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先忙把唐天際主任談的那幾個問題的重要性說了一遍。曾澤生說：“解放軍提的第一條就不大好辦，鄭洞國是個好好先生，李鴻又在重病中，我們在一塊相處這么長時間了，怎么能乘人之危忍心下手呢?其余幾條我們照辦就是了……”

發生在1948年的長春起義是解放戰爭中我軍第一次爭取國民黨整軍起義的光輝戰例，對瓦解國民黨軍、奪取遼沈戰役的全面勝利具有重大意義，但負責起義聯絡的“信使”李崢先一直在人們的視野之外，幾年前他曾經向筆者披露過他在長春起義中擔任“信使”的經過。

策反成功

李崢先是云南白族人，生于1910年，為抗日投筆從戎，以軍功晉升為上尉連長。1947年在吉林南部雙陽與東北野戰軍交戰中負傷被俘。在野戰軍的教育下，他決心參加革命，1948年4月被組織派回到國民黨第六十軍做策反工作，同年10月17日隨國民黨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將軍率部起義。

國民黨六十軍是滇系部隊。1946年，蔣介石將六十軍海運赴東北參加內戰，六十軍在遼南、吉林地區幾次遭東北野戰軍重創后，于1948年3月8日被迫潰退長春。六十軍和蔣的嫡系新七軍統歸駐守長春的時任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指揮。

李崢先在任國民黨六十軍一八二師五四四團副團長時，于1947年7月17日在吉南雙陽與東北野戰軍戰斗中因腿部受傷被俘。1948年4月，解放軍東北軍區決定派李崢先和張秉昌等人，以遣俘的方式回去做策反工作。

1948年10月10日凌晨5時許，國民黨六十軍二十一師師長隴耀專門派人把李崢先和張秉昌叫到師部，神秘地說：“你們重回六十軍的任務，軍部早已知曉。這次請你們來，有個重要事和你們商量。曾軍長、白師長(白肇學，時任六十軍一八二師師長)和我已決定率部起義，并正式派你和張秉昌作為六十軍的全權代表出城與東北解放軍接洽起義事項。”隴耀又說：“我們這次起義的目的，是為了云南3萬健兒的生死存亡，因為蔣介石來令逼我們迅速突圍向沈陽靠攏，可我們幾次突圍未成。在這生死攸關的緊要時刻，我們不得不以起義方式投向東北解放軍。”

李崢先點點頭：“去東北解放軍那里還有什么要求和條件嗎?雙方還有應取得相互協調的問題嗎?”隴耀說：“這是參加革命，沒有什么條件。但要協商好以下幾個問題：1.明確部隊起義的時間，行進方向、路線、到達的地點;2.為了避免兩軍誤會，雙方應明確規定通訊聯絡、口令信號;3.對起義部隊的服裝、糧秣給養的補給問題;4.不要把起義部隊分散打亂編制。”

李崢先又問：“假若東北解放軍要我們準備全軍起義的憑證怎么辦?”隴耀從內衣里取出一封信交給李崢先、張秉昌：“這個我們早想好了。這是曾軍長、白師長和我3人親自簽寫的，帶去呈交東北解放軍負責人，如果我們失信的話，可將此信公之于世。”

雙方談判

當天上午9時，李崢先、張秉昌就出城趕往東北解放軍駐地。12日一早，東北解放軍圍城兵團部政治部唐天際主任、陳光參謀長和劉浩等人接見了他們。李崢先、張秉昌把六十軍委托他們作全權代表出城聯絡起義之事作了匯報，并把長春城內已經極其困難、新七軍軍長李鴻病重等近況作了詳細匯報。

唐天際對六十軍的起義深表歡迎，贊揚曾澤生、隴耀、白肇學投向光明的義舉。13日早飯后，唐天際等人又繼續和李崢先、張秉昌談話，唐天際說：“我們很歡迎六十軍起義，隴師長提出的那幾條要求和雙方必須協調的一些具體問題都很好解決，請轉告曾軍長、隴師長放心。但還有些重大問題不知對你們談了沒有，如昨天說的消滅鄭洞國兵團部和新七軍問題，如果你們不打他，他要打你們怎么辦?部隊要行動，長春市內的治安秩序怎么維持?長春市幾十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如何保障?許多公私物資、門市、建筑及軍政軍需物資倉庫怎樣保護?怎么設法不致遭受破壞、不受損失?”李崢先只好如實回答：“首長問的這些，我們來時隴師長沒說。”

