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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閨中良友李惠仙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梁啟超17歲。在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學海堂苦讀4年后，他參加了這一年的廣東鄉(xiāng)試，秋闈折桂，榜列八名，成了舉人。
　　主考官李端棻，愛其年少才高，將堂妹李惠仙許配與他。惠仙比梁啟超長4歲。兩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啟超偕夫人李氏南歸故里。
　　梁家世代務農(nóng)，家境并不寬裕，新婚不久的梁啟超夫婦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書室的一個小房間權(quán)作新居。廣東的氣候溽熱難當，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適應。這位生于官宦之家、從北京來的大小姐，并沒有嫌棄梁家的貧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華。梁啟超的生母趙太夫人早已仙逝，繼母只比李惠仙大兩歲，李惠仙仍極盡孝道，日夜操勞侍奉，深得梁家喜愛，在鄉(xiāng)里也博得了賢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維新"失敗后，慈禧命令兩廣總督捉拿梁啟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門，逃過了一場滅門之災。梁啟超只身亡命東瀛，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個梁家的支柱。在幾個月內(nèi)，梁啟超給她寫了六、七封家書，高度贊揚她在清兵抄家時的鎮(zhèn)定表現(xiàn)，鼓勵她堅強地活下去，并告訴她讀書之法、解悶之言，萬種濃情凝于筆端。有一封信這樣寫道：
　　……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況，并聞卿慷慨從容，詞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
　　後兩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溫良，又賢慧，不僅在生活上關心照顧著梁啟超和他的家人，在事業(yè)上對梁啟超也有不少的幫助。
　　梁啟超生于廣東，官話說不好，為此曾吃過不少虧。"戊戌變法"初期，梁啟超已名噪京城，光緒帝久聞其名。但在召見他時，因梁啟超不諳官話，彼此難以交流，光緒帝大為掃興，結(jié)果只賞了他個小小的六品銜。這也促使梁啟超痛下決心學好官話。李惠仙自幼長在京城，官話說得自是流利。自她來日本后，梁啟超便請夫人教他學習官話。夫妻二人，婦唱夫隨，不消多時，梁啟超的口語水準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就得心應手了。
　　梁啟超與李惠仙一向敬愛有加，做了一輩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啟超卻為此悔恨終生。在李惠仙彌留之際，他對大女兒梁思順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順兒啊，我總覺得你媽媽的那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至極始終不忍說，現(xiàn)在忍不住了，說出來想把自己的罪過減輕一點。"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癥溘然而逝。梁啟超寫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 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啟超應康有為之請，赴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僑商設家宴招待梁啟超，引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
　　梁啟超進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還有一年輕女子。她是僑商的女兒，叫何蕙珍，芳齡二十，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便任學校教師，于今已有4年，英文極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參加宴會，由她做梁啟超的翻譯。
　　賓主落座，何蕙珍便挨著梁啟超坐下，不時有一股淡香飄入梁啟超的心腑。多年來，除了妻子李氏外，他還沒有與一個女子這樣接近過。席間，何小姐頗為活躍，她廣博的學識，不凡的談吐，尤其是她對梁啟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個宴會仿佛成了何小姐與梁啟超的對語，而他們兩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將罷，何小姐又將她在報上替梁啟超辯護的文章原稿拿來給他看，并說："這是我代先生筆戰(zhàn)起草的英文中譯稿，請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過何小姐的手稿，梁啟超吃了一驚，他多日的疑惑頓時冰釋。原來，梁啟超剛到檀香山時，到處奔走演說。清廷駐檀香山領事館買通了一家當?shù)氐挠⑽膱蠹垼粩鄬懳恼鹿袅簡⒊Ａ簡⒊闹胁环嘤诓欢⑽模荒芑負簦缓弥弥焕怼?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現(xiàn)一樁怪事，另一家英文報紙上連載為梁啟超辯護的文章，文字清麗，論說精辟。顯然，作者對梁啟超的經(jīng)歷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終于大白，原來那些為自己辯護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這位華僑小姐之手。
　　臨別時，何蕙珍含情脈脈言道：“我十分敬愛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一小像，即遂心愿。”
　　數(shù)日后梁啟超踐約將照片贈與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報李，回贈親手織繡的兩把精美小扇。梁此時已墜入情網(wǎng)，幾近癡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來拜訪梁啟超，婉勸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說這樣會給他的事業(yè)帶來極大的幫助。梁啟超沉思片刻，隨即言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我敬她愛她，也特別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時我曾與譚嗣同君創(chuàng)辦'一夫一妻世界會'，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說我一顆頭顱早已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連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連累人家一個好女子呢﹖"
