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峰漂泊人生路

摘要

凌峰于1945年生于山東青島市，長于臺灣，1985年獲得臺灣第二十屆金鐘獎最佳男歌手獎，然而，他在走紅之際，卻出人意料地轉行，醞釀拍攝電視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

凌峰-簡介

凌峰出生于山東青島市，長于臺灣，1985年獲得臺灣第二十屆金鐘獎最佳男歌手獎，恰走紅之際，1987年轉行拍攝電視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歷盡磨難，最終于1987年11月11日開拍此電視系列片，并親自擔任主持，成為第一位到大陸拍片的臺灣藝人，撞開了兩岸近40年的封凍，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擺渡者，歷盡艱辛，但百折不撓。1990年中央電視臺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上一首撩人心扉的《小丑》，詼諧幽默的表演征服了電視機前的觀眾，為全國人民所熟知。

凌峰有著令人稱道的婚姻生活，擁有成功的事業(yè)和美滿的家庭，迎娶青島舞蹈演員賀順順為妻，一直為海峽兩岸津津樂道，成為一段千古佳話。凌峰女兒自稱：“我是海峽牌”，提起女兒，他總是柔情有加;談起俊美的妻子他笑意盈盈，幸福的笑容時常掛在臉上。或許是懷有感恩的心，或許是出自對祖國的熱愛，又或許是出身貧寒的他被一雙雙渴盼讀書的眼睛震撼了，成為希望工程的積極參與者，并于1991年發(fā)起創(chuàng)立海外華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第一個組織“希望工程海外愛心基金”，奔走于各大城市，時至今日，發(fā)動海外人士捐資在大陸已修建24所希望小學，其中2所為凌峰解囊自建。

凌峰-人物特寫

歷盡磨難拍攝《八千里路云和月》

凌峰于1945年生于山東青島市，長于臺灣，1985年獲得臺灣第二十屆金鐘獎最佳男歌手獎，然而，他在走紅之際，卻出人意料地轉行，醞釀拍攝電視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他之所以出此舉措，原因在于，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呼吁兩岸進行經濟、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發(fā)表“九點講話”，強調臺灣同胞到祖國大陸探親、旅游和交流保證“來去自由”，建議兩岸為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xié)議。1987年，兩岸文化交流終于呈現(xiàn)單向交流狀態(tài)：臺灣民眾可以來大陸，大陸民眾卻因臺灣當局阻撓而不能去臺灣。

當時，臺灣民眾主要通過國民黨的喉舌了解大陸，“不言而喻，臺灣民眾不可能了解真實的大陸，我希望給臺灣民眾新的大陸觀”，凌峰直言不諱。他決意發(fā)揮電視傳播的優(yōu)勢，連結海峽兩岸民眾的骨肉之情。之所以取名為《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受中國文化影響，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抽象的意念，是山河、故土、傳統(tǒng)、歷史，體現(xiàn)了悲壯之美，我所處的環(huán)境何嘗不是如此?”他一語道破。

1987年，海峽兩岸尚未開放，只有通過第三國的渠道，于是，凌峰悄悄趕到日本，與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接洽到大陸拍攝《八千里路云和月》事宜，孰料，這一消息被新加坡的報紙走漏，他從日本一回到臺灣就被軟禁，臺灣的報紙封殺他的消息，他被勒令不準上電視、不準表演，“過了一段苦日子”，他回憶道。

海外的報紙爭相報道此事，數月后，臺灣當局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已允許他出島。

1987年11月11日，凌峰以探親名義終于踏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開拍《八千里路云和月》電視系列片，親自擔任主持，成為第一位到大陸拍片的臺灣藝人，撞開了兩岸近40年的封凍。然而，他拍攝完畢一返回臺灣，錄像帶即被沒收。“被沒收的錄像帶是空殼，我已預見到錄像帶會被臺灣當局沒收，返回前就把帶子從軸心取下，通過各種渠道帶回臺灣，據此制作了片長20分鐘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他粲然一笑。

臺灣當局百般阻撓《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臺灣播出，凌峰奮力反擊，采取了三個階段抗爭：第一階段抗爭，舉辦《八千里路云和月》全島說明會，從北到南召開群眾說明會;第二階段抗爭，訴諸于街頭;第三階段抗爭，在臺灣的立法院召開不要讓歷史嘲笑我們的聽證會。“兩岸同樣是炎黃子孫，只有一個中國，為什么日本人可以到大陸拍攝絲綢之路，唯獨臺灣的中國人不能呢?為什么全世界的記者可以到大陸采訪，唯獨臺灣的中國人不能呢?”他提出一系列質問，直指臺灣當局，外電炒得沸沸揚揚。他一面頑強抗爭，一面依舊往返于海峽兩岸不懈地拍攝《八千里路云和月》。

