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7日,2011年度觀察家年會在北京開幕,主題為國家愿景:新思維與驅動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資中筠發表年度演說,她表示中國當前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她認為所謂經濟增長中的中國模式假如說有這樣的模式的話,這個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資源浪費,污染嚴重加上低工資和人權保障的缺失等等。

以下為文字實錄:

資中筠:大家好!我首先得否認我不是什么老憤青,我是一個很平和的人,沒有那么激烈。今天我本來習慣于晚一點講話的,但是今天被會議給安排在了第一個,我也只好作為拋磚引玉的人講一些我最近想到的一些問題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另外我先聲明我不是經濟學家,以后講話的人都是經濟學家,所以我對經濟本身是外行,我從大的世界大勢講起,然后再講到中國的情況。另外我本人是研究美國的,而且美國還是在當今世界上不管往哪個方向走,怎么做,對世界的影響還是最大的。所以我今天的重點,一個是講美國,一個是講中國。

另外,我今天得用稿子以便提醒我講到了哪兒。

誰在跨越新門檻呢?全球各種各樣的人都在各種各樣的轉折點,都在跨過新門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他處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所以這部分人正在跨過后面這個門檻,前面有一部分人是要跨過前面這個門檻。但全人類本來應該是沿著這個方向走的,所以是一撥一撥地跨過去。就全人類而言,我先點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自從有了文明史以來,人以他的智慧進行科學創新,不斷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為了自己的福祉,而與此同時去創造出高效率的毀滅自己的手段,同時破壞自己的生存的環境。現在我覺得全人類面臨的問題是科學的發展和人類命運的關系?？茖W發展像永動機一樣沒法兒停止。這種發展是繼續造福人類還是給人類帶來了破壞直至毀滅?這個是取決于人自己的自律。人征服自然的力量超過了人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么這樣下去一定會毀滅自己。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不可能在這個地方討論。

去年在某一個座談會上我曾經專門就這個問題提過,今天不是我要講的問題,另一個領域就是比較實際一點的,每天媒體都在追蹤報道我們日常關注的世界各個地區的危機和動蕩。這一輪的危機不同于以往,而是帶有本質性的新的拐點。由于發展的不平衡、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地區所面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來有效的內部體制和現存的國際格局已經不能夠應付新的社會訴求和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實際上這個新的拐點如果要是追溯起來可以從說個世紀80年代末的蘇聯解體算起,那個變化是全球民主化一個新的浪潮的起點。那個時候是蘇東向歐美靠攏,徹底打破了二戰以后的格局。但是現在美國和歐洲又面臨著新的轉折,現在重要的熱點有歐洲、中東、非洲、美國和中國,中東和非洲我們認為是上個世紀浪潮的延續,就是說上個世紀80年代從東歐開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延續,盡管中東和歐洲以前面臨著非常曲折的漫長的道路,但是我至少這樣認為這次的動蕩還是一個走向民主化的轉折。但歐洲是美國是處于另外一個階段的,那一輪的民主化早就完成了?，F在這個民主又碰到了新的問題。所以這是現在面臨的一個跟前面所講的轉折所不同的,這是在前面一個波浪上的轉折。

所以,我對歐洲今天也不能多講,我只說一句話,我認為歐盟的發明是歐洲一個很重要的、很寶貴的貢獻。但是現在面臨的危機它如果能夠走過這個坎兒,挽救了這個歐盟的話,那么歐洲如果100年以后再回顧現在這個情況,應該說歐洲又對人類社會的創新作出了新的貢獻。過去幾百年來民族國家的出現就是從歐洲開始的,然后民族國家又聯合起來成為一個新的體制,這是歐洲一個很大的創新。但是它過得去過不去現在的危機還要看。因為一開始可能是走得太急,現在是我對歐洲的一個解讀。我就不講了。

現在我只講美國和中國兩個方面。然后再看美國和中國自己碰到的這些問題如果邁過這個坎兒,邁過這個坎兒又對未來的中美關系有什么影響?其實中國和美國在漫長的歷史里真正兵戎相見只有兩次,一次是八國聯軍一次是朝鮮戰爭,而且都不是主角。冷戰期間是敵對的,是兩個陣營的敵對,但是陣營解體了就給關系正常化創造了條件。到目前為止兩國沒有不可調和的根本利益和沖突,也沒有領土爭端但是摩擦不斷。我一向認為這種摩擦是正常的范圍,所以在過去那么多年來,中美建交一會兒發生危機了、一會兒關系好、一會兒關系壞,我一般來說不予以太多關注,因為壞的話不會壞到破裂的地步,好的話也不會好到非常和諧的地步。這是由于兩個國家內部的發展所決定的。

