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的名稱和來源 “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作的詩歌，它是《詩經》三百篇以后的一種新詩體。 　　

“楚辭”這一句詞不知起于何時。《史記》在張湯的傳中已經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漢初就有的。至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為《楚辭》，從此以后，“楚辭”就成為一部總集的名稱。 　　

漢代一般稱“楚辭”為賦，這是不十分恰當的。“楚辭”和漢賦，體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詩歌，后者是押韻的散文，它們的句法形式、結構組織、押韻規律都是兩種不同的范疇。再從音樂的關系上看，雖然都是不歌而誦，但漢賦同音樂的距離比“楚辭”更遠些。所以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列傳》)可見辭與賦本來是有區別的。由于漢賦是直接受“楚辭”的影響發展起來的文體，在習慣上漢代人多以辭賦并稱，把屈、宋之辭與牧乘、司馬相如的賦等同起來。于是辭與賦的概念混淆了，從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辭都稱之為賦了。其實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體，不應混為一談。至于后人以《離騷》代表《楚辭》而稱之為“騷”，如《文心雕龍》有《辨騷》篇，《文選》有“騷”類等。這和后人稱《詩經》為“風”一樣，雖然名實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辭和漢賦兩種文體區別開來。 　　

“楚辭”的產生有其復雜的因素，決不是偶然的。春秋以來，楚國在長期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楚國地方文化。宗教、藝術、風俗、習慣等都有自己的特點。與此同時，楚國又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吸收了中原文化，也發展了它固有的文化。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傳統就是“楚辭”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遠在周初，江漢汝水間的民歌如《詩經》中的《漢廣》、《江有汜》等篇都產生在楚國境內。其他文獻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國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見《說苑》中《至公》、《正諫》、《善說》三篇。)等都是楚國較早的民間文學，有的歌詞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個語助詞，如“兮”、“思”之類。后來便成為《楚辭》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還是楚國民間的巫歌。楚國巫風盛行，民間祭祀之時，必使巫覡“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楚辭》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當時楚國各地包括沅湘一帶的民間祭神的歌曲，祭壇上女巫裝扮諸神，衣服鮮麗，佩飾莊嚴，配合音樂的節奏載歌載舞，很像戲劇場面。這就是那時巫風的具體表現。這種原始宗教的巫風對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響。《離騷》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陽下招，以及《楚辭》中凡詩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貴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長佩，荷衣蕙纕，乃至豐富的神話故事的運用等，都是最好的說明。所以《呂氏春秋?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楚辭”就是這種帶有巫音色彩的詩歌。 　　

還有楚國的地方音樂對“楚辭”也有一定的影響。春秋時，樂歌已有“南風”、“北風”之稱。鐘儀在晉鼓琴而“操南音”，被譽為“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見襄公十八年《左傳》。鐘儀事見成公九年《左傳》)。從此以后，楚歌、楚聲和楚舞一直為楚人所喜愛，見于文獻記載者不少。這是很自然的。戰國時楚國地方音樂極為發達，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勞商》、《薤露》、《陽春》、《白雪》等，“楚辭”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辭”雖非樂章，未必可歌(《九歌》經屈原改寫后，是否用原來樂調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許多詩篇中都有“亂”辭，有的還有“倡”和“少歌”，這些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楚辭》中保存這些樂曲的形式，就說明它同音樂的關系非常接近。當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們所接受的音樂的影響也多半是屬于楚國地方的。同時，與此有關而影響于“楚辭”的那就是楚國的方言。楚國的方言有特殊的意義，也有特殊的音調。《楚辭》中的方言極多，如“扈”、“汩”、“憑”、“羌“、“侘傺”、“嬋媛”之類，參考古注及其他文獻還可以理解。至于當時音調的讀者早已失傳。漢宣帝時，九江(今安徽壽縣，楚最后國都)被公能誦讀《楚辭》，至隋代，還有釋道騫也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漢書?王褒傳》及《隋書?經籍志》)。后來唐人還繼承他的讀法。可見懂得《楚辭》中楚聲的人隋唐間還有。不過這對《楚辭》的影響是次要的，主要還是民間文學和地方音樂的關系。 　　

總之，楚國本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后來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響，二者融合為一，匯為文化的巨流，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學藝術的素材，為文學創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條件。就在這個優越的文化基礎上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產生了《楚辭》這樣光輝燦爛、千古不朽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