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同志誕生在上海江南機械制造總局的一個小官員家里。
1899年的春天，蔡和森跟隨母親葛健豪回到了家鄉雙峰永豐鎮，不久父親也從上海回故鄉，并買下位于雙峰縣井字鎮楊球的光甲堂定居下來。
1908年全家又遷回了永豐鎮。為了謀生，年僅13歲的和森進了蔡廣祥辣醬店當學徒。飽嘗了階級壓迫的苦楚。三年學徒期滿后，他不愿經商而立志讀書，進入了永豐國民小學讀三年級。由于他學習刻苦用功，只用了一個學期，就越級考入了雙峰高等小學。
蔡和森同志在雙峰高小求學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南京政府發出剪辮子的號召后，蔡和森同志覺得應該用實際行動擁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于是就把自己頭上的長辮子剪掉了，在他的帶領下，學校里很多同學都剪了辮子，積極擁護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
1913年秋天，蔡和森同志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第二年春，毛澤東由第四師范并入第一師范，他們同在一個年級學習。由于共同的志向，他們倆結成了志同道合的學友，開始了“恰同學少年”的生活。學校有個君子亭，蔡和森毛澤東經常來到這里討論治學、做人等問題。兩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就這樣走到一起了。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師范學校設立了專科文學部，楊懷中、徐特立等老師轉到了文學部任教。蔡和森歷來愛好文史。他在一師讀了二年后，于1915年秋天跳級考進了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專科。
正在蔡和森考入高等師范這個學期，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在北京出版了。這是一種宣揚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它一開始就鮮明地指出“民主”和“科學”兩個口號，大力批判封建主義的傳統觀念，主張實現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代的民主、自由和個性解放。這種新思想給廣大青年以極大的震動和鼓舞。蔡和森很快就成了這個刊物的熱心讀者，從而使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1917年6月，蔡和森同志在湖南高等師范畢業了，在高等師范畢業后，蔡和森同志沒有回家去，曾與毛澤東同志寄居在半學齋楊懷中先生寓所，繼續共同探求救國的道路，準備建立革命團體。
1917年秋，蔡和森動員母親，把全家遷到岳麓山榮灣鎮劉家臺子住下來。從此，這里成了蔡和森和一師的同學毛澤東、羅學瓚、張昆弟等青年暢談理想，探討人生觀的場所。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他們共同得出一個結論：要改造社會，光靠幾個人的力量不行，必須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結成堅強有力的團體。于是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了新民學會。這是五四運動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蔡和森認為所謂“新民”二字就包含著進步與革命的意義。會上，還通過了《新民學會章程》，會后又出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這三集共收集了書信47封，其中蔡和森同志寫給毛澤東等會友的信就有11封。
為求得學會的向外發展，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同志受學會的委托，赴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這時楊懷中先生已應聘到了北京大學當教授，經揚老師介紹，蔡和森來到留法儉學會，與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聯系。他會見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著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李大釗，特別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思想矍然猛覺。他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愿則而效之。”在新民學會會友中第一個吹響了歡迎十月革命的號角。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同志與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脫萊蓬”號法國郵船赴法勤工儉學。
經過三十五天的海上航行。蔡和森同志一家等三十多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達法國馬賽。2月2日到達巴黎，蔡和森進入了蒙達尼男子中學學習。蔡和森同志勤奮好學，刻苦攻讀，憑著一本法華字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有關各國革命運動、各種思潮的小冊子上百種。
在留法過程中，蔡和森同志和向警予同志由于共同的學習生活和革命理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0年5月，他們在蒙達尼自由結婚。毛澤東同志在國內知道這個消息后。高度贊揚他們敢于打破破舊的婚姻制度。
在留法勤工儉學青年中，存在著各種思想傾向，他們信奉各種主義。為了把大多留法青年團結起來，蔡和森和向警予、李維漢等同志商量，決定邀集散居法國各地的13名新民學會會員來蒙達尼聚會，就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等重大問題進行討論。1920年7月初，新民學會會員從法國各地先后來到蒙達尼，7月6日到10日，他們在蒙達尼公學的教室里舉行了五天會議，會上蔡和森同志提出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學會的方針，得到了大家的贊成。
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呢？蔡和森同志主張先要組織共產黨，建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蔡和森在一九二O年八、九月寫給毛澤東的兩封長信，以及次年二月寫給陳獨秀的長信《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系統地闡明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認識。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中國發生的問題，無論哪一種都不是現社會制度所能解決的，“所以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國將來的改造，“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從而得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結論。
