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言詩
阮籍是建安以來第一個全力創作五言詩的人，其《詠懷詩》把八十二首五言詩連在一起，編成一部龐大的組詩，并塑造了一個悲憤詩人的藝術形象，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創舉，一個顯著的成就，在五言詩的發展史上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后世作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晉左思、張載、陶潛（《飲酒》），南北朝劉宋的鮑照，北周的瘐信，唐陳子昂（《感遇》），李白（《古風》）等人詩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廣泛涉及現實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內容的五言長詩，無不是對阮籍《詠懷詩》的繼承和發展。
阮籍的《詠懷詩》或隱晦寓意，或直抒心跡，表現了詩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滿濃郁的哀傷情調和生命意識，無不給人以“陶性靈，發幽思”的人生啟悟。阮籍的詩形象得展現了魏晉之際一代知識分子痛苦、抗爭、苦悶、絕望的心路歷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對五言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創造了抒情組詩的阮籍的《詠懷詩》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美學情調出現在中國詩壇上，當時就引起了強烈反響。阮籍之后，詩人爭先仿效其作，影響極為深廣。后人給予“憂時憫亂，興寄無端，而駿放之致，沉摯之詞，誠足以睥睨八荒，牢籠萬有”的極高評價，是當之無愧的新形式，開后代左思《詠史》組詩，陶淵明《飲酒》組詩的先河。
2、對曹雪芹及《紅樓夢》的影響
研究阮籍其人、其詩,難免讓人想到《紅樓夢》——阮籍的狷狂癡態、朦朧的詩篇、如履薄冰的處境以及對心理平衡的艱難追求等,都可以在《紅樓夢》中找到影子。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現象嗎?其實,若論阮籍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之間的聯系,也并非毫無緣由。
首先,曹雪芹傾慕阮籍。曹雪芹字“夢阮”(另說號“夢阮”),這“阮”應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夢阮’之一別號的背后可能暗示著曹雪芹對阮籍的夢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這里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誠“步兵白眼向人斜”(《贈曹雪芹》)的詩句,用阮籍(世稱阮步兵)青白眼的軼事來稱贊曹雪芹不肯隨波逐流的傲世態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贈詩揭示了曹雪芹與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與阮氏在歷史上有親緣關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孫,敦誠曾寫道:“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后,于今環堵蓬蒿屯。……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寄懷曹雪芹》)詩中“奇氣”的評價頗為傳神,建安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鐘嶸《詩品》),到了《紅樓夢》,的確體現出“文采風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了。漢魏之際,曹氏與阮氏關系密切,阮籍之父阮蠫是曹氏父子身邊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關懷。當然,曹雪芹“夢阮”不僅因為某種親緣關系,更重要的還在于阮籍是他心靈的知者、行為的楷模。
此外,《紅樓夢》的朦朧意境與阮籍的《詠懷》詩很相似。阮籍的詩朦朧曲折,僅“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兩句,就有三種以上的解釋,至今難以定論。《紅樓夢》書中也曾提到阮詩,黛玉教導香菱學詩時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這里談到了“阮”,足見作者對阮籍的重視。不過,這段話還隱含了一個問題:中國詩史上,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從詩佛、詩圣、詩仙、陶、謝、瘐、鮑、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時代,便數三曹七子了。而《紅樓夢》中只提了一個在當時年輩較小、存詩較少的應玚來代表建安作家,對才高八斗的子建、開一代文風的曹操和首倡“詩賦欲麗”的曹丕都故意避諱,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從敦誠《挽曹雪芹》的詩句中可見,曹雪芹不僅世襲了建安曹氏的風骨,也承繼了正始詩人含蓄曲折的風格。書中象這樣閃爍其辭者不計其數,“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與其說《紅樓夢》在寫作上頗具匠心,不如說它象阮籍撲朔迷離的《詠懷》詩一樣煞費苦心。
阮籍與曹雪芹之間的諸多聯系,增強了筆者比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將通過四個相似點具體分析阮籍對《紅樓夢》的影響。
