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潛年輕時曾受業于葉燮，他的詩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葉燮的影響，但不能繼承葉燮理論中的積極因素。他論詩的宗旨，主要見于所著《說詩晬語》和他所編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后名《清詩別裁集》）等書的序和凡例。
沈德潛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說詩晬語》開頭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時提倡“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說詩晬語》卷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
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所以他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說”。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于變化的美感。其說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詩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論詩歌體格則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說詩晬語》卷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詩別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后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但沈氏詩論的意義和明七子之說實際是不同的。因為他論詩有一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統治秩序、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其《說詩晬語》第一節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這首先是從有益于封建政治來確定詩的價值。他也講“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卻提出必須是“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如果“動作溫柔鄉語”，則“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見《國朝詩別裁集·凡例》）。所以，按“詩教”的標準衡量，唐詩已經不行了。在宗唐和講求格調的同時，還須“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說詩晬語》）。因而沈氏的論調，和桐城派古文家雖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時卻認為他們的思想仍不夠純正，還須追溯到儒家經典的態度非常相似。在詩歌的風格上，沈德潛把“溫柔敦厚”的原則和“蘊藉”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主張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對發露。 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同前）
沈德潛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說詩晬語》開頭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時提倡“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說詩晬語》卷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
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所以他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說”。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于變化的美感。其說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詩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論詩歌體格則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說詩晬語》卷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詩別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后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但沈氏詩論的意義和明七子之說實際是不同的。因為他論詩有一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統治秩序、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其《說詩晬語》第一節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這首先是從有益于封建政治來確定詩的價值。他也講“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卻提出必須是“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如果“動作溫柔鄉語”，則“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見《國朝詩別裁集·凡例》）。所以，按“詩教”的標準衡量，唐詩已經不行了。在宗唐和講求格調的同時，還須“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說詩晬語》）。因而沈氏的論調，和桐城派古文家雖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時卻認為他們的思想仍不夠純正，還須追溯到儒家經典的態度非常相似。在詩歌的風格上，沈德潛把“溫柔敦厚”的原則和“蘊藉”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主張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對發露。 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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