特別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確指出，要發展中國革命，必須成立共產黨；并對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等問題提出了正確主張。蔡和森認為：一、這個黨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作戰部”，它旗幟鮮明地稱為“中國共產黨”。組織了共產黨，“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二、這個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的學理由三點出發：在歷史上發明他的唯物史觀；在經濟上發明他的資本論；在政治上發明他的階級戰爭說。三者一以貫之，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只有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才能堅持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三、這個黨必須采取徹底革命的方法，反對改良主義。徹底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發動工農群眾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四、這個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黨員應分布于工廠、農村、學校，成為一切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五、這個黨必須有鐵的紀律，只有這樣才能養成有組織有覺悟的戰士，擔負偉大革命事業。蔡和森同志于是在8月13日和9月16日寫了兩封長信給在國內的毛澤東同志。8月13日的信中說旗幟鮮明地提出：“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毛澤東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的1月給蔡和森寫了兩封復信。信中對蔡和森提出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特別是對蔡和森同志9月16的信中提出的建黨和一系列的理論。毛澤東同志回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并告訴蔡和森：“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事，陳仲甫（也就是陳獨秀）先生等已進行組織”.在我們黨內，第一個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這個名詞的，首先見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他是我們黨內第一個系統宣傳列寧建黨學說的人。
為了爭取大多數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蒙達尼會議后，蔡和森還向“工學世界社”的成員宣傳他的主張，舉行會議，并發表了“怎樣救中國”的演說，不久，“工學世界社”發展到三十多人，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革命組織。
蔡和森在法國一年多的時間，不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還積極從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1921年7月，蔡和森與工學世界社成員開會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蔡和森在法國發起了建黨活動，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周恩來任總支書記。也正在這個時候，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派毛澤東，何叔衡出席了“一大”，因法國支部沒有得到消息，所以沒有派代表出席。后來毛澤東同志在回憶建黨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里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也就是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蔡和森同志在法國從事建黨活動的同時，還發起組織了多次革命斗爭。蔡和森同志等人組織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到法國后，遇到了很多困難，但華法教育會不僅不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還多方進行排斥和刁難，甚至迫害，于是蔡和森、王若飛等同志組織開展了同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華法教育會的斗爭。迫使駐法公館不得不解決留法學生的生活等困難。1921年6月，北洋政府企圖向法國政府借款來購買軍火，擴大內戰。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人領導開展了反對賣國借款的斗爭，斗爭取得了勝利，迫使法國政府宣布暫緩借款。1921年秋，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和法國當局，借勤工儉學的名義，抽歐洲各國募捐了一筆巨款，創辦了“里昂中法大學”。原來答應在法國招收一部分勤工儉學學生入學。但到開學時，蔡和森他們得到的消息，卻全是招收國內的富家子弟，因此，激起了留法勤儉學學生的義憤，于是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了一場“占里昂大學”的斗爭，9月21日，蔡和森同志率領100多名學生沖進里昂中法大學，占領了校舍，駐法公使館要求法國當局派警察拘捕了中國學生。9月21日上午，三百多名法國武裝警察包圍了學校，蔡和森等104名學生被拘捕。10月1日，他們在學校院內發起了絕食斗爭，反抗中國駐法公使館和法國當局的暴行。10月18日，法國當局給他們加上“擾亂治安”的罪名，無理的把蔡和森等104名留法學生武裝押上輪船，強行遣送回國。
11月，蔡和森同志歸國后，由當時的黨的總書記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并留在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他積極從事黨的實際工作，同時繼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特別是注意把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研究中國現狀，探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1922年上半年，蔡和森同志在黨中央工作期間，還兼抓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工作。當時，青年團臨時中央局已經建立，辦公地點設在上海霞飛路漁陽里6號，蔡和森同志常駐這里，指導全國青年團的工作，同年5月5日，當選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后，他為團中央主編機關報《先驅》，第7、8、9三期就是他主編的。