(一) 時人多謂癡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都有“癡”的特征。《晉書·阮籍傳》:“容貌瑰杰,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時人多謂之癡。”《紅樓夢》的篇頭詩即是“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而描繪寶玉的《西江月》詞云:“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曹雪芹“癡”的自述以及對寶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與阮籍的“時人多謂癡”酷似,不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點是他們的“癡”都由于和“時人”不同。
阮籍和《紅樓夢》中的寶玉都曾經被統治者所重視——阮籍受過當時持掌朝廷大權的司馬昭的關心和庇護,司馬氏甚至用聯姻來拉攏他。(參見《晉書·阮籍傳》和《晉書·何曾傳》)寶玉也深得賈府至尊賈母的寵愛,其實,賈政對他的嚴厲也是一種望子成龍的愛。然而,得到當權者關愛的前提是他們必須順服。正因為他們不安于頭上那片庇蔭,他們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現實社會要拋棄他們,是他們在摒棄黑暗社會。他們都很孤獨,但那是一種走在時代前列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孤獨。大凡歷史先行者每每以癡狂的反常形態為當時世俗所不容,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即是兩個典例。
阮籍的放達形象常被視為魏晉風度的化身,他曾創造過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記錄,然而他的神志卻始終是清醒的。正始時期,由于阮籍的影響,阮氏家族以清談聞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達也被列入竹林七賢,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想效仿,卻遭到了阮籍的反對。他之所以阻止兒子放浪縱恣,“蓋以渾(阮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了。”(戴逵《竹林七賢論》)他擔心兒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蘊含著老莊玄學的思想積淀,埋藏著愁腸百轉的世事憂苦,其精神實質是難以效仿的。險惡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將靈與肉分開,形醉而神不醉。(見拙作《阮籍現象的文化意蘊》,《求是學刊》1996年3期)《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從行為到精神幾乎也構成了魏晉風度,透過他與阮籍的相似點,我們不難體會出寶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蘊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進一步從同中求異,相比之下,賈寶玉對“古今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張錦池《究竟是回歸,還是叛逆——〈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社會觀念的比較研究》,《紅樓夢學刊》1996年2期)比阮籍單純的對曹魏政權的失望、對司馬氏統治的反抗,意義更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個別的(魏晉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紅樓夢》是對所有封建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癡、狂在阮籍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更富有精神價值了。
(二)誰云玉石同?
阮籍《詠懷》第五十四首:“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楚辭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賢愚雜廁。’”阮籍在此傾訴了對賢、愚不分的現實的不滿。也可曲折地理解為玉石縱殊,同于灰燼的無奈。
阮詩此句可以引發對《紅樓夢》中玉、石意蘊的思考。關于《紅樓夢》的主旨從玉還是從石的問題,學術界多有爭論,而認為舍玉從石者較多,筆者曾撰文論及。(《〈紅樓夢〉對水、石意象的拓展》,《紅樓夢學刊》1996年3期)現在看來,對玉、石之爭的問題應該采取立體的視點:第一,在表層上,是棄玉從石,返樸歸真的。第二,在深層中,《紅樓夢》的作者在維護主人公外石內玉的品質。這“玉”的象征意義不是金子般的貴重,而是清水一樣的高潔。《紅樓夢》中三個品性高潔的人物都以“玉”字為名,即寶玉、黛玉和妙玉。足見作者對玉并非持厭棄的態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與金銀銅臭歸為一族。作者真正厭棄的是“金玉良緣”。正因為寶玉的懷玉之質不被世人認識,世人真、假不辨,寶玉才名“假(賈)”實真,這是《紅樓夢》的辯證內蘊所在。
(三)終身履薄冰阮籍
《詠懷》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與《紅樓夢》中黛玉的處境相似。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這和《紅樓夢》中黛玉的《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意境是異曲同工的。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于含蓄美的悲劇人物。“悲劇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對自己的受難負有責任。”(朱光潛《悲劇心理學》第8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劇除客觀環境外,也是他們自身的性格悲劇。內向的性格和隱曲的處世方式導致了其悲劇的加劇。黃節評阮籍這首詩時說:“‘終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與!”