　　又過了數(shù)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師宴請梁啟超。席間見到何蕙珍，梁啟超心情極為復雜，不敢觸及敏感話題。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談吐自如。分手之時，何小姐說：“先生他日維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創(chuàng)立女學堂之事，請來電召我，我必來。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難道還有比這更直接的表白嗎﹖梁啟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輕輕說了聲“珍重”，便連忙離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內(nèi)心深處的感情卻不能自欺。這期間，他陸續(xù)寫了24首情詩，以記述對何蕙珍的贊美、思念和無奈之情，把對何蕙珍的深深愛慕融入詩篇之中，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
　　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
　　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梁啟超不愿把這件事繞開自己的結(jié)發(fā)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書中，把檀島奇遇說與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費苦心地講述著對何蕙珍的態(tài)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萬萬有所不可"的決定。李惠仙讀了梁啟超的信，自然氣惱，她給梁啟超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說：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如果真的喜歡何蕙珍，我準備稟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真的像你來信中所說的，就把它放在一邊，不要掛在心上，保重身體要緊。
　　李惠仙要把問題交給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去處理，因為她知道梁父是決不會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舉讓梁啟超著了慌，他急忙復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對何蕙珍已“一言決絕，以妹視之”。信中說：
　　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挨罵矣；即不挨罵，亦累老人生氣。若未寄稟，請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馀情繾綣，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jié)耳。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為眾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游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發(fā)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梁啟超最終以理智鎖住情感，結(jié)束了這場苦戀。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nèi)形勢急劇惡化，斗爭十分殘酷，他已沒有時間沉溺于兒女私情。
　　后來，在梁啟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又從檀島來北京，欲與之結(jié)秦晉之好。但梁啟超只在總長的客廳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從檀島趕來，但梁啟超仍然婉辭。
　　梁啟超的這一做法，對何蕙珍來說似乎有點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也責備梁啟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
　　"小妾"培育9名子女成材
　　據(jù)《革命逸史》所記，李惠仙與梁啟超結(jié)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環(huán)，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聽使喚，不久便被梁家趕出了家門。而王桂荃則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cè)室。
　　對于這樁婚事，大概是考慮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張，梁啟超從不張揚，盡量諱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chǎn)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稱。
　　但是，梁啟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惠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來回憶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時說，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惠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抽他。王桂荃嚇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
　　在復雜的政治激流中，梁啟超的思想經(jīng)歷了巨大的轉(zhuǎn)變，他頭腦中描繪的政治藍圖也由君主立憲制完全轉(zhuǎn)變?yōu)槊裰鞴埠椭啤?915年袁世凱復辟后，他又站出來反對帝制。梁啟超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終無后顧之憂的，則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兩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啟超去世后，留給了王桂荃9個孩子。
　　在這之后的歲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學得了更多的勤奮。梁氏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并涌現(xiàn)出三位院士：建筑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在1948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屆院士，航太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后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她是中國尋常女性的縮影，但她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啟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shù)名棟梁之材的平凡母親。
　　梁啟超 - 人物評價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后，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jīng)破產(chǎn)，主張光大傳統(tǒng)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啟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1902年，先后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fā)動“史學革命”。
