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秉林，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校長，物理學家和材料科學家。長期致力于物理學和材料科學的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在凝聚態物理方向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 1945年出生于吉林德惠，長于內蒙古包頭市，1960年-1965年就讀于包頭九中，畢業于蕪湖市第一中學，1965年進入清華大學學習，1970年大學畢業并留校工作。1973年3月—1975年7月及1978年1月—1979年11月，先后在清華大學固體物理研究班學習。1979年赴丹麥Aarhus大學學習， 1982年獲得博士學位。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文名：顧秉林

國籍：中國

民族：漢

出生地：吉林省德惠市

出生日期：1945

職業：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校長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

主要成就：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2002)

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00)

中國高校自然科學獎一等獎(2000)

代表作品：低維結構的量子特性及計算設計研究

顧秉林(1945—)，吉林德惠人，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材料科學家，現任清華大學校長。曾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中國高校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四次教育部(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北京市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國家科委“七五期間的工作做出重要貢獻”獎、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特等獎等多項獎勵。1960年—1965年，先后在內蒙古包頭市第九中學和安徽省蕪湖市第一中學就讀。1965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學習，1970年大學畢業并留校工作。197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3月—1975年7月和1978年9月—1979年9月，先后在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研究生班學習。1979年赴丹麥Aarhus大學學習，1982年獲得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美國NotreDame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高訪學者，日本東北大學客座教授。

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0年3月任清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2001年3月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兼任校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校學科建設領導小組組長。2003年4月任清華大學校長。目前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物理學與天文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物理與天文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亞太物理學會理事，中國體視學學會理事長。

突出貢獻

長期致力于物理學和材料科學的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在凝聚態物理方向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對低維和納米量子結構的電子性質、輸運行為和相關器件應用作出了系統研究，揭示了量子點、碳納米管、原子團簇及團簇組裝材料的一些新特性，闡明了力學形變導致的納米管中金屬-半導體相變的物理機制及其在納米器件中的可能應用。長期從事功能材料的組分、結構與性能關系的研究和材料的微觀設計，系統地研究了多元III-V族半導體合金的電子結構和相變，發展了處理其生長動力學過程的模型，探討了該體系有序化結構類型及形成條件。系統研究了弛豫鐵電體的材料特性及其形成機理，給出了弛豫鐵電體有序的判據，提出八勢阱有序-無序鐵電模型，研究了其介電、極化及場致相變的微觀機制，發現鐵電調制結構中存在不尋常的電力學響應行為。

在回國后的不長時間里，他就與同伴們共同奮斗，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果：建立了多元半導體合金設計模型，提出了原子位形幾率波理論，揭示了量子點、原子團簇及團簇組裝材料的某些新特性，為某些新材料探索打下了基礎。他們的許多工作與“最早”“首次”這些字眼兒結下了不解之緣。1984年，顧秉林被清華大學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88年1月，又成為當時清華大學最年輕的教授。1991年，顧秉林榮獲了“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回國留學人員”榮譽稱號，1997年獲“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他發表的論文有134篇被SCI檢索，引用達640次。僅1998年，顧秉林領導的研究小組就在國際公認的物理學界最高檔次的《物理評論快訊》上發表4篇文章，取得了國際公認的成果。

學術觀念

創新是研究型大學的基本特征。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Nature、Science上每年發表的論文約2/3是以大學為第一作者單位，每年被SCI收錄的論文作者中近80%來自大學。在過去的100年里，世界一流大學囊括了差不多3/4的諾貝爾獎，而排名前10位的大學就占了獲獎總數的30%。我國每年被SCI收錄的論文70%以上出自高校，而20所研究型大學就占了其中的50%以上。

研究型大學積聚了大批高水平的科學家和研發人員。高校擁有的研發人員占全國總數約17%，高校擁有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約占全國的17%,整個科技活動人員約占全國的12%左右。到2005年，中國共培養134萬名碩士、16萬名博士。全國碩士、博士學位授予單位中，高校分別占碩士和博士學位授權單位總數的60%和70%以上。國際(海外)合作是加快研究型大學創新的主要途徑，海內外聯合培養是造就拔尖創新人才的有效途徑。1978年至2002年，中國共有58萬人出國留學，已有15萬人學成回國。留學人員在教育、科學等領域都占有很大比例。中科院院士中占81%，在全國高校校級領導干部中占51%。