(《阮步兵詠懷詩注》)阮籍處世之“慎”(曾被司馬昭稱為“天下之至慎者”)也體現在他《詠懷》詩的創作上,其朦朧曲折的風格,造成“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李善注《文選》)的藝術效果。林黛玉雖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齒,但在與寶玉的愛情婚姻問題上,卻從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詩中悲嘆:“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識秋心?”與阮籍的“誰知我心焦?”、“辛酸誰語哉!”等詩句如出一轍。“古未有兒女之情日以淚洗面者,古亦未有兒女之情而終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與私者。”(清·西園主人《紅樓夢論辯·林黛玉論》,《紅樓夢卷》第1冊)的確,黛玉熟讀《西廂記》,卻不曾借紅娘牽線。阮籍“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鐘嶸《詩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詩品》)的境界。
阮籍的言與行是有差異的,那是一種遠禍全身的方式。而就黛玉而言,天下再沒有象她那樣“口非心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人了。她“欲近反而疏,欲親反而戚,胸鬲間物不能掬以示人”,“死黛玉者黛玉也。”(許葉芬《紅樓夢辨》,《紅樓夢卷》第1冊)由此,我們也可以說,苦阮籍者阮籍也。
在阮籍與黛玉的人生悲劇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環境的污濁也是不容忽視的,他們的言行都表現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為他不肯隨波逐流。試想,司馬氏給他許多次高就的機會(如聯姻等),他都消極反抗,所以艱難地保全他的名節。黛玉追求“質本潔來還潔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從不逢迎權勢,以致于把賈母喜愛她這一良好的機會都漸漸喪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僅對賈寶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自由的表現默然相契,而且從不勸他去投身舉業,走‘仕途經濟’的封建道路。”(蔣和森《紅樓夢引論》,載《紅樓夢學刊》1996年4期)黛玉與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對阮籍人格、詩境的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詠懷》第十三首的詩尾寫道:“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紅樓夢》戚序本存一條脂(硯齋)評云:“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論語·述而》:“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圣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詩和脂評都典出《論語》,意蘊也很相似。
阮籍此詩結尾的前兩句是“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整體詩意是說,無論是李斯、蘇秦,還是伯夷、叔齊都死得其所。李斯輔秦、蘇秦輔六國,后有東門之悔、車裂之殃,都殺身而死;伯夷、叔齊,身為商臣,不食周粟,守節而死。他們或出為顯宦,或隱遁深山,都遂其心愿,故死而無憾。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晉之際,司馬氏為篡奪魏政權,一方面殺人如麻,一方面拉攏名士;前者使國人“道路以目”,后者企圖樹立幾個投降歸順的樣板以警世人。所以,擺在魏晉人士面前的兩條路——仕與隱都充滿鮮血。唯一能讓人心理平衡的途徑就是遂其心志。這一點,嵇康在拒絕山濤推舉他做官時談得更清楚:“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與山巨源絕交書》)
《紅樓夢》從言情的角度而論,就是在追求一種愛我所愛,無怨無悔的理想境界。脂評為《紅樓夢》一書補充了這一意旨:“而絳珠之淚,偏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的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干,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這是一種以“惜”為基礎的“通靈”的情感現象。《紅樓夢》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許”、“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等以婚姻為最終歸宿的傳統模式,對“情”進行了新的詮釋。
“現實中的愛情多半是失敗的,不是敗于難成眷屬的無奈,就是敗于終成眷屬的厭倦。然而,無奈留下了永久的懷戀,厭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這又未嘗不是愛情本身的成功。說到底,愛情是超越于成敗的。愛情是人生最美麗的夢,你能說你做了一個成功的夢或失敗的夢嗎?”(周國平《人與永恒》第22頁,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紅樓夢》也是一個夢,寶黛愛情是夢中之夢,這個夢的結局是超越成敗、超越離合的。脂硯齋這段評語是對曹雪芹小說的補充和點化,是對《紅樓夢》中寶黛愛情的升華,道出了黛玉淚盡而逝的美學價值。
從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詩句抽繹出的魏晉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了《紅樓夢》的悲劇美。寶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確再沒有什么值得嗟嘆和悲怨的了。這應該屬于一種審美意義上的“大團圓”。