唐天際頓了一下，又接著說：“這些重大的問題都沒談，看來你們兩個同志還要再跑一趟，請曾軍長、隴師長再進一步研究研究，另派正式代表再出來談。”李崢先當時心想，如果回去另派正式代表來會談，很明顯部隊行動的時間要拖長，隴耀限他們13日要把成敗的消息回報，所以著急地對唐主任說：“我們既然歡迎六十軍起義，干脆答應他們，命令他們什么時間把部隊拉出城，帶到什么地點集合不就完了嗎?再說命我們再入城傳達另派正式代表出來會談，曾軍長他們不相信怎么辦?”唐天際說：“同志，這么重大的事，不商妥，怎么能那么簡單行事。剛才說的幾個問題很重要，需要雙方很好地商量，否則是要出問題的。至于曾軍長不相信你們，你們可以推到我們身上，就說你們是我們釋放回去的，當全權代表不合適。”那么究竟誰出來最合適呢?最后確定讓李佐、任孝宗兩個副師長來一位。

13日午后，李崢先、張秉昌再次進入長春。曾澤生、隴耀見了他們，李崢先、張秉昌詳細匯報了有關情況。曾澤生聽后批評二人說：“派你們兩人當全權代表不行，還要再派正式代表會談，時間這么緊，萬一蔣機一來，不就麻煩了嗎?”李崢先忙把唐天際主任談的那幾個問題的重要性說了一遍。曾澤生說：“解放軍提的第一條就不大好辦，鄭洞國是個好好先生，李鴻又在重病中，我們在一塊相處這么長時間了，怎么能乘人之危忍心下手呢?其余幾條我們照辦就是了，派你二人去不行，又該派誰去呢?”李崢先說：“另派正式代表的人選問題在那邊也共同研究了，認為李佐、任孝宗這兩位副師長隨便選一位去都行。”

曾澤生還在猶豫不定，此時已是13日午夜。李崢先又急切地說：“軍長，不能再猶豫了，我聽說14日四野要對錦州要發動總攻擊。”曾澤生聽后內心很緊張，立即命令副官派人把李佐、任孝宗兩位副師長找來。曾澤生當即將他們作為正式代表出城接洽起義之事作了簡單交代，仍讓李崢先陪同一塊去，并將蔣介石要六十軍立即突圍向沈陽靠攏的手令交3人帶去，以表誠意。

14凌晨2時，李崢先和李佐、任孝宗3人悄悄出城，進行第二次聯系。拂曉時，他們又見到了唐天際等上次所見的那幾位首長。早飯后休息一會，雙方就開始了正式會談。

李崢先首先把曾澤生答復的情況作了說明：“曾軍長的意思是對消滅鄭洞國兵團部和新七軍問題感到為難，說鄭司令官是個好好先生，新七軍軍長李鴻又在患重病，況且長期相處都比較要好，怎能乘人之危忍心下手呢?”至于其他幾條，李佐、任孝宗兩位副師長也說：“軍長已交代我們，按照貴軍要求辦就是了。”但唐天際問到采取哪些具體措施比較妥當、安全時，特別問到部隊采取什么方法步驟撤出長春，怎樣行動時，兩位副師長頓時語塞了。李崢先也陷入沉思，六十軍起義這么重大的事情，對面還有鄭洞國兵團部和戰斗力較強的新七軍這樣的敵人，這些事沒考慮好不進行周密部署，確實不妥。談了一天，結果不很理想，唐天際說：“我們的意思，還要請兩位副師長回城再和曾軍長進一步具體研究部署。”10月15日，東北軍區派劉浩陪同任、李兩位副師長返回長春。他們回城后，當夜就架通了兩軍的電話線，曾澤生直接和唐天際取得了聯系。