唯實是深化研究型大學創新的基本原則。研究型大學把知識的創新、觀念的創新當作自己最根本的任務和目標來追求，而唯實創新使研究型大學在復雜多變的社會中，更加明晰所追求的目標，更加認同所承擔的使命。 唯培育人才的目標與基礎之實。認真研究創新型人才培養、成長的規律;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加強素質教育;改革完善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努力建設有利于創新人才生成的教育培養體系和有效機制。唯國家的發展需要與可能之實。我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生產力還不發達，發展還很不平衡，人民生活還不富裕。大學的創新活動首先要為國家的戰略發展服務、為解決民生的根本需要服務。唯學校建設的重點與條件之實。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的大學有各自不同的發展目標與功能定位，大學更要保持對自身目標與特性的清醒認識。研究型大學的創新要充分考慮學校自身的發展目標與條件，處理好國家需求與學校發展的關系、突出重點和統籌全局的關系。

人物感言

顧秉林常說：“要不是老師對我的愛，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要不是同仁、學生對我的支持，我的成果不會這么多;要不是我的親人對我的愛，我也將一事無成。我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回報所有為我付出無限愛心的人們。”

顧秉林在《光明日報》的教育周刊上給讀者寫了如下的一段寄語：“要有愛心，一個人如果不愛他的事業，事業就將拋棄他;一個人如果不愛他的國家，也就失去了原動力。”

“人一旦失去了創新思想，工作就平平淡淡了。”

“傳統上認為能帶結構隨組分的變化應是均勻的，但我在研究一類材料時卻發現了突變現象，后經理論計算表明，這是由相變引起的。于是我在國際會議上提出了這一發現，給出了GNF模型。開始時，很多人都不相信，但后來是他們自己的實驗結果證實了這一理論。”

顧秉林常說：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其實大學優秀人才的競爭是國際化的競爭，必然應該給予優秀人才以相應的待遇。但我們如何避免把“女婿”引進來，卻氣走了“兒子”的現象呢?清華采取的辦法是引進的海外人才實行協議工資，其工資的發放不是使用國家財政撥款，而是靠個人捐款設立的基金，設立講席教授的職位，獲得這個職位的人才可以拿到捐款人所給予的工資。這個職位的工資會很高，但這些職位本土人才可以申請，這樣就營造了一個公平的環境。我們一定要營造一個好的環境，提高本土教師的待遇，改善其工作條件，使本土人才能夠發揮巨大的潛力，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術大師。

顧秉林常說：國內一定要營造一個適合人才成長的環境，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反對另一種說法“出去的人才等于流失”。這不是人才流失，而是一種人才的儲備。一段國外留學的經歷對于一個人的成長是有好處的，至于出去的人才回來得少的問題，我認為不用著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隨著工作、生活、環境的改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回國作貢獻的。即使有些人暫時沒有回來，他們也和國內相關領域保持了很好的聯系，加速了中外交流。在社會上應該有一種良好的心態：每個人都能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顧秉林常說：絕大部分海外的華人是非常愛國的，他們很愿意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增強了我們引進海外杰出人才的信心，后來我們引入了圖靈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全職教授姚期智先生，當時他只有50多歲。如果說楊先生回來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強烈震動，那么姚期智回國在美國學術界引起了強烈震動。當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找我問：“你們用什么辦法把我們最優秀的人才挖走?”我說：“一靠事業，二靠感情，三靠營造好的工作、生活環境。”之后我們成功引進了施一公教授、錢穎一教授，后來更是有一批年輕的高端人才被引入清華。

顧秉林校長表示，在二十世紀初至4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界的黃金時期，在這段 時間以內中國的大學為社會培養出了大批的優秀人才，他們中有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有革命義士、抗日英雄，有科學骨干、民族精英。而這種盛況自從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 開始衰落。現在的各高校，包括清華與北大在內，已經沒有將培養人才作為大學教育的目標。嚴重的學術腐敗，枯燥且與社會脫節的課程，死記硬背的教育方式，將導致學生們的思想僵化，對課程失去興趣，對大學乃至整個中國的教育失去信心，退學正是表達他們對大學教育失望的最極端方式。 他進一步表示，至少有80%的學生在剛進入大學的時候是酬躇滿志，報著努力學習的 決心的，可是在四年大學生涯的消磨與侵蝕下，能將這一決心堅持到畢業的學生恐怕不到 20%。逃課，考試作弊已經被很多學生當成了家常便飯。上大學的目的由最初的學習知識 變成了純粹的混文憑。而那些在惡劣的環境下堅持認真學習的學生，他們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卻正在被逐漸磨滅。若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大學最終培養出來的成品，將是一具具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