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向往大時代和大成就的年輕人都喜歡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視為轉折年代，他們都喜歡引用查爾斯·狄更斯描寫大革命之后法國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他們都喜歡用混亂來形容自己的年代，他們都渴望為這“混亂年代”理出脈絡或者記錄這“混亂年代”。
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真正經歷混亂年代并且因為自己在混亂年代中的作為而被寫入歷史的年輕人卻實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個名單因為一些原因還會在某些時候遺漏掉一些人。在我看來，梁啟超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眾多偉大人物的素質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時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發起我對梁啟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對《劍橋中國晚清史》和一些記載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命運的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才驚異地發現，以前我們僅僅用“改良派”三個字來描述的梁啟超，在這段歷史中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要高。
梁啟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啟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啟超傳》中，梁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啟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為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個老朽帝國的奴隸，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呈現給后人的則是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后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而洋務運動的重地總理衙門在當時被人們稱為“混蛋加三級”。
我們的歷史課本在描述這段屈辱歷史的時候，從來不會吝惜筆墨，這會使我任何進一步的講述都顯得多余。而吳其昌先生給予自己老師的高度評價，我想可能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同孫中山相提并論，“他（梁啟超）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梁啟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啟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為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為梁啟超“國士無雙”，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啟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
戊戌變法令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名揚天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梁啟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家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于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后這個年輕人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領袖來接待。當時梁啟超26歲。
而梁啟超在政治上的輝煌并不像教科書上記載的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終結，或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成為明日黃花的人物。梁啟超在日本的時候，和同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交往頻繁，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以孫中山當時的聲望，自然無法同梁啟超相比。而此時梁啟超和康有為的分歧越來越大。盡管如此，梁啟超顧及到康有為，沒有給革命黨人過多的支持。
梁啟超的另外一次輝煌來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凱宣布稱帝，此時的梁啟超卻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歐美的游歷和對西方各國歷史的學習給他一種印象，稱帝者必亡。于是長于雄文的梁啟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到消息，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啟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 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啟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啟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梁啟超在另外一次反帝運動，即反對張勛復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次也意味著他同改良派的徹底決裂。周善培規勸梁啟超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辟只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而康有為則正站在復辟的一方。梁啟超和康有為從此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啟超“梁賊啟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來稱呼梁啟超。
至于梁啟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地位，早有新聞學者將他同沃爾特·李普曼相比較。才氣縱橫自然不說，梁對中國文體的改革被認為是他的最偉大貢獻之一，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稱為表達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認為梁啟超文氣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寫習慣了報紙文章，結果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但是卻沒有其他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別的著作。
長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屬于保守派的梁啟超的死，更是嘲笑我們對歷史局限的判斷能力。梁啟超晚年進入協和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一個腎潰爛，必須割掉。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可能發生的錯誤發生了，手術醫生將梁啟超健康的腎割掉反而留下潰爛的一個。于是“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于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而梁啟超因為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新的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床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最后，梁啟超允諾在自己死后將腦部捐獻給醫院。
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真正經歷混亂年代并且因為自己在混亂年代中的作為而被寫入歷史的年輕人卻實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個名單因為一些原因還會在某些時候遺漏掉一些人。在我看來，梁啟超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眾多偉大人物的素質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時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發起我對梁啟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對《劍橋中國晚清史》和一些記載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命運的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才驚異地發現，以前我們僅僅用“改良派”三個字來描述的梁啟超，在這段歷史中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要高。
梁啟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啟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啟超傳》中，梁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啟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為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個老朽帝國的奴隸，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呈現給后人的則是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后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而洋務運動的重地總理衙門在當時被人們稱為“混蛋加三級”。
我們的歷史課本在描述這段屈辱歷史的時候，從來不會吝惜筆墨，這會使我任何進一步的講述都顯得多余。而吳其昌先生給予自己老師的高度評價，我想可能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同孫中山相提并論，“他（梁啟超）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梁啟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啟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為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為梁啟超“國士無雙”，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啟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
戊戌變法令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名揚天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梁啟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家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于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后這個年輕人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領袖來接待。當時梁啟超26歲。
而梁啟超在政治上的輝煌并不像教科書上記載的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終結，或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成為明日黃花的人物。梁啟超在日本的時候，和同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交往頻繁，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以孫中山當時的聲望，自然無法同梁啟超相比。而此時梁啟超和康有為的分歧越來越大。盡管如此，梁啟超顧及到康有為，沒有給革命黨人過多的支持。
梁啟超的另外一次輝煌來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凱宣布稱帝，此時的梁啟超卻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歐美的游歷和對西方各國歷史的學習給他一種印象，稱帝者必亡。于是長于雄文的梁啟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到消息，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啟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 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啟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啟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梁啟超在另外一次反帝運動，即反對張勛復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次也意味著他同改良派的徹底決裂。周善培規勸梁啟超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辟只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而康有為則正站在復辟的一方。梁啟超和康有為從此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啟超“梁賊啟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來稱呼梁啟超。
至于梁啟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地位，早有新聞學者將他同沃爾特·李普曼相比較。才氣縱橫自然不說，梁對中國文體的改革被認為是他的最偉大貢獻之一，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稱為表達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認為梁啟超文氣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寫習慣了報紙文章，結果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但是卻沒有其他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別的著作。
長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屬于保守派的梁啟超的死，更是嘲笑我們對歷史局限的判斷能力。梁啟超晚年進入協和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一個腎潰爛，必須割掉。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可能發生的錯誤發生了，手術醫生將梁啟超健康的腎割掉反而留下潰爛的一個。于是“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于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而梁啟超因為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新的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床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最后，梁啟超允諾在自己死后將腦部捐獻給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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