兵不血刃

16日，曾澤生親自出城和唐天際面談，最后商定用交接防務的辦法行動，并且時間就定在當天夜里。當日黃昏，李崢先隨曾澤生和劉浩一同乘車返回長春城。曾澤生向部隊下達了出城交接防務的一系列命令。隨后不久，不斷有師團來電話報告交接防務情況，深夜12時，通信營來電話報告說，各部隊電話線都已撤收，除留有通兵團部的一條線外，其余全部撤收完畢。

待所有部隊脫離駐防地出城集合后，曾澤生令接通兵團司令部電話，親自對鄭洞國說：“六十軍已經起義，這是全軍官兵的一致要求，部隊除此一條出路外，別無選擇，所以請司令官諒解，請問司令官是否也能同我們一塊采取同樣的行動?”

李崢先聽不清鄭洞國在電話里講什么，又聽曾澤生回答：“現在別的話都用不著再說了，這也是逼得沒有辦法的事，不要再說什么蔣總統過去對我們如何好的問題，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現在就有一位解放軍代表在我這里，你愿意和他講話嗎?”

曾澤生隨即把話筒遞給劉浩，劉浩先向鄭洞國問了好，接著說：“現在長春的形勢你是知道的，我們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證你方安全，六十軍曾軍長現在已經率部起義，是一個走向光明道路的義舉，司令官是不是能像剛才曾軍長所言，和他們一塊行動?希望三思，莫作不必要犧牲!”對方怎樣回答，李崢先沒聽清，只聽劉浩又說：“那就這樣吧，來日方長，后會有期!”

隨后，曾澤生和劉浩、李崢先相視一笑：“現在一切交接事宜都辦妥了，部隊也都已出城，我們也走吧。”10月17日凌晨，曾澤生和劉浩、李崢先、張秉昌等人到了郊外，蔣介石派3架飛機到郊外盲目地投了幾顆炸彈就飛走了。這時，六十軍軍部直屬和三個師的部隊都按指定路線到達宿營地了，此時留守長春的只有鄭洞國兵團和新七軍了。

17日天一亮，受到六十軍戰地起義的影響，鄭洞國兵團部和新七軍最后也決定放下武器投誠。10月18、19日兩天，蔣介石知道六十軍起義后，派飛機來偵察轟炸，雙方在隆隆飛機聲中假意激戰，朝天猛烈放槍放炮。然后，東北解放軍沖入兵團大樓，由鄭洞國下令所屬部隊全部放下武器。

長春起義后，李崢先任整編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50師448團團長。解放后轉業到山東省菏澤市工作，曾擔任過菏澤市商業局局長、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曾澤生(1902—1973)，云南省永善縣人。原國民黨高級將領，1948年長春起義。后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勛章。

中文名：曾澤生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中國云南

出生日期：1902年

逝世日期：1973年

職業：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主要成就：臺兒莊戰役

臺兒莊戰役

性別：男

曾澤生曾澤生(1902年—197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云南省永善縣大興鎮人。1922年12月考入云南唐繼堯開辦的建國機關槍軍事隊。畢業后入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1925年入黃埔軍校任第三期區隊長，1927年1月入黃埔軍校高級班學習。1929年1月應國民黨云南省主席龍云之邀回滇，在昆明開辦軍官候補生隊，任副隊長，后任滇軍第98師軍士隊隊長，第3旅6團營長、第5團副團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革命軍第60軍184師1085團團長，隨軍開赴抗日前線，1938年率部參加了臺兒莊會戰。1939年起任第184師副師長、師長，第60軍軍長。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部到越南受降。1946年率60軍赴東北，先后任國民黨東北第四“綏靖”區副司令、吉林守備司令、第一兵團副司令，并兼60軍軍長。1948年10月率領60軍于長春起義，所部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任軍長。后率部參加解放鄂西、進軍西南作戰。1949年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

