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是一個在上海支持改革開放的寫作組織，取得諧音筆名。

《華夏時報》：周老師，您好!今年是鄧小平南巡20周年。當年，您參與的以“皇甫平”為署名的系列評論文章，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產生了重大影響。作為那段歷史的一位重要見證人，您是如何認識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的?

周瑞金：在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報社工作，于1991年2月-4月期間組織撰寫和發表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傳達了鄧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這4篇評論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但遭到了國內“左”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們長達一年的大批判。這成了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歷史背景。

據說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展開的交鋒中，有一句話在北京流行著：“京都老翁，坐看風起云涌。”這表明鄧小平同志當時非常冷靜地、不動聲色地觀察和思考了1991年發生在我國的這場思想交鋒。

進入1992年，中央就要開始醞釀十四大的主題、醞釀十四大領導班子的組成。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最關鍵的時刻，鄧小平同志選擇這個時候，不顧88歲高齡，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膽略，親自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應該說時機選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政治家。

鄧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講一路，從武漢一直講到廣東、上海，這是一趟重啟改革、回暖人心的陽光之旅，是“大音稀聲掃陰霾”之旅!應當說，20年前重拾改革勢頭，是黨心民心軍心所向。與此同時，我也想強調偉人對歷史走向的推手作用。

鄧小平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不僅對當時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推動我國全面改革開放，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完全可以說，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沖破“姓社姓資”思想牢籠，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軍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所以，鄧小平南方談話，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1935年遵義會議一樣，起到了挽救黨，也挽救了國家的偉大歷史作用。

解放思想 尊重地方

《華夏時報》：那么，具體地說，當前如何凝聚改革共識，再造改革動力?

周瑞金：目前上上下下，都覺得改革推進乏力，對于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和改革方向，認識也不盡一致。大家都呼喚形成繼續推進改革的政治共識。今天需要什么樣的政治共識?黨內有同志主張從1981年《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再出發，有學者提出以憲法為政府和民眾共同遵守的底線。我在這里不想展開討論改革的具體指向，我想著重談談如何打造改革共識。

改革共識的形成，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并重。社會民主方面，建議重視互聯網對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輿情監測，把握民意脈搏;同時，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更為關鍵。

與(上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級領導干部的知識化、專業化水準更高，對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進乏力，根源不在認識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之中。

凝聚改革共識，另一個關節點，是尊重地方的首創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只有一個較為籠統的政策宣示：“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力。”但是，安徽，還有四川、內蒙古等地，從廣大農民、基層干部到體恤民情的省區政府，就是從中央打開的“小小的門縫”中看到了機會，合力把這道門縫越擠越大，一步步為“包產到戶”正名，最終登堂入室。實際上，“三中全會”之所以成為新中國的偉大轉折點，并不在于這次全會對改革做出了哪些具體部署，翻開會議公報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改革”字樣出現的頻率并不高。“三中全會”的精髓，就在于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據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于光遠回憶，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加強民主、解放思想、開動機器(腦筋)，他說：“一個生產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么地方?四個現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頂層的包容，鼓勵地方大膽實踐。

《華夏時報》：近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前后，社會上對于改革的議論比較多，有人認為改革已經變質，甚至出現了改革已死的說法，也有人認為當前是否需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您怎么看?

周瑞金：制度變遷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社會成本，其中包括減少思想觀念的阻力。從改革之初全黨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到南方談話所主張的“不爭論”，再到廣東前幾年主張的“新一輪思想解放”，我看無論爭論或不爭論，其實都是黨和人民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減少思想阻滯和社會成本的艱巨努力。

與二十年前、三十幾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純意識形態的“畫地為牢”，而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恰恰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甚至不惜與民為敵。

因此，能不能說，領導干部今天是否擔得起改革重任，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并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邊。能否通過改革，毅然與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過利益關系的重組，讓利于民，提供社會公共品;放權于民，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以重新聚攏民心，維系和提升執政黨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堅，比當年更加考驗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和政治倫理。

當前主要的社會問題

《華夏時報》：20年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也積累了許多問題，我們該如何認識和把握?