7月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意見，通過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和經過民主革命到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蔡和森是大會文件起草人之一，對黨的革命綱領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二大”選舉蔡和森為中央委員，至“六大”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二大”以后，負責編輯黨的機關報《向導》，大力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反復闡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向導》自創刊至1927年停刊，始終是蔡和森同志主編，他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地為《向導》組稿撰稿。光是署名“和森”的文章就有130篇，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點，提出“戳穿了的紙老虎是嚇不住民眾勢力之發展的”，鼓舞革命人民要敢于同帝國主義、軍閥斗爭。他還批評了胡適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聯省自治”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國民黨人的錯誤觀點。《向導》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發動和發展起了巨大作用。蔡和森同志在主編《向導》周報的同時，還撰寫了《俄國社會革命史》一書，系統地總結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李大釗為推薦他這本書的出版，曾給胡適寫過2封信，陳獨秀也為他寫過6封信。
1922年下半年他與向警予在上海創辦平民女校，蔡和森在這里講授過《社會進化史》。
1922年9月，蔡和森由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成為國共合作的橋梁。
1923年6月，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著重討論了和孫中山國民黨合作的問題。蔡和森與毛澤東一同出席了會議。大會以投票的方式選舉陳獨秀（40）、蔡和森（37）、李大釗（37）、王荷波（34）、毛澤東（34）、朱少連（32）、譚平山（30）、項德隆（27）、羅章龍（25）為中央委員（根據瞿秋白紀錄）。蔡和森的高票當選，與其主編向導成績顯著，理論水平高等直接有關。會后他與毛澤東回到上海，一道在國民黨內做統戰工作。
在這期間，蔡和森還在黨所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1924年，他將自己在上海大學的講稿，綜合整理出版了《社會進化史》一書，他的這部書運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來論證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的一部杰作，全書15萬余字，從人類的起源，一直講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講《社會進化史》，詳細介紹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宣傳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蔡和森積極主張發展工農運動，以促進國民革命的發展并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堅”。他指出，工農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新動力”、“臺柱子”，只有依靠工農階級才能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在1925年4月，他就提出建立農民武裝的問題，指出“農民運動之武裝的形式”的重要性。他向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們指出：“你們或是站在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階級（工農階級）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1925年5月，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蔡和森同志在黨中央參與指導了這次運動。為了把這場斗爭推向全國去，他在自己主編的《向導》周報上，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了《告全國民眾書》，很快地就把這場斗爭發展到了廣州、香港等城市。
“五卅“運動后不久，蔡和森與向警予同志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全會。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的致詞。會后，與李立三同志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留在莫斯科。1925年底，他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作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長篇講演，詳細回顧了從建黨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擴大執委會議的歷史，對中國革命的性質、黨的歷史任務和各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這是我們黨的第一部黨史著作。
1927年春，中國的大革命運動進入了高潮。共產國際派蔡和森同志回國加強對中國革命的領導。4月1日，他途經長沙時，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在教育會坪舉行歡迎大會。會上蔡和森同志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作了重要演說。他4月1日的演說，刊登在4月2日的《湖南民報》上。文章對農民革命作了極其精辟的論述。他說：“現在革命的發展，第一當注重的是農運問題，農運是整個革命根本問題。”“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即可以得天下。”他還特別強調必須注重“革命武裝問題”。他說：“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他已敏銳的覺察到，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在破壞革命，提醒革命派不要“犧牲農民利益而與右派妥協”。他的這篇演說，對農民革命作了精辟的論述，如同毛澤東同志后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樣，對湖南的農民運動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
1927年4月27日，黨在武漢的武昌小學禮堂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蔡和森同志出席了這次會議，并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黨的“五大”雖然通過了許多正確的決議，但是由于繼續選舉了陳獨秀為總書記，而他又背離了“五大”路線，致使大革命開始走向失敗。從黨的“五大”到八七會議，是中國革命嚴重困難時期。蔣介石已公開叛變，汪精衛由準備到實行叛變。在三個多月時期里，蔡和森作了巨大努力，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力圖挽救革命危機，使革命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5月17日，夏斗寅在湖北叛變。21日，許克祥在湖南叛變。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提議，由葉挺部和中央軍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領粵漢路，剿夏斗寅，再由粵漢路直取湖南為根據地，爾后取湖北和廣東，同時廣泛發展工農武裝，準備以革命暴動對付反革命暴亂。但魯易卻認為當時的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而是與所謂國民黨“左派”的關系問題。鮑羅廷和譚平山甚至參加了武漢國民黨中央的“馬日事變”調查團，指責工農運動“過火”，拒絕了蔡和森等的意見。