建國后，1950年3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26日率50軍渡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軍長，率部參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戰役。1951年3月15日，奉命率領完成漢江阻擊作戰的第50軍回國休整補充。1951年7月4日，再次率領50軍入朝，擔任西海岸防御及搶修前線機場任務。1951年10月-11月，指揮50軍渡海攻島作戰，先后解放清川江北敵占島嶼。1951年底，因病回國休養。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軍。1955年4月19日率領50軍回國駐防丹東。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一級解放勛章。是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1]

人物概述

曾澤生，1902年10月生于云南省永善縣大興鎮。1922年12月考入云南唐繼堯開辦的建國機關槍軍士隊 。畢業后入云南講武堂學習 。1925年入黃埔軍校任第3期區隊長，1927年1月入黃埔軍校高級班學習。1929年1月應國民黨云南省主席龍云之邀回滇，在昆明開辦軍官候補生隊，任副隊長。后任滇軍第98師軍士隊隊長，第3旅6團營長、第5團副團長。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革命軍第60軍184師1085團團長，隨軍開赴抗日前線，1938年率部參加了臺兒莊會戰。1939年起任第184師副師長、師長，第60軍軍長。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到越南受降。1946年率第60軍赴東北，先后任國民黨東北第4“綏靖”區副司令、吉林守備司令、第1兵團副司令，并兼60軍軍長。1948年10月率第60軍于長春起義，所部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任軍長。后率部參加解放鄂西、進軍西南作戰。1949年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1950年3月任中南軍政治委員員會委員。同年10月參加抗美援朝，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軍長，率部參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戰役。1954年回國后繼任第50軍軍長。[2]

1948年遼沈戰役中，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國民黨第60軍軍長曾澤生在“突圍無望，固守待殲”之際，于10月17日毅然宣布起義，率部退出長春，待命改編，并引導解放軍進入其東城守備區。曾澤生的起義，使國民黨殘留守軍陷入混亂，紛紛投降，長春在兵不血刃下宣告解放。

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原國民黨第60軍這支起義部隊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的番號，并任命曾澤生為軍長，徐文烈任政治委員。其原屬第182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48師，由白肇學任師長。原屬暫編第21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49師，由隴耀任師長。原屬暫編第52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50師，由李佐任師長。全軍共2，3萬人，歸第四野戰軍建制。

是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一級解放勛章。

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年表

1902年10月生于云南省永善縣。畢業于昆明省立中學。

曾澤生1922年入唐繼堯的建國軍機關槍軍7隊學習。

1924年1月免試進入云南陸軍講武堂18期學習。

1925年任黃埔軍校區隊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6年任廣東20師教導團連長。

1927年轉入黃埔軍校高級班學習。

1929年1月應國民黨云南省主席龍云之召回滇，任昆明軍官候補生隊副隊長。

1930年任討伐軍第10路軍3旅5團副團長。

1937年9月任國民黨政府60軍184師團長。率部參加臺兒莊對日作戰。

1939年1月任184師副師長，7月任師長。

1944年11月任60軍軍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率部去越南參加受降。

1946年12月任國民黨東北第四綏靖區副司令兼60軍軍長。

1948年1月任國民黨政府軍吉林守備軍司令兼60軍軍長，3月任國民黨政府軍第一兵團副司令兼60軍軍長。對蔣介石賣國獨裁、發動內戰、屠殺人民的反動政策日益不滿，毅然于1948年10月率60軍在長春起義。起義后的部隊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50軍，任軍長。積極配合政治委員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關于改編起義部隊的各項政策，使這支部隊順利轉變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1949年率部參加解放鄂西、四川的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軍長。

1950年3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0月26日率部入朝參加抗美援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代表合影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軍長

率部參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戰役。

1951年3月15日，奉命率領完成漢江阻擊作戰的第50軍回國休整補充。

1951年7月4日，再次率領50軍第二次入朝，擔任西海岸防御及搶修前線機場任務。

1951年10月-11月，指揮50軍渡海攻島作戰，先后解放清川江北敵占島嶼。

1951年底，因病回國休養。

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軍。

1955年4月19日率領50軍回國駐防丹東。在朝鮮戰場上共進行大小戰斗95次，殲敵14492人。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勛章。

