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一體，為我國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沖淡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表示關注或進行研究分析。下面結合陶淵明的詩歌試對此作出探討。
一、陶淵明少年時受家統和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于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為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注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茍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后，他又為彭澤令，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返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后，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挽歌詩》中第二首自挽詩中，詩人對死后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黯然瞑目。
二、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三、從陶淵明歸隱后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于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且看陶淵明一生大致經歷：始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后仕職于桓玄、劉裕、劉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職彭澤令八十余日，因不肯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毅然辭職歸耕田園。后有人勸他再度出仕為劉宋王朝服務，他寧愿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場。可以說，陶淵明歸隱得真守拙得真。在《歸園田居》、《飲酒》等詩中，詩人對自己歸隱后的生活作了描寫，“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往來。相見天雜言，但道桑麻長。”“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些別人都瞧不上眼的鄉村、平凡的事物、鄉間生活，在詩人筆下卻是那樣的優美、寧靜，顯得格外親切。歸隱后的陶淵明還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接近勞動人民，歌頌勞動，這使得他的田園詩更具勞動生活氣息。《癸卯歲始春懷左田舍》《歸園田居》《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等，都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在昔聞南苗，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癸“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人負來還。”“溫原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在早出晚歸的辛勤耕作中，詩人與勞動人民的關系更為密切，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更為真摯：“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于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觚遠見候，疑我與時乘。”從這些詩中，讀者可以看出，在這種閑適的田園生活中，詩人心情自然而寧靜，達到了心靈發展的真正和諧的境地，這才是真正的歸隱。
陶淵明的隱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隱居的本身就是對于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污的一種反抗，這和逃避現實不一樣。詩人在農村長期參與田間勞作，感情上越來越貼近勞動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詩中對勞動人民的貧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虛偽多有反映。他在詩中寫到：“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重華去我久，貧上世相尋”。雖然歸隱田園，但詩人心中并不平靜，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拋卻社會現實，他將自己未盡的政治理想寄寓詩中。在《桃花源記》里，詩人描述了一個心中的理想社會：“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人人都“怡然自樂”。這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反映了詩人美好的愿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詩人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否定。它是詩人歸田后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詩人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也足以證明，歸隱后的陶淵明并未完全脫離現實。
從陶淵明的歸隱和他歸隱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淵明向往的社會是和平與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無身外之求的人生；喜愛的人生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之趣的鄉村。由于這些追求，使他大多數的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但其背后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身感無所感的焦慮。所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一、陶淵明少年時受家統和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于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為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注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才出仕為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茍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后，他又為彭澤令，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返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后，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挽歌詩》中第二首自挽詩中，詩人對死后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黯然瞑目。
二、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三、從陶淵明歸隱后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于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且看陶淵明一生大致經歷：始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后仕職于桓玄、劉裕、劉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職彭澤令八十余日，因不肯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毅然辭職歸耕田園。后有人勸他再度出仕為劉宋王朝服務，他寧愿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場。可以說，陶淵明歸隱得真守拙得真。在《歸園田居》、《飲酒》等詩中，詩人對自己歸隱后的生活作了描寫，“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往來。相見天雜言，但道桑麻長。”“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些別人都瞧不上眼的鄉村、平凡的事物、鄉間生活，在詩人筆下卻是那樣的優美、寧靜，顯得格外親切。歸隱后的陶淵明還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接近勞動人民，歌頌勞動，這使得他的田園詩更具勞動生活氣息。《癸卯歲始春懷左田舍》《歸園田居》《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等，都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在昔聞南苗，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癸“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人負來還。”“溫原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在早出晚歸的辛勤耕作中，詩人與勞動人民的關系更為密切，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更為真摯：“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于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觚遠見候，疑我與時乘。”從這些詩中，讀者可以看出，在這種閑適的田園生活中，詩人心情自然而寧靜，達到了心靈發展的真正和諧的境地，這才是真正的歸隱。
陶淵明的隱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隱居的本身就是對于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污的一種反抗，這和逃避現實不一樣。詩人在農村長期參與田間勞作，感情上越來越貼近勞動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詩中對勞動人民的貧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虛偽多有反映。他在詩中寫到：“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重華去我久，貧上世相尋”。雖然歸隱田園，但詩人心中并不平靜，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拋卻社會現實，他將自己未盡的政治理想寄寓詩中。在《桃花源記》里，詩人描述了一個心中的理想社會：“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人人都“怡然自樂”。這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反映了詩人美好的愿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詩人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否定。它是詩人歸田后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詩人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也足以證明，歸隱后的陶淵明并未完全脫離現實。
從陶淵明的歸隱和他歸隱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淵明向往的社會是和平與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無身外之求的人生；喜愛的人生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之趣的鄉村。由于這些追求，使他大多數的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但其背后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身感無所感的焦慮。所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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