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名士沈千運，吳興（今屬江蘇）人，排行第四，時稱“沈四山人”、“沈四逸人”。天寶年間，屢試不中，曾干謁名公（見《唐才子傳》），歷盡沉浮，飽嘗炎涼，看破人生和仕途，約五十歲左右隱居濮上（今河南濮陽南濮水邊），躬耕田園。他明白說道：“棲隱非別事，所愿離風塵。……何者為形骸？誰是智與仁？寂寞了閑事，而后知天真。”（《山中作》）在“終南捷徑”通達的唐代，他倒是一位知世獨行的真隱士。
　　約于天寶六載（747）秋，高適游歷淇水時，曾到濮上訪問沈千運，結為知交，有《贈沈四逸人》敘其事（見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這首送沈還山的贈別詩，以知交的情誼，豪宕的胸襟，灑脫的風度，真實描繪沈千運自食其力、清貧孤苦的深山隱居生活，親切贊美他的清高情懷和隱逸志趣。詩的興象高華，聲韻悠揚，更增添了它的藝術美感。
　　詩以時令即景起興，蘊含深沉復雜的感慨。秋日黃昏，天高地遠，沈千運返還氣候已寒的深山，走向清苦的隱逸的歸宿。知友分別，不免情傷，而詩人卻坦誠地表示對沈的志趣充分理解和尊重。所以接著用含蓄巧妙、多種多樣的手法予以比較描述。
　　在封建時代，仕途通達者往往也到老大致仕退隱，那是一種富貴榮祿后稱心自在的享樂生活。沈千運仕途窮塞而老大歸隱，則別是一番意趣了。詩人贊賞他是懂得了人生一世的情事，能夠把俗士視為畏途的深山隱居生活，怡適自如，習以為常。漢代淮南小山《招隱士》曾把深山隱居描寫得相當可怕：“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兮石嵯峨，溪谷嶄巖兮水層波。猿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以為那是不可久留的。而沈千運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游息，無所不到，顯得十分自在。山石流泉淙淙作響，恰同風吹雨降一般，是大自然悅耳的清音；桂花繽紛，松子滿地，是山里尋常景象，顯出大自然令人心醉的生氣。這正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的情趣和境界，而為“遁世無悶”的隱士所樂于久留的歸宿。
　　深山隱居，確實清貧而孤獨。然而詩人風趣地一轉，將沈比美于漢代真隱士韓康，調侃地說，在山里采藥，既可賣錢，不愁窮困，又能服食滋補，延年益壽。言外之意，深山隱逸卻也自有得益。而且在遠避塵囂的深山，又可自懷怡悅，以白云為友，相邀共飲；有明月作伴，到處可眠。可謂盡得隱逸風流之致，何有孤獨之感呢？
　　最后，詩人出奇地用身、魂在夢中夜談的想象，形容沈的隱逸已臻化境。這里用了一個典故。《世說新語·品藻》載，東晉名士殷浩和桓溫齊名，而桓溫“常有競心”，曾要與殷浩比較彼此的高下，殷浩說：“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表示毫無競心，因而傳為美談。顯然，較之名士的“我與我周旋”，沈獨居深山，隔絕人事，于世無名，才是真正的毫無競心。他只在睡夢中跟自己的靈魂反復交談自己覺醒時的行為。詩人用這樣浪漫的想象，暗寓比托，以結束全詩，正是含蓄地表明，沈的隱逸是志行一致的，遠非那些言行不一的名士可比。
　　綜上可見，由于詩旨在贊美沈的清貧高尚、可敬可貴的隱逸道路，因此對送別事只一筆帶過，主要著力于描寫沈的志趣、環境、生計、日常生活情景，同時在描寫中寓以古今世俗、真假隱士的種種比較，從而完整、突出地表現出沈的真隱士的形象。詩的情調浪漫灑脫，富有生活氣息。加之采用與內容相適宜的七言古體形式，不受拘束，表達自如，轉韻自由，語言明快流暢，聲調悠揚和諧。它取事用比，多以暗喻溶化于描寫隱居生活的美妙情景之中，天衣無縫，使比興形象鮮明，而又意蘊豐腴，神韻維妙，呈現著一種飽滿協調的藝術美感。大概由于這樣的藝術特點，因而這詩尤為神韻派所推崇。　　
(倪其心)
(部分詩詞沒有注釋，我們正在完善，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