1953年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勛章。

1968年9月離職休養。

197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1歲。

人物軼事

血戰抗日前線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

解放軍第50軍部分領導于沈陽開會期間存亡的緊要關頭，曾澤生認為，這是一名軍人報效國家、捍衛民族尊嚴的關鍵時刻。他激憤地說：“暴日侵略土地，殘殺人民，處國難當頭時期，抗日戰爭為當前第一件大事，不容畏縮與退讓，毀家捐軀，亦在所不辭，豈能坐視國土被踐踏，同胞被殘殺。”同年9月，曾澤生被任命為第六十軍一八四師一○八五團團長。10月初，隨全軍奔赴抗日前線。1938年4月初，第六十軍奉命增援徐州。在堅守臺兒莊的戰斗中，將士們以步槍、機槍打，用手榴彈炸，最后與敵人展開白刃戰，工事隨毀隨修，第一道防線被突破，退到第二道防線繼續抗擊，擊潰日軍后又舉行反攻，把失去的一線陣地再奪回來。正是滇軍英勇頑強、前赴后繼的浴血奮戰，不僅使敵軍損失慘重無法突破禹王山、臺兒莊防線，而且讓日軍在這種堅決的抵抗面前覺得膽寒。

日本報紙曾報道：自“九一八”與華軍開戰以來遇到滇軍猛烈沖鋒，實為罕見。之后，曾澤生率部參加武漢保衛戰、崇陽之戰，參加了南昌會戰、長沙會戰。1940年9月，日軍進占越南河內、老街、諒山各地，并圍繞云南南部部署兵力。為阻止日軍的進犯，第六十軍移防滇南河口、個舊、建水、蒙自和屏邊一帶。1941年，曾澤生任第一八四師副師長，1942年升任第一八二師師長，1943年任第一八四師師長。1945年7月起，為配合滇西遠征軍的反攻，曾澤生在固守陣地的同時，根據上級指示，多次派部隊向越南北部的日軍開展牽制性進攻，并光復了越南境內的勐烘、壩灑、沙壩等地。

國民黨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9月，曾澤生隨盧漢率部入越南受降。

夢醒東北戰場

1945年11月，滇軍在越南進行整編。曾澤生升任第六十軍中將軍長，轄一八二、一八四和暫二十一師。1946年4月，第六十軍被調往東北。

在東北，曾澤生先后擔任第六十軍軍長、吉林守備司令、第一兵團副司令等職。蔣介石集團對滇軍既想使用又不信任，第六十軍到東北后，被分割使用，分散配置，3個師分散各地，不能相互照應，且不歸曾澤生管。曾澤生只能指揮軍直屬分隊和工兵營一個連，成了“空軍”司令。曾澤生及許多中下級軍官對把滇軍作為嫡系部隊護衛的做法，既憤恨和不滿，又為第六十軍的前途擔憂。

5月25日，第六十軍到東北不到一個月，布防于鞍山的第一八四師五五一團就被東北民主聯軍殲滅。5月30日第一八四師在身陷包圍、援軍不至的形勢下，經中共長期的工作，在黨和人民的召喚下，師長潘朔端率領師直屬部隊及五五二團在海城起義，并通電全國。第一八四師的起義“震撼了整個蔣軍”，也給曾澤生以沖擊。他曾率領第一八四師參加抗日戰爭，而這支部隊卻在海城

志愿軍第50軍部分軍師領導在漢城興國寺起義，這使他對國民黨嫡系部隊那種盛氣凌人和見死不救的態度非常氣憤，對蔣介石陰謀在內戰中消滅異己的方針感到切膚之痛;使他明白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絕不像國民黨宣傳機構所說的那樣不堪一擊。

1946年秋天，曾澤生率第六十軍進駐吉林。1947年后，東北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攻勢，第六十軍接連受到打擊。5月，新組建的第一八四師在梅河口被全殲;暫二十一師在撤退途中被民主聯軍伏擊，全師剩下不到一個團的兵力。經過與民主聯軍的幾次交手，全軍實力損耗一半。慘痛的損失，如巨鐘敲響，驚醒了迷夢中的曾澤生。

