廣東省檔案館）。
隨后，王灼在廣州從事赤色職工運動中被反動當局逮逋，脫離了共產黨組織。1932年，他出獄后，希望盡快與黨組織聯系，但均找不到廣州共產黨組織、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等黨和工會團體的地址。王灼失去了與組織的聯系成為無黨派人員，在廣州做海員。同年冬，由于叛徒出賣，說他是共產黨干部，王灼被反動派逮捕入獄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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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期，王灼在廣州做學徒工人，后到香港當海員，飽受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資產階級的凌辱、壓迫和剝削。1921年3月，他參加中華海員人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是工會積極分子。他曾對海員說：香港海員勞動條件異常惡劣，勞動時間長，每天要干12至18小時；工資低，受種族歧視，中國籍海員只有白色皮膚海員工資的20%左右。在船面的水手，長年在甲板上挨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嚴寒霜雪。在輪船艙底做工的，終日站在火爐邊，受著高熱的煎熬，無降溫設備。一些生火海員竟暈死在爐旁。有些“侍仔”的服務員，終日忙個不停，擔負打掃、扛物、開飯等事務，稍有不周，被工頭辱罵毒打。許多海員沒有住房，常躺在貨物上或通道旁。中國海員一定要提高工資，改善待遇。
1922年1月12日，海員工會向輪船老板提出第三次增加工資要求遭拒絕后，王灼隨幾萬大罷工的香港海員，返廣州堅持斗爭。他們在越秀山，義務勞動，修筑了一條“海員罷工之路”和一座海員罷工紀念亭。部分海員由香港步行至沙田赴廣州時，被香港當局英國軍警開槍屠殺，打死6人，打傷數百人。王灼在廣州對罷工海員說：英帝國主義制造了“沙田慘案”，殺我同胞。我們要堅持反商斗爭。經過海員工會與香港當局談判，同意提高海員工資15%至30%。3月6日，王灼與罷工海員由廣州返香港復工。
為反對英帝國主義在上海的“五卅”大屠殺，1925年6月19日，王灼隨與港罷工工人、廣州沙面租界罷工工人共25萬人舉行震動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到廣州堅持反帝斗爭。6月23日，他隨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工農商學兵各界群眾共10萬人，在市內東較場舉行反帝大會，并舉行反帝大游行。隊伍到沙基路時，突遭英帝國主義軍警在沙面租界開槍掃射，當場打死50多人，打至重傷170多人，輕傷無數。王灼目睹帝國主義又一次大屠殺，萬分憤慨。他對省港罷工工人說：英帝國主義在上海殺死我國同胞10多人，打傷數十人，現在又在廣州進行更加野蠻的慘殺，我們更要堅持反帝。隨后，他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建立的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扛起槍支，到廣東沿海港口，執行封鎖香港、截留糧食、查緝私貨、逮捕走狗、維持秩序等任務，按全總部署，用罷工、封鎖、抵制英貨三項武器，同英帝國主義、軍閥作堅決斗爭，成為省港大罷工中的積極分子，后任糾察隊小隊長、中隊長。1926年，他參加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按照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決議案，他也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并表示堅持執行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生前確定的“三民主義”。同年，遵照中共廣東（兩廣）區委指示，王灼到由中共中央委員兼中國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毛澤東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聆聽了毛澤東講授《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等課程，受到深刻教育與極大鼓舞。結業后，為加強工農聯盟，按中共廣東區委指派，王灼到北江地區開展農民運動，在中共北江特別委員會工作，協助中共北江特委書記卓慶堅開展農運，是負責人之一。他在韶關、曲江、英德、樂昌、仁化等地，建立或擴大農會、農軍，開展二五減租，反對惡霸苛捐雜稅，使農民經濟收入增加，政治地位略有提高。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后，王灼在北江地區轉入地下斗爭，堅決反對反動派違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王灼又名王丑，后到廣州開展工人運動，兼任廣州手車工會領導人。10月15日，他到香港，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廣東省委聯席會議，匯報了北江地區農民運動與廣州工人運動概況。會上，他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會后，他返回廣州，繼續開展工人運動。11月，按中共中央、中共廣東省委批示，積極準備發動廣州起義。王灼一方面參與發動北江的花縣（今廣州花都區）佛崗、清遠、英德等縣農民、農軍配合和支持廣州起義，另一方面在廣州，協助中共廣州市委工委書記周文雍將“劍仔隊”、“工人自救隊”、“義勇團”，后統一改編為廣州工人赤衛隊，以周文雍為總指揮。
11月中旬，反動派頭子汪精衛派出大批軍警，強行封閉省港罷工人宿舍與膳堂。大批省港罷工工人被逐到街頭，流離失所，處境極難。王灼對省港罷工工人說：過去，對未找到職業的省港罷工工人，廣東及廣州政府仍免費給他們食宿。省港罷工工人則支援政府東征、南征、北伐，修筑廣州至黃埔公路，擴大黃埔港建設和參加各項建設，現在反動派則鎮壓省港罷工工人。省港罷工工人無處棲身，只有參加起義，推翻反動政府，才有出路。經過他的發動，一些省港罷工工人準備參加起義。他們強烈抗議反動派強行封閉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振臂高呼“誓死不退出罷工工人宿舍”、“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等口號。反動軍警逮捕20多名省港罷工工人。王灼又進一步鼓勵省港罷工工人參加廣州起義，建立革命政權，維護勞動群眾利益。11月28日，他向省港罷工工人及部分廣州工人赤衛隊傳達省委關于召開工農兵起義的宣言，發動工人武裝參加起義。
在中共廣東省委、廣州市委領導下，12月11日，第四軍教導團、警衛團、廣州工人赤衛隊和南海、花縣、清遠、廣州郊區農民武裝舉行廣州起義。王灼率領部分廣州工人赤衛隊、手車工人、過去參加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的部分隊員參加起義，協助教導團攻占維新路（今起義路）敵公安局，積極支持，擁護并參與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忠心擁護原全總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兼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為政府主席，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為代主席，中共廣州市委書記黃平為內務委員、外交委員，楊殷為肅反委員，周文雍為勞動委員、海員工會副主席陳郁為司法委員。王灼發動部分省港罷工工人、廣州失業工人、手車工人到政府領槍枝，壯大廣州工人赤衛隊。12月12日，他發動一些省港罷工工人、廣州手車工會會員到人民路西瓜園廣場（今廣州日報社），出席慶祝廣州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成立大會有工農商學兵等群眾一萬多人參加，大會宣布的政府綱領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消滅反革命；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資；失業工人給予津貼工資；沒收壟斷大資本家和地主財產、土地分配給農民；兵士增加兵餉；工業國有化；組織工農紅軍等。他與到會群眾熱烈鼓掌擁護。當天下午，張太雷壯烈犧牲，后由楊殷任廣州蘇維埃政府代主席。