之后中美關系在具體的時間、事件上,我覺得外交的運作固然重要,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長遠的因素還在于各國的內部如何邁過新的坎兒。現在我先講一下美國面臨著怎樣的新的坎兒。我對美國歷史的解讀是從美國立國到現在200年當中除了南北戰爭之外,一直在進行漸進的改革,它的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糾錯機制,可以避免不少在其他國家引起社會動蕩的暴力和革命以及不可補救的社會危機。在某些歷史的拐點,當社會矛盾尖銳化到一定的程度,美國的代議制框架里的政治的左右搖擺這種調整機制表示不夠了的時候,乏力的時候有體制外的、全社會的各種力量來直接參與,表現出來的是群眾運動或者是強大的輿論批判,然后進一步推動根本性的改革。所以以前也是在美國的體制之內的、在民主框架之內的一種力量和表現,并不是說一有群眾運動就說明它的制度不行了出了大問題了。

回顧歷史我認為第一個拐點是在20世紀初期的進步時代。好多人把小羅斯福30年代的新政當成拐點,我相當于是老羅斯福執政時的進步時代。小羅斯福新政只是政府的改革,變成了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大步。但是進步時代是全民的覺醒,是一個新的覺醒,包括改革吏治、治理腐敗以及確定了政府可以約束資本的一個原則。這個在美國說起來承認這個也是不違憲的,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所以這個階段是美國一個轉折點。第二個轉折點是在60年代的群眾運動里,那次是聲勢浩大。那個運動在促進種族性別的平等、深入社會改革、落實了黑人的權利、大面積的社會保障,奠定美國式的福利國家,縮小貧富差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得外還有結束越南戰爭、縮短戰線、緩和冷戰,從而間接地促進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條件。

現在我看到的美國是面臨了第三個拐點,這個拐點跟以往兩次有很大的不同,是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發生的。我可以舉三個新的因素,一個是他所謂的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負擔越來越沉重,可能會到負擔不起的地步。第二,出現了虛擬經濟,離實體競技越來越遠。因此現在的經濟危機跟過去周期非常不一樣就在于虛擬經濟現在所謂的金融創新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第三個是全球化給大家都帶來了利益,但是在美國國內的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結果從7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急劇地擴大,一直不斷地擴大,成倍地擴大到現在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

這三點我略加解釋。第一點,所謂的世界領袖,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一直是以世界領袖自居,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情況。對世界任何角落發生任何事情,他都以為已任,不管是正當還是不正當都要進行干涉。美國從二戰以后到現在最大的戰略目標是什么?就是維持他唯一的視覺領袖的地位。他就要警惕任何潛在的挑戰。所謂世界領導這個詞我一向認為是中性的詞、可好可壞。所以我發明了一個良性領導和惡性領導之說。比如說20世紀絕大部分劃時代的科學發明創造都是發生在美國的,這點是不可否認。這樣客觀上美國引領了社會的進步。同時在二戰以后,他以他的經濟繁榮和超強國力對很多國家的重建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個我認為是屬于良性領導,當然有很多人會不同意說這我是在美化美帝國主義,但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但所謂的領導就意味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的國家,以犧牲別的國家的利益來取得自己的利益。美國起的最壞的作用就是帶頭加速全球的軍備競賽。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領導就是負面的、就是壞的領導。今天的問題是美國為了維持它的霸權、維持它的唯一的世界領袖的地位,越來越訴諸軍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經濟和文化的手段。這跟二戰后早期的階段是很不一樣的。那個時候美國的影響主要是來自于內部的榜樣效應和對外的經濟援助。當然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了進行軍事擴張。1955年艾森豪威爾離任前演說里提出了軍工復合體正在發展的警告。而今天這個軍工復合體已經發展得更大,所以美國更加地肆無忌憚,更加傾向于高壓和武力,同時使自己陷入越來越大的泥沼。這是美國在對外霸權的問題上面臨的新的拐點。在這個問題里還有一個是美歐的聯盟還能維持多久,現在面臨歐元的危機美國是否有能力還是有意愿給予支持和幫助,或者是更愿意失敗?這是一個兩難的處境。

總之我覺得在這個拐點上美國需要在不斷擴張的霸權思維上剎車,停下來進行反思,使自己適應變化的世界,學習做一個正常的國家。但是現在似乎看不到美國的決策者有這樣的跡象。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虛擬經濟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我是外行了,經濟學家有更多的發言權,但就我從外面的觀察我覺得美國的經濟危機其實并不是新問題,從美利堅合眾國立國以來就有危機。但每一次的復蘇都是和實體經濟的新發明相連的。所以在一輪一輪的危機復蘇的循環中美國的近來是螺旋上升的。但是現在的現象是,虛擬經濟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華爾街的智力超群的人士玩兒的各種各樣的人士忽悠一般的老百姓,下一個能夠觸發經濟復蘇的新的實體產業應該是什么?我覺得應該是清潔能源的新產業。但是能不能做到?起不起得了這樣的作用還需要看。