長春起義載史冊

1948年3月，六十軍糧彈殆盡，仍未見到增援，而東北人民解放軍(原東北民主聯軍)卻已兵臨城下。曾澤生率部撤出吉林退往長春。3月13日，東北人民解放軍攻克戰略要地四平后，即準備殲滅長春之敵，并成立了由肖勁光為司令員、肖華為政委的圍城指揮部，統一指揮圍城戰斗。6月，東北軍區根據中央和東北局的指示，將直接打下長春的作戰部署改變為以強大軍事力量為后盾的軍事打擊、政治攻勢、經濟封鎖三位一體的久困長圍的斗爭方針，變短時間內大兵團強攻為以小部分主力與獨立師久困長圍，在圍困的同時展開政治攻勢和經濟斗爭，使守軍糧彈俱乏、人心動搖時再攻的方針。

中共中央為了做好滇軍的爭取工作，從延安和南方局派共產黨員劉浩、陳

曾澤生在歡迎解放軍進入長春的大會上講話方等10多個云南籍共產黨員干部到東北。朱德總司令還以滇軍舊僚的身份，給滇軍將領孫渡、曾澤生等人寫信，以肺腑之言，要他們發揚滇軍護國的光榮傳統，站在人民一邊。東北局和東北軍區十分重視策反滇軍的工作，1946年5月在冀熱遼分局成立了一個滇軍工作委員會;1947年3月東北局成立了兩個滇軍工作委員會，分別在吉北和吉南開展工作;1947年底東北軍區政治部成立前方辦事處，在吉林和長春之間協同解放軍開展對敵政治工作，并直接與第六十軍中的地下黨組織聯系。各主力部隊、各省軍區都對滇軍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中央和解放軍與第六十軍將領有關系的高級將領，包括時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原滇軍將領張沖和剛起義的原第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也主動做第六十軍工作。中共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派劉浩以公開身份到吉林做隴耀的工作，繼而影響曾澤生。第六十軍中的共產黨員楊重、趙國璋等人也對曾澤生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經過解放軍各層次、各種形式的工作，眼見士卒凄苦、百姓遭殃，曾澤生在經歷無數的痛楚、無數的自責、無數個不眠之夜的激烈思想斗爭后，在解放戰爭不斷勝利的大勢所趨下，在解放軍的強大壓力下，他終于認識到：“再不能這樣下去了!為全長春十多萬老百姓，為全軍幾萬官兵的前途，必須走反蔣起義、向人民贖罪的路。”他毅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選擇了反蔣起義。曾澤生下定決心后，于9月22日至10月12日，先后7次與隴耀、白肇學密商，統一思想，進行準備。在討論到起義后云南及眷屬時，曾澤生認為：“革命是要發展到云南的，暫時受些痛苦，以待解放，而且現在蔣介石手忙腳亂，自顧不暇，從情況看，眷屬說不定會遭到危險。但為了革命，也只有忍痛。何況中國目前在蔣管區的家庭，哪個又不是在水深火熱中受苦呢!決定照原定計劃實施，不計后方一切，等革命成功時再替受苦受害的人們去算這筆冤債。”

解放軍大舉進攻錦州時，曾澤生估計鄭洞國及新七軍的首腦們都在密切關注錦州方面局勢的發展，對第六十軍來說，這是一個起義的好時機。14日，曾澤生派人攜帶由曾澤生、隴耀、白肇學3人聯名要求同意起義的信，與解放軍圍城部隊聯系。16日，曾澤生正式派第一八二

鄭洞國、曾澤生率部起義抵達哈爾濱車站時師副師長李佐、暫編二十一師副師長任孝宗帶著蔣介石命令長春守軍突圍的手令和鄭洞國的突圍計劃，到解放軍圍城指揮部談判起義事項。與此同時，曾澤生等人起草了第六十軍起義通電，并連夜相繼召集暫編二十一師、一八二師及軍直營以上軍官開會，進行鼓動，表明贊成起義;隨后，下達了對新七軍布防的命令。同時，曾澤生致信“剿總”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為使長市軍民不致無謂犧牲，長市地方不因戰火而糜爛，望即反躬自省，斷然起義，共襄義舉，則國家幸甚，地方幸甚。”

