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瞿純白調外交部任職，瞿秋白也隨同北上到北京，參加普通文官考試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免費入學），學習俄文。
1919年5月4日，性格內向的瞿秋白參與了五四運動，加入了李大釗、張嵩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參加了中南海總統府前抗議馬良禍魯的請愿活動，遭到逮捕，旋即被釋放。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采訪。
1921年秋，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瞿秋白作為當時莫斯科僅有的翻譯，進入該校任翻譯和助教，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1922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由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
陳獨秀回國時，邀請瞿秋白回國工作，于是瞿也隨同陳獨秀回到北京。1923年夏，于右任、鄧中夏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同時，瞿秋白兼管中共宣傳工作，擔任《新青年》的編輯，
1924年，國民黨改組，瞿秋白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并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與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委員等） 。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
1927年7月12日，陳獨秀被停職，由張國燾臨時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來到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召開會議（八七會議），正式將陳獨秀（缺席）免職，并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后，中國共產黨第三任最高領導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間（1927年7月-1928年5月），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秋收暴動。瞿秋白的領導方式與強勢作風的陳獨秀不同，只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對組織和軍事完全放權。
1928年4月，瞿秋白從上海經海路抵達大連，又改乘火車沿中東鐵路北上，通過滿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進入蘇聯。5月中旬，瞿秋白抵達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兩年時間，實際在國內直接領導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發。
1930年7月，瞿秋白由于立場調和，被當地的黨部指為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撤銷了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攜妻子離開蘇聯回國，8月中旬回到上海，主要任務是在9月底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但由于瞿秋白“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于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不僅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養病（肺結核），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茅盾、魯迅來往。
1934年1月，由于無法繼續留在上海養病，瞿秋白又回到瑞金（2月5日），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閑職。
紅軍長征后，瞿秋白帶病留守南方。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轉移途中，在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鎮被宋希濂的國軍第三十六師向賢矩部逮捕，6月18日，在長汀中山公園執行槍決。在被押期間（5月23日），瞿秋白寫下了《多余的話》，表達其由文人從政曲折的心路歷程。
1919年5月4日，性格內向的瞿秋白參與了五四運動，加入了李大釗、張嵩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參加了中南海總統府前抗議馬良禍魯的請愿活動，遭到逮捕，旋即被釋放。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采訪。
1921年秋，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瞿秋白作為當時莫斯科僅有的翻譯，進入該校任翻譯和助教，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1922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由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
陳獨秀回國時，邀請瞿秋白回國工作，于是瞿也隨同陳獨秀回到北京。1923年夏，于右任、鄧中夏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同時，瞿秋白兼管中共宣傳工作，擔任《新青年》的編輯，
1924年，國民黨改組，瞿秋白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并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與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委員等） 。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
1927年7月12日，陳獨秀被停職，由張國燾臨時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來到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召開會議（八七會議），正式將陳獨秀（缺席）免職，并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后，中國共產黨第三任最高領導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間（1927年7月-1928年5月），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秋收暴動。瞿秋白的領導方式與強勢作風的陳獨秀不同，只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對組織和軍事完全放權。
1928年4月，瞿秋白從上海經海路抵達大連，又改乘火車沿中東鐵路北上，通過滿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進入蘇聯。5月中旬，瞿秋白抵達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兩年時間，實際在國內直接領導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發。
1930年7月，瞿秋白由于立場調和，被當地的黨部指為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撤銷了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攜妻子離開蘇聯回國，8月中旬回到上海，主要任務是在9月底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但由于瞿秋白“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于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不僅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養病（肺結核），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茅盾、魯迅來往。
1934年1月，由于無法繼續留在上海養病，瞿秋白又回到瑞金（2月5日），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閑職。
紅軍長征后，瞿秋白帶病留守南方。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轉移途中，在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鎮被宋希濂的國軍第三十六師向賢矩部逮捕，6月18日，在長汀中山公園執行槍決。在被押期間（5月23日），瞿秋白寫下了《多余的話》，表達其由文人從政曲折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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