阮籍是建安以來第一個全力創作五言詩的人，其《詠懷詩》把八十二首五言詩連在一起，編成一部龐大的組詩，并塑造了一個悲憤詩人的藝術形象，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創舉，一個顯著的成就，在五言詩的發展史上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后世作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晉左思、張載、陶潛（《飲酒》），南北朝劉宋的鮑照，北周的瘐信，唐陳子昂（《感遇》），李白（《古風》）等人詩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廣泛涉及現實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內容的五言長詩，無不是對阮籍《詠懷詩》的繼承和發展。
阮籍的《詠懷詩》或隱晦寓意，或直抒心跡，表現了詩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滿濃郁的哀傷情調和生命意識，無不給人以“陶性靈，發幽思”的人生啟悟。阮籍的詩形象得展現了魏晉之際一代知識分子痛苦、抗爭、苦悶、絕望的心路歷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對五言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創造了抒情組詩的阮籍的《詠懷詩》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美學情調出現在中國詩壇上，當時就引起了強烈反響。阮籍之后，詩人爭先仿效其作，影響極為深廣。后人給予“憂時憫亂，興寄無端，而駿放之致，沉摯之詞，誠足以睥睨八荒，牢籠萬有”的極高評價，是當之無愧的新形式，開后代左思《詠史》組詩，陶淵明《飲酒》組詩的先河。
2、對曹雪芹及《紅樓夢》的影響
研究阮籍其人、其詩,難免讓人想到《紅樓夢》——阮籍的狷狂癡態、朦朧的詩篇、如履薄冰的處境以及對心理平衡的艱難追求等,都可以在《紅樓夢》中找到影子。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現象嗎?其實,若論阮籍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之間的聯系,也并非毫無緣由。
首先,曹雪芹傾慕阮籍。曹雪芹字“夢阮”(另說號“夢阮”),這“阮”應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夢阮’之一別號的背后可能暗示著曹雪芹對阮籍的夢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這里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誠“步兵白眼向人斜”(《贈曹雪芹》)的詩句,用阮籍(世稱阮步兵)青白眼的軼事來稱贊曹雪芹不肯隨波逐流的傲世態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贈詩揭示了曹雪芹與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與阮氏在歷史上有親緣關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孫,敦誠曾寫道:“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后,于今環堵蓬蒿屯。……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寄懷曹雪芹》)詩中“奇氣”的評價頗為傳神,建安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鐘嶸《詩品》),到了《紅樓夢》,的確體現出“文采風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了。漢魏之際,曹氏與阮氏關系密切,阮籍之父阮蠫是曹氏父子身邊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關懷。當然,曹雪芹“夢阮”不僅因為某種親緣關系,更重要的還在于阮籍是他心靈的知者、行為的楷模。
此外,《紅樓夢》的朦朧意境與阮籍的《詠懷》詩很相似。阮籍的詩朦朧曲折,僅“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兩句,就有三種以上的解釋,至今難以定論。《紅樓夢》書中也曾提到阮詩,黛玉教導香菱學詩時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這里談到了“阮”,足見作者對阮籍的重視。不過,這段話還隱含了一個問題:中國詩史上,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從詩佛、詩圣、詩仙、陶、謝、瘐、鮑、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時代,便數三曹七子了。而《紅樓夢》中只提了一個在當時年輩較小、存詩較少的應玚來代表建安作家,對才高八斗的子建、開一代文風的曹操和首倡“詩賦欲麗”的曹丕都故意避諱,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從敦誠《挽曹雪芹》的詩句中可見,曹雪芹不僅世襲了建安曹氏的風骨,也承繼了正始詩人含蓄曲折的風格。書中象這樣閃爍其辭者不計其數,“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與其說《紅樓夢》在寫作上頗具匠心,不如說它象阮籍撲朔迷離的《詠懷》詩一樣煞費苦心。
阮籍與曹雪芹之間的諸多聯系,增強了筆者比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將通過四個相似點具體分析阮籍對《紅樓夢》的影響。
(一) 時人多謂癡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都有“癡”的特征。《晉書·阮籍傳》:“容貌瑰杰,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時人多謂之癡。”《紅樓夢》的篇頭詩即是“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而描繪寶玉的《西江月》詞云:“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曹雪芹“癡”的自述以及對寶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與阮籍的“時人多謂癡”酷似,不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點是他們的“癡”都由于和“時人”不同。