1948年10月17日上午，曾澤生與解放軍代表劉浩在長春第五四五團見面，共同商量了起義行動問題。入夜，解放軍圍城部隊進入市區接防，曾澤生率第六十軍撤出所守的長春東半部，開往九臺，第六十軍正式起義。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軍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正式宣布，將起義的原六十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五十軍”，由曾澤生任軍長。

第六十軍起義，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與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配合，迫使困守長春西半部的蔣軍嫡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的兵團總部及新七軍于18日晚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誠，使長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了。第六十軍的起義，開創了在解放戰爭中迫使整軍起義，實現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輝戰例。第六十軍起義使蔣介石撤退長春、回兵沈陽，全力增援錦州、錦西(今葫蘆島)的計劃成為夢想，長春的和平解放，使解放軍迅速徹底地拔掉了蔣介石在東北腹地的一顆釘子，使解放軍能適時集中全部力量進行遼西會戰，從而加速了整個遼沈戰役的勝利進程，進而加速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進程。21日，新華社評論指出：第六十軍的起義，鄭洞國部的投降，這是中國戰爭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并將繼續發生更大變化的象征。因為這一點，長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東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給所有據守大城市的國民黨軍隊指出了一個前途。曾澤生將軍深明大義，毅然起義，為長春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功不可沒。

11月29日，曾澤生偕第六十軍全體官兵發表了《告國民黨軍官兵書》，用自己的親身體驗向國民黨廣大官兵指出：“擺在全國蔣軍前面的只有三條路：或是被殲，或是向人民投降，或是站在人民方面來舉行光榮的起義。蔣軍官兵中亦不乏有識之士，何去何從，該是時候了!”希望他們毅然站到人民方面來，求一條光明的出路。第六十軍起義對云南地方部隊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中國共產黨長期統戰工作和長春起義的影響下，在解放大軍逼近云南的形勢下，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率部發動昆明起義，從而加速了云南全境解放的進程。

50軍軍長：曾澤生

50軍前身是原國民黨軍第60軍，為滇軍部隊，在遼沈戰役中于長春起義。1949年全軍整編后，這支部隊被改編為第四野戰軍第50軍，軍長為原60軍軍長曾澤生。50軍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原則，部隊進行了政治整訓，又補入了許多解放軍軍官和戰斗骨干，全軍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四野的南下作戰中，50軍參加鄂西戰役，生俘國民黨軍第79軍代軍長蕭

鄭洞國、曾澤生率部起義抵達哈爾濱車站時炳寅、副軍長李維龍以下官兵7000余人。 1949年11月下旬，50軍奉命配屬第二野戰軍進軍四川，參加成都戰役，俘虜國民黨軍8100余人，迫降1.77萬余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1950年初，50軍先是在湖北參加農業生產，后因朝鮮戰事緊急，50軍又奉命開赴東北集結待命。

1950年10月25日，50軍作為第一批入朝部隊參戰。在第一次戰役中，50軍與英27旅交手，攻進至鐵山地區。因英軍退得快，50軍斬獲并不多。在第二次戰役中，50軍于西線進攻英27旅和美24師一部，兜著敵軍屁股追擊，協助兄弟部隊解放了北朝鮮全境。一、二次戰役50軍的戰略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少有亮點。