　　吳其昌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啟超》一書（勝利出版社，1944年版），對梁啟超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他所創(chuàng)立的“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對梁啟超的評價：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quán)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shù)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鏟除，所以要破壞。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shù)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 在對梁啟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shù)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chuàng)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zhuǎn)移，前后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第53~54頁）
　　（陳鵬鳴：《梁啟超學術(shù)思想評傳》第292頁）
　　吳澤對梁啟超的評價：
　　吳澤于1948年出版《康有為與梁啟超》一書，吳澤先生寫作此書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義，論證改良主義在中國必然失敗的命運，為康、梁祭，為今人惕。作者在書中說：“時異境遷，遠非昔比，人民已經(jīng)起來，民主自由，已成時代主流，歷史洪濤，革命形勢，無可抗拒，人民時代，民主世紀，哪里還容孤臣孽子們侈談‘維新’、‘變法’，玩弄‘擁光緒’、‘保大清‘的一套？”（《康有為與梁啟超》上海華夏書店1948年版，第5頁） 因此，作者在本書重點論述了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對于他的學術(shù)思想則很少提及，故導致對他的評價較低：“梁啟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學者、政治家，實實在在說，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義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動，而這種政治活動，三十年來，一貫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動立場，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擁袁’、‘護閥’，圖謀維持封建統(tǒng)治。”（吳澤：《康有為與梁啟超》第180頁）
　　（（同上書），第292~293頁）
　　王介平對梁啟超的評價：
　　王介平在《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的長文里對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從學康有為到戊戌政變（1890~1898），梁啟超并沒有異于康有為的理論和主張，但因其善于為文，對于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界和知識青年產(chǎn)生了極大的啟蒙作用。第二階段從逃亡日本到與革命派論戰(zhàn) （1898~1905），梁啟超由斥后保皇轉(zhuǎn)而反對革命。第三階段從論戰(zhàn)失敗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墮落，并公開抵制資產(chǎn)階級革命。第四階段從辛亥革命后回國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啟超之死（1912~1929），他逐漸成為地主買辦集團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趨反動。作者還分析了梁啟超思想上的矛盾、錯誤和多變的原因，認為這“正是帝國主義階段半殖民地的中國改良主義遭到破產(chǎn)時走投無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階級部分力量向資產(chǎn)階級轉(zhuǎn)化而遭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革命力量錯綜復雜的打擊之后，無所憑依的彷徨情緒的反映。”
　　（王介平：《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中國近代思想家研究論文選》，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版，第96頁）
　　梁啟超的兩次被“掌摑”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詁經(jīng)精舍里師從經(jīng)學大師俞樾專治樸學（俞樾即后來著名學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炮聲把年輕的章太炎從故紙堆中驚醒。同年“公車上書”的導演康有為因之竄紅。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結(jié)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啟超。
　　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啟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fā)表了多篇反滿清的文章，梁啟超秉承師意拒不發(fā)表，章對此不悅，后因?qū)捉檀嬗胁煌捶ǘl(fā)沖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將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于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顏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shù)杯對眾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門人發(fā)生肢體沖突，梁啟超率數(shù)人至章處問罪，章太炎一時怒起，以掌摑梁啟超兩記，眾人扭打因之決裂。
　　一次梁啟超追隨康有為逃日本避難，恰孫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為滿清壓迫，經(jīng)此慘禍當能自省，乃請人約見。但康有為等人卻堅持以“大清子民”為念，要死保光緒帝，將孫中山看作是亂黨，拒絕合作，但隨著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在日本華人中影響日益壯大，康為拉攏孫中山的部下派梁啟超等人前去協(xié)商合作，但梁等人竟無恥地要求孫中山放棄原來主張加入他們所謂的勤王運動，梁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誆騙到他們的巢穴，忽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光緒的衣帶詔要孫中山等人叩拜，孫當然拒絕，梁卻指使眾人不讓他們走，陳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啟超的衣領輪起左臂就是一記耳光，打得梁踉蹌幾步幾乎摔倒，接著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曰“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丑，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嚇得康黨眾人皆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