凌峰抗爭2年之久，沖垮臺灣當局的一道道防線，片長1小時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89年6月2日終于在臺灣播出，在全島引起轟動。“臺灣當局的壓制越大，《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臺灣播出產生的轟動效應越大”，他欣慰地笑了。1994年，《八千里路云和月》又被臺灣當局無理停播，凌峰憤然絕食抗議，直至重新播放。自此以后，凌峰將他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工作中去，倡導成立了民族文化基金會，促成了內地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在臺灣的巡演、王洛賓作品在臺灣的推廣等。特別是凌峰策劃了騰格爾的專輯《蒙古人》在臺灣的發(fā)行，專輯發(fā)行后在臺灣熱銷，隨后這股浪潮又返回內地，使騰格爾的作品在內地也得到歌迷的認可和喜愛。從1990年開始，他就在臺灣籌劃“蒙古文化季”，1993年“蒙古文化季”正式演出，他將內蒙古烏蘭牧騎歌舞團、內蒙古馬術隊介紹到臺灣演出，在臺灣引起轟動并形成一股蒙古文化熱，直到現(xiàn)在還余溫猶存。

《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僅將鏡頭對準大陸的山川雄姿、風土人情，更關注人的命運，以人為載體，記錄歷史。凌峰每年花一半時間在大陸奔波拍攝，北至黑龍江，西至新疆伊犁，南至云南邊境，無論是北京、廣州、南京、蘇州、桂林、成都、哈爾濱等城市還是內蒙古大草原，乃至福建的“寡婦村”等偏遠的小鄉(xiāng)村，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腳步。凌峰跟蹤拍攝西部歌王王洛賓，陪伴他去臺灣，記錄下他的生活點滴，直至過世。“過去，在臺灣沒人知道《在那遙遠的地方》是誰寫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讓臺灣民眾了解了王洛賓的風采、坎坷”，他深情地說。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個記錄者，我更有興趣的是記錄變遷，真實地反映中國的變遷、社會的變革”，凌峰堅定地表示。“1987年起，《八千里路云和月》就跟蹤拍攝時年9歲的蘇州女孩王佩瑜，她從學唱評彈到在戲劇學校學藝，直至成為京劇老生，從她的身上投影出整個蘇州的變遷，因為通過人來反映社會的變遷更感性、更貼切。蘇州從過去的14平方公里不斷擴展，昔日的‘姑蘇城外寒山寺’已變成‘姑蘇城內寒山寺’，透過地理的變遷可以看到個人的變遷。”1987年的蘇州在他眼里陳舊、無力，就連行走在河道里的船也是慢悠悠的，“而今天的蘇州面貌煥然一新，包括我們現(xiàn)在所在的高爾夫球場都與國際接軌，在這里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膚色的人，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像這種變遷我都非常有興趣。”他手指窗外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感慨不已。

凌峰又萌生了將中華文化傳播到全球的強烈愿望，由上海東方電視臺、九洲文化傳播中心、中華八千網股份有限公司聯(lián)合拍攝的《新八千里路云和月》，于2000年12月30日在東方電視臺首播。這部10集電視文藝專題片耗費了凌峰5年心血，在祖國大陸實地拍攝，蘇州、長白山、阿里山、九寨溝等地的自然、人文、風光不一而足，以細膩的手法講述了西部歌王王洛賓、云南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南京籍已故舞蹈家陶金、蘇州女子王佩瑜的生動故事，其中，王佩瑜是唯一貫穿《八千里路云和月》、《新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人物。該片通過人物命運的跌宕，生動地展現(xiàn)了中華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表達了海峽兩岸民眾血濃于水的情誼。

情系希望工程

正是因為在大陸拍攝《八千里路云和月》，凌峰接觸了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實施的希望工程，出身于貧寒家庭的他被一雙雙渴盼讀書的眼睛震撼了，成了希望工程的積極參與者。其貌不揚的凌峰一生的經歷可謂坎坷，小時候因為學習不好，而且性格又桀驁不馴，結果被老師和學校放棄，成了一名邊緣少年，混跡于社會之中，打架也成了家常便飯，最終把母親氣出了神經病，十三四歲就去做了童工。最終，從小就喜歡唱歌的凌峰走上了歌手的道路，并一步步從歌手、電影明星、電視制作人這樣走來。回首往事，凌峰對于自己從小的坎坷經歷并沒有多少怨言，相反卻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去看待那些往事，“坎坷的道路讓我成長，一連串的不幸給我養(yǎng)料，漂泊的生活給我?guī)韮r值，我時常帶著一種感恩去看待上蒼給我的機遇。”

根據自己的生命經驗，成功后的凌峰對于兒童有著更多的關愛。他認為無論是家長、學校還是社會，不能因為孩子學習不好就認為他不是個好孩子，對孩子更不能放棄。為此，他積極的參與到幫助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中來，組織參與了希望工程百場義演，并擔任了海外愛心委員會的主任，特殊的人生經歷使凌峰有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1991年，他發(fā)起創(chuàng)立了希望工程海外愛心基金，這是海外華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第一個組織。同年，他倡議并主持了希望工程百場巡回義演，奔走于各大城市，歷時7年，募捐的資金全部用于修建希望小學。1992年，他和好友葉明壽共同捐助的國內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金寨縣落成。時至今日，他發(fā)動海外人士捐資在大陸修建了24所希望小學，其中2所為凌峰解囊自建。大陸現(xiàn)已建起萬余所希望小學，重新圓了貧困學子的讀書夢。