在第三次戰役中，50軍較晚突破臨津江防線，從正面向漢城推進。本來說兄弟部隊都攻到前面去了，50軍該撈不到什么油水。然而這次卻時來運轉。在高陽以北的碧蹄里地區，50軍擊破了美25師一個營的阻擊，又在仙游里地區擊退了英29旅皇家來復槍團第1營。這樣一來，英29旅主力和其皇家重坦克中隊被分隔開了。曾澤生大喜，命令149師部隊抓緊時間攻殲，仙游里的部隊則堅決擋住英軍主力的救援。英29旅組織了1000余兵力和200門大炮拚死反擊，卻均被志愿軍擊退。而149師部隊則乘夜向皇家重坦克營發動猛攻。英軍裝備的都是“百人隊長式”重坦克，火力充足，可到處都是提著爆破筒、扛著炸藥包撲來的中國士兵，英軍顧此失彼，防線終于被突破。志愿軍殺得興起，漫山遍野地追殺著英軍。到了天亮，皇家重坦克中隊被全部殲滅。50軍部隊共斃傷俘敵300余人，繳獲擊毀坦克31輛、裝甲車1輛、牽引汽車24輛。對于一支急于立功的起義部隊來說，這一戰績是足以自豪的。

1951年1月4日，50軍一部同39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攻入了漢城，其前鋒一直沖到三七線附近的水原地區。

在第四次戰役中，為打破聯合國軍的北進攻勢，志愿軍采取了“西頂東攻”的戰略，在西線以38軍和50軍背水列陣，頑強頂住美軍主力的攻擊;在東線志愿軍集中4個軍兵力進行橫城反擊作戰，以圖擊破敵軍的北進。

50軍位于戰線的最西部，在漢城以南地區，背臨漢江，迎頭擋住美3師、美25師、英29旅和土耳其1旅的道路。這種陣地防御戰是沒余地可講的，守住就守住了，守不住就人地皆失。聯合國軍的火力太猛烈了，炮彈像下雨一樣。面對優勢的敵軍，50軍部隊晝失夜反，死戰不退，以血肉之軀苦苦堅守著陣地。最慘烈的時候，一天就有三、四個連隊全部犧牲在陣地上。營連一級的建制很快就打散了架，只好以團級單位進行防守。打了不到半個月，50軍就已傷亡過半，全軍勉強能成建制投入戰斗的只有4個營又4個連部隊。因傷亡過大，很多陣地丟失了。曾澤生只好收縮兵力，固守要點，盡力遲滯敵軍的北進。一直打到1951年2月初，因漢江面臨解凍，50軍不得不放棄陣地，撤至漢江北岸。在這里，50軍繼續阻擊攻勢不減的聯合國軍，為穩定整個戰線苦苦支撐。在50多天的漢江兩岸防御作戰中，50軍統計斃傷俘敵1.1萬余人，擊毀坦克裝甲車70余輛，擊落擊傷敵機15架，繳獲各種槍支1800余支、汽車17輛、火炮34門。

若干年后，有人問起曾澤生對自己打過的哪一仗印象最深刻，他回答：“漢江南岸防御作戰。“作為一名起義將領，在一生中打過這樣的仗，曾澤生可以驕傲了。

1951年3月15日，曾澤生率50軍回國休整。同年7月，曾澤生率50軍第二次開赴朝鮮，擔負西海岸防御以及搶修機場等任務。10月至11月，曾澤生率50軍奉命執行渡海攻島任務，在空軍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韓軍盤踞的極島、炭島、大和島、小和島和艾島。此后，50軍一直作為西海岸守備部隊。1951年底，因病回國休養。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軍。1955年4月19日率領50軍回國駐防丹東。

身后評價

曾澤生將軍在長春起義前，雖在舊軍隊里做事，但他是一個富于愛國心，有正義感，能潔身自好的軍人;當抗戰爆發、國難當頭之際，他主動請纓出滇抗戰，率部與敵浴血苦戰數十次，為保衛祖國、民族盡了軍人的天職。他雖曾追隨蔣介石打內戰，做了蔣介石的內戰工具，但他最終卻以起義來反對蔣介石的內戰。起義后，率部參加了解放戰爭，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創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綜觀其一生，曾澤生是一位追求進步、追求光明、愛國愛民的將軍。

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委的肖華曾指出：“長春起義對于進一步瓦解敵軍，解放沈陽，奪取遼沈戰役的勝利，進而加速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進程，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曾澤生將軍在長春被圍5個月之久、城中彈盡糧絕餓殍遍地之情況下，仍然瞻前顧后、猶豫不決計較個人得失，未能盡早起義救萬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應為由此造成之十數萬饑民死亡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