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圣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贊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借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后，不羨王祥有佩刀。”仕途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后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并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駢體文），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這一段經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牛李黨爭源于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舉考試。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應試舉子牛僧孺、李宗閔進行打擊，因為他們在試卷中嚴厲地批評了他。由此，李吉甫與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結怨，這筆恩怨后來被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繼承了下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領袖的“李黨”在數十年中互相攻訐，爭斗不休，成為晚唐政治的留史經典。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圣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贊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借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后，不羨王祥有佩刀。”仕途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后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并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駢體文），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這一段經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牛李黨爭源于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舉考試。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應試舉子牛僧孺、李宗閔進行打擊，因為他們在試卷中嚴厲地批評了他。由此，李吉甫與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結怨，這筆恩怨后來被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繼承了下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領袖的“李黨”在數十年中互相攻訐，爭斗不休，成為晚唐政治的留史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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