一次，凌峰應邀到廣西南寧為希望小學教師講課，一下飛機就因胃出血暈倒，病情稍有好轉，仍咬牙帶病講課。“教育不僅關乎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的命運，更關乎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人幫中國人，救孩子就是救中國。我走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救助了8000多名失學兒童。”他欣慰地笑了。

我的人生追求是“做自己”

“彼岸看我像鳥類，此岸看我像獸類，因為不鳥不獸，所以不倫不類”，凌峰戲謔道，“我既是稀有品種又是野生動物又是蝙蝠，蝙蝠有一個屬性，就是它沒有眼睛，一切跟著感覺走。”他自稱剛好走在臺灣的變革點上，加上文化基因、遺傳基因相互作用，所以比較頑劣。說到此，他不禁樂出聲來，“所以，我老婆稱我為‘野生動物’。我不會附庸臺灣所謂的主流價值，像大家一樣每天非常忙碌地賺很多錢，我更多的興趣是藝術，現(xiàn)在更多的興趣是思考。我也很關心大陸的投資環(huán)境，盡管我沒有開辦工廠。”

凌峰稱自己的特性是多血質、不安分，厭惡重復自己，對新的事物、新的挑戰(zhàn)躍躍欲試，“我不辦企業(yè)，不做商人，過去拍了很多電影，過后看了老是后悔，怎么會演那么爛的電影?所以，后來就不敢拍攝電影。電影、電視劇受各種因素制約，命運掌握在別人手里，我覺得浪費時間，我的光陰已經浪費很久了，不愿意再浪費。給后人留下一些可以回顧歷史的鏡頭，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是滾滾紅塵中的一名電視人，是個孤獨的先行者。我的經濟一直很拮據，我要非常節(jié)省地過日子才能支撐《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攝。”他毫不后悔自己的人生抉擇，“我的人生追求是做自己，我很幸運，可以通過抵押、變賣房產，來做自己，實現(xiàn)拍攝真實的歷史鏡頭的夙愿。”

“兩岸通婚是高風險”

凌峰娶青島舞蹈演員賀順順為妻，為海峽兩岸津津樂道。凌峰的妻子賀順順是一位美麗優(yōu)雅的舞蹈演員，雖然比凌峰小18歲，但是這絲毫也影響不了他們兩人之間甜蜜的感情，當年凌峰和賀順順的結合也開創(chuàng)了臺灣藝人和內地女孩結合的先例，成了當時一段佳話。盡管如此，凌峰在妻子面前也絲毫不隱瞞對其他漂亮女孩的喜愛，而如果有其他男人喜歡自己的太太，他也不會感到生氣，還會覺得自己妻子有魅力而感到高興。

凌峰給記者講述了一個發(fā)生在他和太太之間“16首情歌”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一個女孩在短時間內打了16個電話，被妻子知道后就要求他給她唱16首情歌道歉，才能讓他進家門，所以他從北京打車去機場的路上就開始通過電話給妻子唱情歌，到了上海下飛機后繼續(xù)在出租車上唱情歌，等到家門口唱到最后一首情歌《船歌》，妻子給他開門時已經是淚流滿面。

凌峰的女兒柔柔自稱“我是海峽牌”，提起女兒，他柔情有加，“我的女兒是兩岸的產品，是兩岸的稀有品種。”他談起俊美的妻子笑意盈盈，“我的妻子出身于標準的革命家庭，岳父母都是軍人，她的家人20：00點就全都上床睡覺了，而像我這樣的夜貓子即使被趕上床，半夜也會偷偷跑出去，完全是桀驁不馴的性格。我以前一心想‘解救’老婆，結果反被老婆‘解救’”，他忍俊不禁，“她總是認為我的很多作法、生活方式是不對的，告誡我20：00點要睡覺，結交朋友要注意。兩岸通婚所有沖突都是正常的，因為雙方的價值觀念不同、生活環(huán)境迥異，勢必引發(fā)價值沖突、審美沖突，雙方不斷磨合，舊的沖突磨平了，新的問題又出來了，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又一層，越往里越深刻。像我這樣年紀越大，烙印越深，改變越痛苦，而美女更固執(zhí)，因為美女被社會寵壞了。”

身為兩岸通婚的親歷者，凌峰得出結論，“兩岸通婚是高風險，雙方差異太大，失敗率特別高，因為通婚的雙方目的不同，帶著現(xiàn)實利益相結合。”他話語一轉，“時間是種力量，在改革開放的時代中成長起的海峽兩岸民眾，差異越來越小，兩岸的文化有很多共同點，譬如，兩岸現(xiàn)在都刮‘韓流’，兩岸民眾都喜愛歌手張惠妹、杰克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