第三個問題是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配的問題。過去十幾年的全球化給所有的國家特別是美國和中國都是從中獲利的。但資本是自由流通到廉價勞動力的市場,所以大量地犧牲了勞工的利益。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工薪階層多少年來斗爭、爭取來的談判權大大削弱了。上個世紀以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美國的收入差距持續地擴大,即使是繁榮的年代也如此。這當然引起了社會的研究不滿。當然,剛剛過去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雖然表面上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遠不如上世紀60年代深入而廣泛。因為大量主要的精英階層都沒有參加而且還都在旁觀。同時,沒有政府的赤字已經大的不得了了,又加上嚴重的經濟衰退,所以政府從中進行斡旋的余地非常少。不像60年代的時候肯尼迪約翰遜政府大力地推動改革,這個現在是做不到了。

所有的問題回過來腐蝕美國的民主制度。我一向有一個制度,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權,這兩個并行不悖。可是現在美國的對外霸權正在腐蝕美國的代議制的民主制度,我們看到的是資本大亨的貪婪加上軍工復合體的既得利益,加上傲慢和黨派斗爭,現在美國的黨派斗爭是不顧美國自己利益的大局的。這種狹義的利益很可能會綁架美國的真正的利益。

所以現在這種情況對美國說起來是新的威脅和轉折點。因為美國的軍事開支大概2010年達到7500億,而它對最貧困的國家的援助只有150億。這跟戰后的情況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說美國占領了阿富汗,但每年軍費開支是1000億,而用于援助發展的只有10到20個億,這很說明美國的霸權美國的所謂領導已經是實質上越來越惡化了。所以這個拐點美國會到何處去?還待觀察。

下面我講中國方面。美國帶有的問題是后現代性的,而中國還沒有完全全面地現代化。是一個畸形發展的社會。歐美發生了危機暴露出了種種的缺陷發生了很多的問題。但不能因此反過來說這么看起來還是風景這邊獨好,中國的制度很完美不需要改革,我完全不認同這樣的看法。

剛才看到辛亥革命,中華民族從19世紀中葉以來就開始轉型了,并不是說從30年來才開始轉型了的。而且回過頭來看一看辛亥革命以后民國初期的各種各樣的包括教科書、包括教育制度和媒體等等來看的話,今天只有倒退沒有前進。所以這個曲折的道路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歷程。所以我現在講,經過了很多的拐點最后最近的一個拐點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我們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時期,近30年的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和顯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所積累起來的嚴重問題也是不容回避的。現在中國面臨的新的拐點當然問題多如牛毛,我現在也只提三個問題來加以闡釋,并不是說只有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當前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第二個問題是腐敗叢生難以遏制。第三個問題是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銳化。在這三個問題稍微加一件事,所謂經濟增長中的中國模式假如說有這樣的模式的話,這個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資源浪費,污染嚴重加上低工資和人權保障的缺失等等。經濟結構的問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就不重復了。

腐敗其實哪個國家都有,不過不能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們當前的腐敗一個是彌漫性的、幾乎覆蓋所有的領域。特別是本該是凈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領域都腐敗了。現存的法律和政治機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基于等級制的特權完全是合法的,也是一種很因為的腐敗。不但沒有隨著全社會的經濟增長而減少,反而更加加劇。

現在嚴重的社會分工不是市場的競爭造成的而是權力嚴重受到侵蝕,基本的人權得不到保證而引起的社會不公。如果說美國的利益集團華爾街的大老板們挾持了美國的政府的話,我可以說實際上中國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資本家和利益集團。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政治體制非改不可?？墒菑倪@個角度來講,這個改革也是極其困難的,這是同一個根源。另外一點,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國有相同之處的,全球化分配是極端不公的,絕大部分的利益進入了權貴和暴富群體的口袋里,而廣大的勞動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塊蛋糕。但跟美國有一點不同,因為過去中國是處于極端貧窮和完全沒有權利的情況之下的,所以有了這點松動了這點分配,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底層的人的生活也還是有所改善的。所以,雖然很多的企業家都已經提出來不能一天到晚只關注GDP的不斷增長,剛才也有人談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腳步來進行一些調整,為什么不能這樣做?其原因是經濟利益的絕大部分的集團,只有不斷地把這個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塊來分給老百姓以使得他們不造反。他不可能調整為我那80%讓出再讓出10%來,這個可能性不大。