阮籍和《紅樓夢》中的寶玉都曾經被統治者所重視——阮籍受過當時持掌朝廷大權的司馬昭的關心和庇護,司馬氏甚至用聯姻來拉攏他。(參見《晉書·阮籍傳》和《晉書·何曾傳》)寶玉也深得賈府至尊賈母的寵愛,其實,賈政對他的嚴厲也是一種望子成龍的愛。然而,得到當權者關愛的前提是他們必須順服。正因為他們不安于頭上那片庇蔭,他們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現實社會要拋棄他們,是他們在摒棄黑暗社會。他們都很孤獨,但那是一種走在時代前列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孤獨。大凡歷史先行者每每以癡狂的反常形態為當時世俗所不容,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即是兩個典例。
阮籍的放達形象常被視為魏晉風度的化身,他曾創造過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記錄,然而他的神志卻始終是清醒的。正始時期,由于阮籍的影響,阮氏家族以清談聞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達也被列入竹林七賢,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想效仿,卻遭到了阮籍的反對。他之所以阻止兒子放浪縱恣,“蓋以渾(阮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了。”(戴逵《竹林七賢論》)他擔心兒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蘊含著老莊玄學的思想積淀,埋藏著愁腸百轉的世事憂苦,其精神實質是難以效仿的。險惡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將靈與肉分開,形醉而神不醉。(見拙作《阮籍現象的文化意蘊》,《求是學刊》1996年3期)《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從行為到精神幾乎也構成了魏晉風度,透過他與阮籍的相似點,我們不難體會出寶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蘊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進一步從同中求異,相比之下,賈寶玉對“古今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張錦池《究竟是回歸,還是叛逆——〈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社會觀念的比較研究》,《紅樓夢學刊》1996年2期)比阮籍單純的對曹魏政權的失望、對司馬氏統治的反抗,意義更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個別的(魏晉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紅樓夢》是對所有封建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癡、狂在阮籍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更富有精神價值了。
(二)誰云玉石同?
阮籍《詠懷》第五十四首:“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楚辭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賢愚雜廁。’”阮籍在此傾訴了對賢、愚不分的現實的不滿。也可曲折地理解為玉石縱殊,同于灰燼的無奈。
阮詩此句可以引發對《紅樓夢》中玉、石意蘊的思考。關于《紅樓夢》的主旨從玉還是從石的問題,學術界多有爭論,而認為舍玉從石者較多,筆者曾撰文論及。(《〈紅樓夢〉對水、石意象的拓展》,《紅樓夢學刊》1996年3期)現在看來,對玉、石之爭的問題應該采取立體的視點:第一,在表層上,是棄玉從石,返樸歸真的。第二,在深層中,《紅樓夢》的作者在維護主人公外石內玉的品質。這“玉”的象征意義不是金子般的貴重,而是清水一樣的高潔。《紅樓夢》中三個品性高潔的人物都以“玉”字為名,即寶玉、黛玉和妙玉。足見作者對玉并非持厭棄的態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與金銀銅臭歸為一族。作者真正厭棄的是“金玉良緣”。正因為寶玉的懷玉之質不被世人認識,世人真、假不辨,寶玉才名“假(賈)”實真,這是《紅樓夢》的辯證內蘊所在。
(三)終身履薄冰阮籍
《詠懷》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與《紅樓夢》中黛玉的處境相似。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這和《紅樓夢》中黛玉的《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意境是異曲同工的。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于含蓄美的悲劇人物。“悲劇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對自己的受難負有責任。”(朱光潛《悲劇心理學》第8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劇除客觀環境外,也是他們自身的性格悲劇。內向的性格和隱曲的處世方式導致了其悲劇的加劇。黃節評阮籍這首詩時說:“‘終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與!”(《阮步兵詠懷詩注》)阮籍處世之“慎”(曾被司馬昭稱為“天下之至慎者”)也體現在他《詠懷》詩的創作上,其朦朧曲折的風格,造成“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李善注《文選》)的藝術效果。