“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開會討論黨的工作方針，但共產國際兩位代表卻爭吵不休。鮑羅廷強調和國民黨的關系是中心問題，指責工農運動“過火”，認為當時只能減租減息，不能搞土地革命；魯易在“馬日事變”后雖主張反擊，但擔不出任何辦法。陳獨秀傾向鮑羅廷。蔡和森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主張把工作中心放在發展工農運動，擴大工農武裝，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對反動派堅決進行反擊。
6月初，汪精衛到鄭州和馮玉祥舉行會議，反共傾向已明。為了擺脫困境，陳獨秀、鮑羅廷提出“東征”蔣介石；魯易、譚平山要求“南伐”廣東；蔡和森則主張解決兩湖問題。他指出，我們不要再為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我們應當堅定地自覺地發展我們的力量，建立我們的根據地，并具體擬定了兩湖議案。當時正接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信，因此中央通過了兩湖決議案，并派出大批軍事干部赴湘準備暴動。但以后魯易又推翻了這個決定，雖然周恩來與魯易力爭，還是無濟于事。
唐生智把部隊撤回武漢以后，明顯地暴露出他要鞏固自己在兩湖的地位和打擊共產黨的企圖。可是鮑羅廷卻極力拉攏唐生智經營東征，魯易極力拉攏汪精衛，他甚至將國際來信給汪看，結果給汪發動叛變以借口。當時蔡和森正在武昌毛澤東家養病，6月25日，他寫信給中央常委：“唐回湘后，反動態度既已如此明白，我們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直無異魚游釜底！‘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這是在革命危急關頭應采取的正確方針，可是陳獨秀等沒有接受。
7月初，根據共產國際指示，黨中央改組了政治局。從7月16日開始，蔡和森連寫七封信給中央常委，提議中央召開全體會議決定新方針，發動土地革命，發展革命武裝，并愿留湖南工作。但這些意見張國燾都未接受；周恩來主張武裝斗爭，張國燾也反對。
蔡和森參加了黨的八七會議，在歷時僅一天的“八七”會議上，蔡和森同志先后作過4次發言。他與毛澤東等同志批判了陳獨秀的右頃錯誤，指出“過去一切錯誤都無五次大會后的錯誤那樣厲害”，并且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我是過去政治局的一人，我應負此錯誤的責任”。堅決主張發動土地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蔡和森是秋收暴動的提案人之一，并再次要求赴湘參加秋收暴動，不必留政治局，同時提議毛澤東參加中央政治局。
黨的“八七”會議后新的中央政治局雙決定派他到北方局去指導黨的工作。他一到北方局，就認真傳達貫徹黨的“八七”緊急會議精神，開展了整頓黨的組織的活動。9月24日，他在開津直隸省委改組會上作了《黨的機會主義史》的長篇報告。在北方局，蔡和森同志還寫了《北方工作決議案》、《致中央的信》、《關于順直問題的報告》等。
1928年6月，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蔡和森同志出席了大會。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他對政治問題、職工運動和農民土地問題都作了發言。他在這些發言和隨后寫的《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中，批判了右傾及“左”傾機會主義，論述了中國革命性質，農民問題和革命轉變問題等。蔡和森同志是4月離開上海赴莫斯科的。5月1日，向警予同志在武漢壯烈犧牲，他在莫斯科得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于7月22日寫了《向警予同志傳》，他在此傳中寫道“偉大的警予，英雄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像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表達了對向警予深切的悼念。
是年8月他從莫斯科歸國時。11月，他臥病上海時還帶病寫了《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下的辛亥革命紀念》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兩篇重要文章，發表在《布爾什維克》第一、二卷上。
1929年初，他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再次來到了莫斯科。在這里，他參加了共產國際對陳獨秀主義的討論。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等成為取消主義者，他們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現在只能進行合法運動，等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以后再進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宣揚“二次革命論”。“左”傾機會主義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鼓吹“一次革命論”。蔡和森的發言稿《論陳獨秀主義》發表在《布爾什維克》第四卷上。批判了這些錯誤論調。他指出，中國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也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權革命，這個革命的領導者已經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無產階級不能超過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的道路，去達到社會主義革命”。蔡和森特別強調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徹底發動農民，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建立工農政權，鞏固工農聯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關于革命轉變問題，蔡和森說，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勞動群眾宣布，中國革命有社會主義前途，并且為爭取這個前途而努力奮斗。
1931年初，蔡和森同志從莫斯科歸國。中央派他到香港去指導兩廣黨的工作。3月，他帶著家眷來到了香港。6月10日，由于叛徒出賣，他被英帝國主義間諜逮捕。6月12日，被引渡到廣州，不幸于8月4日，遭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槍殺，時年36歲。
蔡和森同志一心為黨，一生為黨，對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中國人民是永遠記得他的。
（作者羅紹志，系原中共雙峰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著有《蔡和森傳》等)
1899年的春天，蔡和森跟隨母親葛健豪回到了家鄉雙峰永豐鎮，不久父親也從上海回故鄉，并買下位于雙峰縣井字鎮楊球的光甲堂定居下來。