到目前為止老百姓還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一個是國際的條件,比如說國際市場上縮小了,這點我也不用多講了。還有一個是下一代新的進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一方面機會越來越少,一方面要求越來越高。這個要求并不是說不合理的。他不再人上一代父輩所不能忍受的條件,這種權利不公造成了財富不公,也造成了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這是中國所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樣的不公一定會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平則鳴。如何對待這種不平?所謂的維穩的問題非常地突出。現在的維穩是飲鴆止渴,維穩的手段或者是不擇手段的維穩造成了更大的不穩定的因素。

到目前為止老百姓還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一個是國際的條件,比如說國際市場上縮小了,這點我也不用多講了。還有一個是下一代新的進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一方面機會越來越少,一方面要求越來越高。這個要求并不是說不合理的。他不再人上一代父輩所不能忍受的條件,這種權利不公造成了財富不公,也造成了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這是中國所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樣的不公一定會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平則鳴。如何對待這種不平?所謂的維穩的問題非常地突出?，F在的維穩是飲鴆止渴,維穩的手段或者是不擇手段的維穩造成了更大的不穩定的因素。而進一步改革的阻力主要不是源于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不是不知道,非不知也,是不為也。

最后簡單地講一下中國和美國跨不跨得過這個坎兒如何影響兩國今后的關系。我覺得美國在自身比較繁榮、比較自信而且它的民主制度又比較起作用的時候,它渴望比較理性和慷慨、包容地對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續下去的話,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一個是中美已經依賴很深了,實際上我們不能幸災樂禍,只要美國衰敗下去中國一定不會從中得利。第二,它的困境不能改變,它一定想辦法把它的困難轉嫁到國際上來,或者用經濟的手段或者用政治的手段。所以現在大講人民幣問題、中國威脅論這都是政客為了平息國內對他們的不滿而采取的手段。所以這樣就會在國際上加重兩國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政策進一步刺激中國國內極端的民族主義,我叫國家主義。因為現在所謂的“愛國主義”是填補目的國內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價值。如果當政者把這個意識形態推向極致的話,就可以成為那些個否認普世價值和拒絕政治改革的人的一個方便的接口。就是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是一個方便的接口,我們的外部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也是一個方便的借口,這樣把國際關系緊張化,企圖緩解國內的緊張關系。

我想這些也就是我現在看到的一個世界大局,牽扯到中國。中美關系不是就兩國關系而兩國關系。因為今后的世界上我認為中美關系是所有的雙邊關系里最重要的之一,或者很可能就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太大,有13億人口,無論是做好事做壞事對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美國不管有多大的困難,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它必然是超強的力量。它遠遠超過任何老二。中國未見得是老二。所以它向何處去?也會對世界造成很大的影響。我們這些書生議政在這兒拭目以待,大家討論討論,說一些空話。我想不出來會有什么作用。最后我只能這樣悲觀地提這么一點。謝謝大家!

人物介紹：

資中筠， 1930 年 6 月出生，女，漢族，湖南人，中共黨員。1951年清華大學西方語文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 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太平 洋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專長為國際政治、美國研究。1983年被評為 “全國三八紅旗手”;1991 年獲“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2004 年獲“資深翻譯家”稱號。

中文名：資中筠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30年

職業：社科學院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家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

代表作品：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

祖籍：湖南耒陽

性別：女

資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耒陽。1947畢業于天津耀華中學。1947-48肄業于燕京大學。

1951畢業于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精通英、法文。五、六十年代，就職于“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訪問過亞、歐、非、拉美等幾十個國家，參加國際會議與民間往來。

1956年至1959年常駐維也納，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中國書記的助手及翻譯。

1959年回國后曾擔任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的翻譯。

1971年后，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松訪華以及隨后的美國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參加基辛格若干次訪華的接待工作。在此期間還接待并陪同過一些在長期隔絕后初次重訪中國大陸的美方知名人士，如謝偉思、費正清、拉鐵摩爾、斯諾的先后兩位夫人、夏仁德以及其他知名人物。

1980年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工作。

1982年至1983年，任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1985年起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1988-1992任所長，同時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1992年至1998年參與創辦中華美國學會和《美國研究》雜志并任主編，1993年發起并主持創辦“中美關系史研究會”，任第一、第二屆會長。

1992年，任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曾應邀在美國十幾家大學作演講。

1994年任“敦巴頓橡樹會議與聯合國”國際研討會(紀念敦巴頓橡樹會議50周年)榮譽委員會委員。

1996年退休后，仍繼續研究工作和學術活動，并兼任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中方主任(美方主任為大衛·蘭普頓)，中美關系史研究會理事，太平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等。 她多次出訪并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在國內主持過若干大中型國際研討會，在組織中國的美國學和中美關系史的研究以及參加和促進中美學術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