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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由來
　　公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在滁州時(shí)，自號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三朝言行錄》）
　　虛心求教
　　宋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歐陽修被貶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時(shí)常閑游山水，并與附近瑯琊寺的智仙和尚結(jié)為好友。為便于他游覽，智仙和尚帶人在山腰蓋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歐陽修前去祝賀，為之取名為“醉翁亭”，并寫下了千古傳誦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記》。文章寫成后，歐陽修張貼于城門，征求修改意見。開始大家只是贊揚(yáng)，后來，有位樵夫說開頭太啰嗦，便叫歐陽修到瑯琊山南門上去看山。歐陽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筆將開頭“環(huán)滁四面皆山，東有烏龍山，西有大豐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換上“環(huán)滁皆山也”五個字。如此一改，則文字精練，含義倍增。
　　行文求簡
　　歐陽修在翰林院任職時(shí)，一次，與同院三個下屬出游，見路旁有匹飛馳的馬踩死了一只狗。歐陽修提議：“請你們分別來記敘一下此事。”只見一人率先說道:“有黃犬臥于道，馬驚，奔逸而來，蹄而死之”，另一人接著說：“有黃犬臥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最后第三人說：“有犬臥于通衢，臥犬遭之而斃。” 歐陽修聽后笑道：“像你們這樣修史，一萬卷也寫不完。”那三人于是連忙請教：“那你如何說呢？”歐陽修道：“‘逸馬殺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聽后臉紅地相互笑了起來，比照自己的冗贅，深為歐陽修為文的簡潔所折服。
　　文風(fēng)嚴(yán)謹(jǐn)
　　據(jù)《宋稗類鈔》記載：有一次歐陽修替人寫了一篇《相州錦堂記》，其中有這樣兩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xiāng)。”交稿后，他又推敲了一下，覺得不妥，便派人騎快馬將稿子追回，修改后再送上。來人接過改稿，草草一讀，很是奇怪：這不還和原稿一模一樣嗎？仔細(xì)研讀后才發(fā)現(xiàn)，全文只是將“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xiāng)”改成了“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xiāng)”，快馬追回的只是兩個“而”字。但他反復(fù)吟誦后，才發(fā)現(xiàn)個中妙處。原來，改句中增加了兩個“而”字，意義雖未改變，但是讀起來語氣由急促變?yōu)槭婢彛艄?jié)和諧，增加了語言抑揚(yáng)頓挫的音樂美。
　　“修”與“羞” （此事真假存疑）
　　從前，有一個單科秀才，總是覺得自己了不起，文如錦繡，詩如蓮花。四下張望，只有一個叫歐陽修的，能和自己相比。 一日，這秀才背起行囊，拿了一張地圖，要對歐陽修進(jìn)行文學(xué)訪問。那真是，一臉得意，萬種豪情。心想，定要訪他個啞口無言，乖乖地亮出免戰(zhàn)牌。 說話間，秀才來到河邊，上船的時(shí)候，歪腦袋看見一棵枇杷樹，好秀才，出口成吟：“路旁一枇杷，兩朵大丫杈。” ——要說嘛，這秀才的前兩句還是挺順當(dāng)?shù)模刹恢趺矗偸呛髣挪蛔悖竺婢捅锊怀鰜怼?要說天下的事兒，就是一個巧。正巧歐陽修也來過河，隨口說道：“未結(jié)黃金果，先開白玉花。” 秀才一聽，拱手贊道：“想不到老兄也會吟詩，對得還不錯，不失我的原意。這可是詩人興會了。”
　　說話間，船老大已經(jīng)開船了，批杷樹漸行漸遠(yuǎn)，秀才見河中有一群鵝，有的鵝潛水，有的鵝灌水，詩興又起，脫口念道：“遠(yuǎn)看一群鵝，一棒打下河。”
　　話說秀才兩句出口，又沒詞兒了。歐陽修順口接道：“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秀才大喜：“嗬！看來老兄肚子里還真有點(diǎn)貨，竟能懂得我的詩意。那秀才大步流星，從船頭跨到船尾，向歐陽修伸出雙手，一邊跑一邊說：“詩人同登舟，去訪歐陽修。”歐陽修連忙把雙手高高拱起： “修已知道你，你還不知（羞）。”
　　修河
　　宋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決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北)，河水改道北流，經(jīng)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靜軍等地，至乾寧軍合御河入海。當(dāng)時(shí)因年荒民困，沒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館陶郭固口決口，四年堵塞后流勢仍不暢，引起了北流和恢復(fù)故道東流的爭論。至和二年（1055年），歐陽修極力反對回河?xùn)|流，連上兩疏陳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當(dāng)時(shí)“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繼以兇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的嚴(yán)重形勢，認(rèn)為在“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際，以“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余里之長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許，而且會引起“流亡盜賊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據(jù)自己的觀察體會，首先從分析黃河淤積決溢規(guī)律出發(fā)，闡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說：“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接著他又分析了京東、橫隴河道的具體情況，指出：“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fù)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后數(shù)年，又塞而復(fù)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于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fù)，所復(fù)不久終必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fù)屢決，理不可復(fù)，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時(shí)，歐陽修還認(rèn)為，河渠司李仲昌等議開的六塔河，寬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斷言六塔河“于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shí)。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 歐陽修的奏疏未予采納，朝廷命加緊堵口，開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決口塞而復(fù)決，回河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