1908年全家又遷回了永豐鎮。為了謀生，年僅13歲的和森進了蔡廣祥辣醬店當學徒。飽嘗了階級壓迫的苦楚。三年學徒期滿后，他不愿經商而立志讀書，進入了永豐國民小學讀三年級。由于他學習刻苦用功，只用了一個學期，就越級考入了雙峰高等小學。
蔡和森同志在雙峰高小求學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南京政府發出剪辮子的號召后，蔡和森同志覺得應該用實際行動擁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于是就把自己頭上的長辮子剪掉了，在他的帶領下，學校里很多同學都剪了辮子，積極擁護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
1913年秋天，蔡和森同志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第二年春，毛澤東由第四師范并入第一師范，他們同在一個年級學習。由于共同的志向，他們倆結成了志同道合的學友，開始了“恰同學少年”的生活。學校有個君子亭，蔡和森毛澤東經常來到這里討論治學、做人等問題。兩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就這樣走到一起了。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師范學校設立了專科文學部，楊懷中、徐特立等老師轉到了文學部任教。蔡和森歷來愛好文史。他在一師讀了二年后，于1915年秋天跳級考進了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專科。
正在蔡和森考入高等師范這個學期，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在北京出版了。這是一種宣揚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它一開始就鮮明地指出“民主”和“科學”兩個口號，大力批判封建主義的傳統觀念，主張實現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代的民主、自由和個性解放。這種新思想給廣大青年以極大的震動和鼓舞。蔡和森很快就成了這個刊物的熱心讀者，從而使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1917年6月，蔡和森同志在湖南高等師范畢業了，在高等師范畢業后，蔡和森同志沒有回家去，曾與毛澤東同志寄居在半學齋楊懷中先生寓所，繼續共同探求救國的道路，準備建立革命團體。
1917年秋，蔡和森動員母親，把全家遷到岳麓山榮灣鎮劉家臺子住下來。從此，這里成了蔡和森和一師的同學毛澤東、羅學瓚、張昆弟等青年暢談理想，探討人生觀的場所。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他們共同得出一個結論：要改造社會，光靠幾個人的力量不行，必須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結成堅強有力的團體。于是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了新民學會。這是五四運動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蔡和森認為所謂“新民”二字就包含著進步與革命的意義。會上，還通過了《新民學會章程》，會后又出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這三集共收集了書信47封，其中蔡和森同志寫給毛澤東等會友的信就有11封。
為求得學會的向外發展，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同志受學會的委托，赴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這時楊懷中先生已應聘到了北京大學當教授，經揚老師介紹，蔡和森來到留法儉學會，與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聯系。他會見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著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李大釗，特別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思想矍然猛覺。他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愿則而效之。”在新民學會會友中第一個吹響了歡迎十月革命的號角。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同志與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以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脫萊蓬”號法國郵船赴法勤工儉學。
經過三十五天的海上航行。蔡和森同志一家等三十多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達法國馬賽。2月2日到達巴黎，蔡和森進入了蒙達尼男子中學學習。蔡和森同志勤奮好學，刻苦攻讀，憑著一本法華字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有關各國革命運動、各種思潮的小冊子上百種。
在留法過程中，蔡和森同志和向警予同志由于共同的學習生活和革命理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0年5月，他們在蒙達尼自由結婚。毛澤東同志在國內知道這個消息后。高度贊揚他們敢于打破破舊的婚姻制度。
在留法勤工儉學青年中，存在著各種思想傾向，他們信奉各種主義。為了把大多留法青年團結起來，蔡和森和向警予、李維漢等同志商量，決定邀集散居法國各地的13名新民學會會員來蒙達尼聚會，就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等重大問題進行討論。1920年7月初，新民學會會員從法國各地先后來到蒙達尼，7月6日到10日，他們在蒙達尼公學的教室里舉行了五天會議，會上蔡和森同志提出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學會的方針，得到了大家的贊成。
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呢？蔡和森同志主張先要組織共產黨，建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蔡和森在一九二O年八、九月寫給毛澤東的兩封長信，以及次年二月寫給陳獨秀的長信《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系統地闡明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認識。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中國發生的問題，無論哪一種都不是現社會制度所能解決的，“所以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國將來的改造，“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從而得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結論。