周瑞金：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20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進世界經濟與政治，經濟發展取得奇跡般成就，并實現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社會經濟轉型，國家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國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續30多年增長而不衰，尤其在國際金融大危機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鄧小平同志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標，2010年已經達到，提前了40年。這真是誰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實現了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即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由此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相應發生了深刻變化。

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市場化改革也積累了許多問題，使當前中國發展面臨一些難題。

其一，大國崛起的煩惱。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

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

二是社會事業嚴重滯后，民生問題突顯出來。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全國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衛生問題更是十分嚴重。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

四是權力和社會腐敗嚴重。

其三，市場競爭的焦慮。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了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堵塞了民眾的上升通道。這就產生了市場競爭的焦慮。

對目前中國改革面臨的態勢，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總體的判斷：一是經濟保持快速發展;二是政治基本穩定;三是社會矛盾突出。也可以達成五點共識：一是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是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選擇;三是公民社會是社會治理最有活力的社會選擇;四是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主要選擇;五是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

《華夏時報》：當前繼續推進改革主要面臨哪些方面的阻力?如何選擇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找到改革的路徑?

周瑞金：從我國總體態勢判斷和五點共識出發，我認為要走出當前社會經濟轉型的困境，化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必須要深化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這就進入當前的改革攻堅階段。

鑒于中國目前的情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四位一體改革，又要分步驟實施。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現在看來，中國的整體全面改革也需要一個“三步走”的路線圖。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于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

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04年，用了大約25年左右的時間，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著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2004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為標志，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確立，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深化、完善。就在這次全會上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表明改革開放進入以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為重點的階段。

這個階段，需要花大約15年到20年左右的時間，如果從“十二五”規劃算起，大約用兩個多五年規劃，到2021年建黨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間正是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階段。“十二五”規劃綱要已經公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社會事業，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是“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內容。這也是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的主要要求。所以，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就是中國的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解決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說，社會體制改革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承接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務，又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創造更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主要解決三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六大民生問題，即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保證人人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建設制度，但不是人人擁有產權房，低收入者通過廉租房來解決;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

第二，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余人口，壯大中產階層。實現非農產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60%以上，目前我國為50%左右，一年增1%，約10年左右達到60%的指標，發達國家達80%以上;非農從業人員上升到70%以上。這樣，年收入在6萬-18萬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產階層的人數，可提高到占總人口的40%-60%，目前我國占20%左右。這就形成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才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中產階層既是推動內需、促進消費的主體，也是現代文化承載的主體，壯大中產階層就可以大大緩解貧富懸殊的問題。

第三，要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的公民社會。首先是政府公權力這一元要歸位，不搞全能主義，統包整個經濟社會事務。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務是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其次是社會組織的發育，保障基層的自治權力。實現鄉村自治、社區自治，社會問題讓社會民眾來管理，形成廣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社會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管理創新，那就要轉變原來對社會組織從管制為主變為培育和鼓勵為主，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鼓勵他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為主體的市場一元，要充分保證其資源配置的權利，盡量減少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防止以宏觀調控為名干涉微觀經濟，讓創造財富的市場主體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把社會自治權利和市場資源配置的權利落實好，使社會三元構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

人物資料：

皇甫平是一個在上海支持改革開放的寫作組織，取得諧音筆名。有黃浦江，輔助鄧小平改革之意。《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是“皇甫平”1991年發表在上海《解放日報》頭版的評論的標題。這篇評論與隨后發表的幾篇評論一起構成了名振一時的“皇甫平系列評論”。

皇甫平---是一個在上海支持改革開放的寫作組織，取得諧音筆名。有黃浦江，輔助鄧小平改革之意。

皇甫平事件

一些人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系列文章,針對時弊,鼓吹改革開放,引發了一場思想交鋒。“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鄧小平思想寫的。

生平經歷

皇甫平真名

真名周瑞金，曾任《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與當時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和《解放日報》評論部的凌河一道，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系列文章，針對時弊，鼓吹改革開放，引發了一場思想交鋒。

《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發表在上海《解放日報》頭版的評論的標題。它與隨后發表的幾篇評論一起構成了名振一時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一掃當時輿論上對改革開放欲言又止的沉悶氣氛，激情、鮮明地歌唱改革，鼓動改革。

時任上海《解放日報》黨委書記的周瑞金，正是當年“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日前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透露，當年這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脫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講話”，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幾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預演。從1991年上海講話到92南巡，小平同志顯示出無比的政治勇氣與智慧，而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

連發四評論

許多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聲，這并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從更深層的意思來說，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讀“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輔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這就是“皇甫平”筆名的深層涵義。而皇甫又是中國的一個復姓，人們看起來比較自然。

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培養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責任感，《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帶頭闡述小平同志關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新思想，是責無旁貸的。