12月13日，敵第四、第五軍等在帝國主義軍艦支援下，瘋狂攻入廣州。起義主力部隊撤退至海陸豐等地。王灼與少數廣州工人赤衛隊未接到撤退通知，在長堤等地同敵人巷戰后被打散。他化裝成工人轉移到香港，按省委指示，處理廣州起義失敗的善后事宜，對部分到了香港的起義者給以生活安排或介紹工作。
1928年1月1日，王灼出席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主持召開的省委會議，指出了廣州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我方發動群眾不夠，起義日期提前，撤退通知未到達所有參戰部隊，由于敵我打巷戰，打得難以通知，因而一些廣州工人赤衛隊整個中小隊犧牲。在廣州起義中，干部、戰士與群眾共犧牲5700多人。會議肯定了廣州起義的意義，總結了經驗教訓，決定要恢復廣州工作，通過了《關于廣州暴動問題》、《關于目前黨的任務及工作方針》、《職工運動》等決議案。會后，王灼先在香港、后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進行地下工作。2月24日，李立三組成省委常委會。王灼（黃焯）任省委常委。3月中，他被捕，經營救出獄。
4月13日，王灼在香港出席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聽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的報告，與到會者通過了《黨的問題決議案》、《沒收、分配土地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復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見《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組織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并當選為中共六大代表。
5月，王灼隨李立三、楊殷、周秀珠等赴蘇聯俄羅斯莫斯科。6月，在六大召開前，王灼出席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召開的政治座談會，并發言批評黨內的機會主義，提出對中國今后斗爭的看法。6月18日至7月11日，王灼在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推選為六大主席團委員，并任大會建立的政治、職工運動、農民土地問題、軍事、廣州暴動問題等五個委員會委員。6月23日，他以廣東代表身份，在大會討論政治報告時作了發言，成為到會代表中少數活躍分子之一。7月10日，王灼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7月19日，他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會后，他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常委楊殷等到列寧格勒（圣彼得堡）等地參觀學習。同年冬他回到祖國，在上海、廣東、香港、廣州等地工作。他與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陳郁協助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許潮，恢復廣州黨組織和工會等革命團體，從事地下斗爭。
192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王灼任中共順直（順天府即北京市，直隸即河北省）省委常委。王灼離廣州，先到上海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系，同年春，他撰寫的《廣州暴動的回憶》一文，在上海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報刊《中國工人》第三期發表，介紹了他參加廣州起義前后的詳細歷程及其經驗教訓。
王灼在華北任順直省委常委，住在省委所在地天津。順直省委領導的地區很廣，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熱河（察、綏、熱三省解放后劃入河北、內蒙古等省區）、河南省北與陜西。省委內部有些人不承認新省委，一些直隸省黨員曾發生組織第二省委、北京部分地區黨員成立了“護黨請愿團”，已經出現內部糾紛。后經周恩來同志去直接處理后，順直省委才較為團結、進步。王灼按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到順直省委后，銳意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克服內部糾紛，克服極端民主化，并先后到北京、河北、山西、河南、陜西等省市，處理遺留問題，協助中共順直省委主要領導人，進一步加強與發展了黨的工作。后來，他又協助順直地區工會開展革命活動，改善職工生活。
11月，王灼到上海出席第五次全國勞動（工會代表）大會，與代表通過了“中華工人斗爭”、“工會組織”、“工廠委員會”、“工農聯合會”、“宣傳教育”等12個決議案和大會宣言（見《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84-331頁）。王灼又名王佐，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后，王灼任中共中央巡視員兼中華全國總工會巡視員（特派員）到中共廣東省所在地香港，同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顳榮臻、賀昌聯系，并在香港、廣州發動和指導開展工人運動。當了解到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與部分輪船海員支部有聯系，曾召開過海委與支部聯席會議；工代會、聯工工作均有發展；工廠委員會、赤色工會亦在一些工廠建立起來等情況后，王灼即向省委建議加強領導與指導，在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領導人陳郁任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后，省委應盡快派同志到省委職委負責開展全省工人運動。（見《中共中央巡視員仲丹給正西信》——關于海委、職運等工作情況，1930年1月22日存廣東省檔案館）。
隨后，王灼在廣州從事赤色職工運動中被反動當局逮逋，脫離了共產黨組織。1932年，他出獄后，希望盡快與黨組織聯系，但均找不到廣州共產黨組織、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等黨和工會團體的地址。王灼失去了與組織的聯系成為無黨派人員，在廣州做海員。同年冬，由于叛徒出賣，說他是共產黨干部，王灼被反動派逮捕入獄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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