特別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確指出，要發展中國革命，必須成立共產黨；并對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等問題提出了正確主張。蔡和森認為：一、這個黨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作戰部”，它旗幟鮮明地稱為“中國共產黨”。組織了共產黨，“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二、這個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的學理由三點出發：在歷史上發明他的唯物史觀；在經濟上發明他的資本論；在政治上發明他的階級戰爭說。三者一以貫之，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只有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才能堅持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三、這個黨必須采取徹底革命的方法，反對改良主義。徹底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發動工農群眾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四、這個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黨員應分布于工廠、農村、學校，成為一切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五、這個黨必須有鐵的紀律，只有這樣才能養成有組織有覺悟的戰士，擔負偉大革命事業。蔡和森同志于是在8月13日和9月16日寫了兩封長信給在國內的毛澤東同志。8月13日的信中說旗幟鮮明地提出：“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毛澤東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的1月給蔡和森寫了兩封復信。信中對蔡和森提出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特別是對蔡和森同志9月16的信中提出的建黨和一系列的理論。毛澤東同志回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并告訴蔡和森：“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事，陳仲甫（也就是陳獨秀）先生等已進行組織”.在我們黨內，第一個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這個名詞的，首先見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他是我們黨內第一個系統宣傳列寧建黨學說的人。
為了爭取大多數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蒙達尼會議后，蔡和森還向“工學世界社”的成員宣傳他的主張，舉行會議，并發表了“怎樣救中國”的演說，不久，“工學世界社”發展到三十多人，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革命組織。
蔡和森在法國一年多的時間，不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還積極從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1921年7月，蔡和森與工學世界社成員開會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蔡和森在法國發起了建黨活動，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周恩來任總支書記。也正在這個時候，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派毛澤東，何叔衡出席了“一大”，因法國支部沒有得到消息，所以沒有派代表出席。后來毛澤東同志在回憶建黨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里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也就是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蔡和森同志在法國從事建黨活動的同時，還發起組織了多次革命斗爭。蔡和森同志等人組織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到法國后，遇到了很多困難，但華法教育會不僅不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還多方進行排斥和刁難，甚至迫害，于是蔡和森、王若飛等同志組織開展了同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華法教育會的斗爭。迫使駐法公館不得不解決留法學生的生活等困難。1921年6月，北洋政府企圖向法國政府借款來購買軍火，擴大內戰。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人領導開展了反對賣國借款的斗爭，斗爭取得了勝利，迫使法國政府宣布暫緩借款。1921年秋，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和法國當局，借勤工儉學的名義，抽歐洲各國募捐了一筆巨款，創辦了“里昂中法大學”。原來答應在法國招收一部分勤工儉學學生入學。但到開學時，蔡和森他們得到的消息，卻全是招收國內的富家子弟，因此，激起了留法勤儉學學生的義憤，于是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了一場“占里昂大學”的斗爭，9月21日，蔡和森同志率領100多名學生沖進里昂中法大學，占領了校舍，駐法公使館要求法國當局派警察拘捕了中國學生。9月21日上午，三百多名法國武裝警察包圍了學校，蔡和森等104名學生被拘捕。10月1日，他們在學校院內發起了絕食斗爭，反抗中國駐法公使館和法國當局的暴行。10月18日，法國當局給他們加上“擾亂治安”的罪名，無理的把蔡和森等104名留法學生武裝押上輪船，強行遣送回國。
11月，蔡和森同志歸國后，由當時的黨的總書記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并留在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他積極從事黨的實際工作，同時繼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特別是注意把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研究中國現狀，探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1922年上半年，蔡和森同志在黨中央工作期間，還兼抓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工作。當時，青年團臨時中央局已經建立，辦公地點設在上海霞飛路漁陽里6號，蔡和森同志常駐這里，指導全國青年團的工作，同年5月5日，當選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后，他為團中央主編機關報《先驅》，第7、8、9三期就是他主編的。