皇甫平評論的背景并不復雜。

1990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會議集中提出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體制改革問題。根據小平同志在七中全會前夕的談話精神，江澤民總書記在開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點風險，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歷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說》欄目都要發表一篇小言論賀新春。庚午歲尾，傳來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的講話精神。這時我感到，只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來了評論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共同商量，決定寫幾篇聯系上海改革實踐、宣傳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新思想的文章。開篇就是大年初一發表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第一篇文章在讀者中并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還是有骨頭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針對當時有人提“1991年是質量年”的。還有那八個字“何以解憂，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镕基同志傳達貫徹七中全會精神和小平同志視察上海時的講話原話。

“皇甫平”文章引起爭論，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特定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大家知道，此前幾年，東歐發生劇變。國內有些人認為，東歐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們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疑問和詰難，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是姓社還是姓資”。有“理論家”公然在報上提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

用“姓社姓資”來提問，這就要對1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予以重新評價。當然，他們要問，也一直在問，這都可以。關鍵在于，他們“問一問姓社姓資”的核心，就是要徹底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開放事業。當時他們講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對和平演變，是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對改革開放則是進行“姓社姓資”的詰難。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人的確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變的呼聲很高，中央黨校舉辦了第三次黨建研討班，被人稱為“反和平演變班”，是背著當時黨校校長辦的，還不讓上海的領導參加。他們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變領導小組，要下發反和平演變的座談紀要。這些都遭到江澤民總書記的拒絕和抵制。而他們當時討論誰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就是當時中國嚴峻的政治局面。輿論界的暗喻也出來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一時間，經濟特區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被指責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被指責為甘愿做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總之那個年頭，一些報紙上的此類文字，屢見不鮮。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過春節。與以前幾次過春節不同，這一次他視察工廠、參觀企業，在新錦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的匯報，發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講話。他強調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光我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

小平同志這些話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講話很有針對性，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問題作一番新的鼓動。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發展市場經濟。文章傳達了小平同志視察上海時的講話精神：“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并批評“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后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這第三篇文章見報后，把一場風波的“導火索”給點燃了。一些人的攻擊開始升級，他們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綱上線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語句也尖銳起來。有人氣勢洶洶地責問：“主張改革不問姓社姓資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還是姓資?”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了。

第四篇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對經濟體制改革有進取精神的干部。這實際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關于人事組織的思想，這是小平同志要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的公示。

在醞釀時，我們曾打算寫五篇，第五篇擬展開論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謂“姓社姓資”問題。后來，因為港澳工委來電話催促我盡快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我忙于移交工作，辦理赴港手續，于是把這篇文章的寫作給擱下了。

連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發表后，在黨內外、國內外反響強烈。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發表背景”。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但是，除了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志發表評論文章，公開表示支持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數幾個進行攻擊、批判，甚至謾罵。我們在撰寫文章時，是有一點冒風險的思想準備的，但我絕對沒有預料到，幾篇文章會招致如此火力兇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嚇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們剛發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個發起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指責“皇甫平”文章“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接著，又有幾家刊物起來呼應，批判的調門越來越高，什么“改革不問姓社姓資是‘精英’們為了暗渡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報和權威雜志也加入了進來，上綱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產力觀念”、“經濟實用主義”，等等。

記得當時有一位理論界的朋友寫了一篇文章，讓《解放日報》駐北京辦事處一位記者轉給我，并轉達他的意見，說我如果把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報》上，可以視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評，北京報刊就不會再發表批評文章了。我知道這是“戰場喊話”了，當我看到文章中有這么一句話：“筆者完全不能理解，‘不問姓社姓資’的口號，究竟符合黨章的哪一條款呢?提倡‘不問姓社姓資’，那么在政治上還要人們問什么呢?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難道需要和可以改變嗎?”我看了有些納悶：“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開放，這是黨的基本路線規定的，怎么變成“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了?我便馬上打電話給駐京辦事處記者，要他明確轉告該作者：除非把這句話刪掉，否則《解放日報》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來那篇文章就發到其他報刊上了。