林黛玉雖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齒,但在與寶玉的愛情婚姻問題上,卻從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詩中悲嘆:“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識秋心?”與阮籍的“誰知我心焦?”、“辛酸誰語哉!”等詩句如出一轍。“古未有兒女之情日以淚洗面者,古亦未有兒女之情而終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與私者。”(清·西園主人《紅樓夢論辯·林黛玉論》,《紅樓夢卷》第1冊)的確,黛玉熟讀《西廂記》,卻不曾借紅娘牽線。阮籍“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鐘嶸《詩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詩品》)的境界。
阮籍的言與行是有差異的,那是一種遠禍全身的方式。而就黛玉而言,天下再沒有象她那樣“口非心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人了。她“欲近反而疏,欲親反而戚,胸鬲間物不能掬以示人”,“死黛玉者黛玉也。”(許葉芬《紅樓夢辨》,《紅樓夢卷》第1冊)由此,我們也可以說,苦阮籍者阮籍也。
在阮籍與黛玉的人生悲劇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環境的污濁也是不容忽視的,他們的言行都表現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為他不肯隨波逐流。試想,司馬氏給他許多次高就的機會(如聯姻等),他都消極反抗,所以艱難地保全他的名節。黛玉追求“質本潔來還潔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從不逢迎權勢,以致于把賈母喜愛她這一良好的機會都漸漸喪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僅對賈寶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自由的表現默然相契,而且從不勸他去投身舉業,走‘仕途經濟’的封建道路。”(蔣和森《紅樓夢引論》,載《紅樓夢學刊》1996年4期)黛玉與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對阮籍人格、詩境的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詠懷》第十三首的詩尾寫道:“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紅樓夢》戚序本存一條脂(硯齋)評云:“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論語·述而》:“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圣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詩和脂評都典出《論語》,意蘊也很相似。
阮籍此詩結尾的前兩句是“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整體詩意是說,無論是李斯、蘇秦,還是伯夷、叔齊都死得其所。李斯輔秦、蘇秦輔六國,后有東門之悔、車裂之殃,都殺身而死;伯夷、叔齊,身為商臣,不食周粟,守節而死。他們或出為顯宦,或隱遁深山,都遂其心愿,故死而無憾。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晉之際,司馬氏為篡奪魏政權,一方面殺人如麻,一方面拉攏名士;前者使國人“道路以目”,后者企圖樹立幾個投降歸順的樣板以警世人。所以,擺在魏晉人士面前的兩條路——仕與隱都充滿鮮血。唯一能讓人心理平衡的途徑就是遂其心志。這一點,嵇康在拒絕山濤推舉他做官時談得更清楚:“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與山巨源絕交書》)
《紅樓夢》從言情的角度而論,就是在追求一種愛我所愛,無怨無悔的理想境界。脂評為《紅樓夢》一書補充了這一意旨:“而絳珠之淚,偏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的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干,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這是一種以“惜”為基礎的“通靈”的情感現象。《紅樓夢》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許”、“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等以婚姻為最終歸宿的傳統模式,對“情”進行了新的詮釋。
“現實中的愛情多半是失敗的,不是敗于難成眷屬的無奈,就是敗于終成眷屬的厭倦。然而,無奈留下了永久的懷戀,厭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這又未嘗不是愛情本身的成功。說到底,愛情是超越于成敗的。愛情是人生最美麗的夢,你能說你做了一個成功的夢或失敗的夢嗎?”(周國平《人與永恒》第22頁,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紅樓夢》也是一個夢,寶黛愛情是夢中之夢,這個夢的結局是超越成敗、超越離合的。脂硯齋這段評語是對曹雪芹小說的補充和點化,是對《紅樓夢》中寶黛愛情的升華,道出了黛玉淚盡而逝的美學價值。
從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詩句抽繹出的魏晉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了《紅樓夢》的悲劇美。寶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確再沒有什么值得嗟嘆和悲怨的了。這應該屬于一種審美意義上的“大團圓”。
| 上一篇： 任翻 | 下一篇： 戎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