7月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意見，通過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和經過民主革命到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蔡和森是大會文件起草人之一，對黨的革命綱領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二大”選舉蔡和森為中央委員，至“六大”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二大”以后，負責編輯黨的機關報《向導》，大力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反復闡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向導》自創刊至1927年停刊，始終是蔡和森同志主編，他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地為《向導》組稿撰稿。光是署名“和森”的文章就有130篇，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點，提出“戳穿了的紙老虎是嚇不住民眾勢力之發展的”，鼓舞革命人民要敢于同帝國主義、軍閥斗爭。他還批評了胡適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聯省自治”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國民黨人的錯誤觀點。《向導》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發動和發展起了巨大作用。蔡和森同志在主編《向導》周報的同時，還撰寫了《俄國社會革命史》一書，系統地總結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李大釗為推薦他這本書的出版，曾給胡適寫過2封信，陳獨秀也為他寫過6封信。
1922年下半年他與向警予在上海創辦平民女校，蔡和森在這里講授過《社會進化史》。
1922年9月，蔡和森由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成為國共合作的橋梁。
1923年6月，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著重討論了和孫中山國民黨合作的問題。蔡和森與毛澤東一同出席了會議。大會以投票的方式選舉陳獨秀（40）、蔡和森（37）、李大釗（37）、王荷波（34）、毛澤東（34）、朱少連（32）、譚平山（30）、項德隆（27）、羅章龍（25）為中央委員（根據瞿秋白紀錄）。蔡和森的高票當選，與其主編向導成績顯著，理論水平高等直接有關。會后他與毛澤東回到上海，一道在國民黨內做統戰工作。
在這期間，蔡和森還在黨所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1924年，他將自己在上海大學的講稿，綜合整理出版了《社會進化史》一書，他的這部書運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來論證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的一部杰作，全書15萬余字，從人類的起源，一直講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講《社會進化史》，詳細介紹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宣傳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蔡和森積極主張發展工農運動，以促進國民革命的發展并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堅”。他指出，工農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新動力”、“臺柱子”，只有依靠工農階級才能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在1925年4月，他就提出建立農民武裝的問題，指出“農民運動之武裝的形式”的重要性。他向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們指出：“你們或是站在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階級（工農階級）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1925年5月，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蔡和森同志在黨中央參與指導了這次運動。為了把這場斗爭推向全國去，他在自己主編的《向導》周報上，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了《告全國民眾書》，很快地就把這場斗爭發展到了廣州、香港等城市。
“五卅“運動后不久，蔡和森與向警予同志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全會。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的致詞。會后，與李立三同志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留在莫斯科。1925年底，他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作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長篇講演，詳細回顧了從建黨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擴大執委會議的歷史，對中國革命的性質、黨的歷史任務和各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這是我們黨的第一部黨史著作。
1927年春，中國的大革命運動進入了高潮。共產國際派蔡和森同志回國加強對中國革命的領導。4月1日，他途經長沙時，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在教育會坪舉行歡迎大會。會上蔡和森同志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作了重要演說。他4月1日的演說，刊登在4月2日的《湖南民報》上。文章對農民革命作了極其精辟的論述。他說：“現在革命的發展，第一當注重的是農運問題，農運是整個革命根本問題。”“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即可以得天下。”他還特別強調必須注重“革命武裝問題”。他說：“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他已敏銳的覺察到，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在破壞革命，提醒革命派不要“犧牲農民利益而與右派妥協”。他的這篇演說，對農民革命作了精辟的論述，如同毛澤東同志后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樣，對湖南的農民運動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
1927年4月27日，黨在武漢的武昌小學禮堂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蔡和森同志出席了這次會議，并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黨的“五大”雖然通過了許多正確的決議，但是由于繼續選舉了陳獨秀為總書記，而他又背離了“五大”路線，致使大革命開始走向失敗。從黨的“五大”到八七會議，是中國革命嚴重困難時期。蔣介石已公開叛變，汪精衛由準備到實行叛變。在三個多月時期里，蔡和森作了巨大努力，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力圖挽救革命危機，使革命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5月17日，夏斗寅在湖北叛變。21日，許克祥在湖南叛變。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提議，由葉挺部和中央軍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領粵漢路，剿夏斗寅，再由粵漢路直取湖南為根據地，爾后取湖北和廣東，同時廣泛發展工農武裝，準備以革命暴動對付反革命暴亂。但魯易卻認為當時的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而是與所謂國民黨“左派”的關系問題。鮑羅廷和譚平山甚至參加了武漢國民黨中央的“馬日事變”調查團，指責工農運動“過火”，拒絕了蔡和森等的意見。