這還只是“投石問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門來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報社長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報社，要找我談話。事先，我接到該報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的電話，我摸不透這位社長為什么要來找我談，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領導匯報此事。這位領導同志也感到蹊蹺，因為市委并沒有接到中央有關通知，因此打電話與中央有關負責部門聯系，了解到此人來滬并無什么背景，純屬個人行為。于是，市委領導交代我隨機應變對付他。這位社長一來，就擺出一副官架子，用責問的口氣同我說話，問“皇甫平”文章是誰授意寫的。我裝糊涂對他說，沒有人授意，是我組織撰寫的，第三篇文章還是報社一位老作者寫的，我們做了修改發表的。聽我這么一說，他說那我們誤會了，便交代我寫一個文章發表經過的材料給他，他說回北京要向中央匯報，做做工作，不再批評你們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領導匯報，得到的指示是三個字：不睬他!后來，我了解到，這位社長大人來上海的行蹤十分詭秘，連他的助手、秘書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機才知道他的下落。

這位社長，他在9月1日的社論中，塞進自己的私貨，連寫兩句“要問姓社姓資”，當夜被江澤民總書記下令刪去。為了擺脫自己的被動，他連忙寫材料向上面說“‘問姓社姓資’的話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則是一向認為“問姓社姓資”是“一種‘左’的傳統觀念”。與此同時，他又將一封“讀者來信”編印出來，摘信中的話說：“那些對改革開放不主張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蟲，便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的應聲蟲!”

后來，這位社長離開了報社。

當然，這不過是1991年這場交鋒的一個小插曲罷了。更大的交鋒還在后頭!上海成為交鋒的戰場。

出現大轉機

10月，一位大人物來上海視察，在干部會上公然指責“皇甫平”文章影響很壞，黨內外的思想給搞亂了，好不容易剛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來，現在又冒出一個“市場經濟”，說什么“計劃和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這不是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嗎?當時，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但是，頗有戲劇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來上海視察，他在干部會上卻講了與那位大人物不同調門的話：“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帶框框、先定性、先戴帽，這就很難辦。不要還沒有生小孩，還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開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無限上綱撻伐的“大批判”，我們本想進行反擊。當時最積極、最鮮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吉。在我們處境最困難的時候，他鮮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寫得及時，寫得好!他說有人說我是你們的后臺，可惜你們寫文章時我并不知道，當不了后臺。他提議，我們只要把第五篇文章重新發表，加一個編者按，讓廣大讀者來評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張過“不要問姓社姓資”?

當時，上海市委領導理解我們的處境，悉心保護我們，指示淡化處理。1991年4月23日，我以報社總編室名義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詳細解釋了文章組織及發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各地理論界的反應等。當時市委三位主要負責人批閱了報告，他們沒有批評文章本身的內容，只是對文章發表的程序、事先沒有送審提出了意見。對此，我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因此后來我們還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顧全大局，不予置理。我當時承受著重大壓力，連到香港履任新職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歷史，終究會明辨是非的。也就在這個情況下，劉吉同志將“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給了小平身邊的一位同志，請她轉交給小平同志審閱。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我們當時沒有發表文章進行正面交鋒，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們還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我們堅持真理的堅定性。

在1991年5月間，當時已有不少報紙雜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這時北京一大報發表《建造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評論員文章，全國大多數報紙都轉載了，而《解放日報》沒轉載。在市委一次中心組學習會上有領導提出，《解放日報》應當補轉這篇評論。當時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還是不轉載為好。最后，市委領導同意不轉載。

1991年下半年，我們仍然繼續堅持宣傳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表明沒有放棄“皇甫平”的主張和觀念。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轉機。江澤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講了一大段改革開放，其中闡述了鄧小平同志關于不要把計劃和市場作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標志的思想。前文已提到，9月1日，江澤民同志又下令將第二天就要見報的一家大報社論中有關“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刪去，而這篇社論的摘要恰恰突出了這個內容，已在頭一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中播發了出去，第二天見報卻沒有了，使中央機關報一篇社論出現兩個不同版本，這在黨的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海外新聞媒體中引起強烈反響。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嚴厲批評一家大報引用他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講話時作出斷章取義的錯誤編排，這些都表明了江澤民同志的鮮明態度。

小平同志冷靜地觀察和思考了這場交鋒。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為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1992年2月4日，農歷壬申年大年初一，我們在《解放日報》頭版率先發表了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的署名評論，拉開了宣傳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的序幕。文章發表后，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不久，中央和全國各地方報紙，以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為中心，紛紛發表自己的言論。新華社向全國轉發了《深圳特區報》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栩栩如生地傳播了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活動和談話內容。與一年前發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輿論態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個加快改革開放的生氣蓬勃的輿論環境，很快在中華大地蔚然形成。

(選自《炎黃春秋》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