“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開會討論黨的工作方針，但共產國際兩位代表卻爭吵不休。鮑羅廷強調和國民黨的關系是中心問題，指責工農運動“過火”，認為當時只能減租減息，不能搞土地革命；魯易在“馬日事變”后雖主張反擊，但擔不出任何辦法。陳獨秀傾向鮑羅廷。蔡和森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主張把工作中心放在發展工農運動，擴大工農武裝，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對反動派堅決進行反擊。
6月初，汪精衛到鄭州和馮玉祥舉行會議，反共傾向已明。為了擺脫困境，陳獨秀、鮑羅廷提出“東征”蔣介石；魯易、譚平山要求“南伐”廣東；蔡和森則主張解決兩湖問題。他指出，我們不要再為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我們應當堅定地自覺地發展我們的力量，建立我們的根據地，并具體擬定了兩湖議案。當時正接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信，因此中央通過了兩湖決議案，并派出大批軍事干部赴湘準備暴動。但以后魯易又推翻了這個決定，雖然周恩來與魯易力爭，還是無濟于事。
唐生智把部隊撤回武漢以后，明顯地暴露出他要鞏固自己在兩湖的地位和打擊共產黨的企圖。可是鮑羅廷卻極力拉攏唐生智經營東征，魯易極力拉攏汪精衛，他甚至將國際來信給汪看，結果給汪發動叛變以借口。當時蔡和森正在武昌毛澤東家養病，6月25日，他寫信給中央常委：“唐回湘后，反動態度既已如此明白，我們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直無異魚游釜底！‘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這是在革命危急關頭應采取的正確方針，可是陳獨秀等沒有接受。
7月初，根據共產國際指示，黨中央改組了政治局。從7月16日開始，蔡和森連寫七封信給中央常委，提議中央召開全體會議決定新方針，發動土地革命，發展革命武裝，并愿留湖南工作。但這些意見張國燾都未接受；周恩來主張武裝斗爭，張國燾也反對。
蔡和森參加了黨的八七會議，在歷時僅一天的“八七”會議上，蔡和森同志先后作過4次發言。他與毛澤東等同志批判了陳獨秀的右頃錯誤，指出“過去一切錯誤都無五次大會后的錯誤那樣厲害”，并且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我是過去政治局的一人，我應負此錯誤的責任”。堅決主張發動土地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蔡和森是秋收暴動的提案人之一，并再次要求赴湘參加秋收暴動，不必留政治局，同時提議毛澤東參加中央政治局。
黨的“八七”會議后新的中央政治局雙決定派他到北方局去指導黨的工作。他一到北方局，就認真傳達貫徹黨的“八七”緊急會議精神，開展了整頓黨的組織的活動。9月24日，他在開津直隸省委改組會上作了《黨的機會主義史》的長篇報告。在北方局，蔡和森同志還寫了《北方工作決議案》、《致中央的信》、《關于順直問題的報告》等。
1928年6月，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蔡和森同志出席了大會。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他對政治問題、職工運動和農民土地問題都作了發言。他在這些發言和隨后寫的《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中，批判了右傾及“左”傾機會主義，論述了中國革命性質，農民問題和革命轉變問題等。蔡和森同志是4月離開上海赴莫斯科的。5月1日，向警予同志在武漢壯烈犧牲，他在莫斯科得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于7月22日寫了《向警予同志傳》，他在此傳中寫道“偉大的警予，英雄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像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表達了對向警予深切的悼念。
是年8月他從莫斯科歸國時。11月，他臥病上海時還帶病寫了《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下的辛亥革命紀念》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兩篇重要文章，發表在《布爾什維克》第一、二卷上。
1929年初，他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再次來到了莫斯科。在這里，他參加了共產國際對陳獨秀主義的討論。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等成為取消主義者，他們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現在只能進行合法運動，等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以后再進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宣揚“二次革命論”。“左”傾機會主義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鼓吹“一次革命論”。蔡和森的發言稿《論陳獨秀主義》發表在《布爾什維克》第四卷上。批判了這些錯誤論調。他指出，中國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也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權革命，這個革命的領導者已經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無產階級不能超過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的道路，去達到社會主義革命”。蔡和森特別強調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徹底發動農民，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建立工農政權，鞏固工農聯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關于革命轉變問題，蔡和森說，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勞動群眾宣布，中國革命有社會主義前途，并且為爭取這個前途而努力奮斗。
1931年初，蔡和森同志從莫斯科歸國。中央派他到香港去指導兩廣黨的工作。3月，他帶著家眷來到了香港。6月10日，由于叛徒出賣，他被英帝國主義間諜逮捕。6月12日，被引渡到廣州，不幸于8月4日，遭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槍殺，時年36歲。
蔡和森同志一心為黨，一生為黨，對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中國人民是永遠記得他的。
（作者羅紹志，系原中共雙峰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著有《蔡和森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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