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簡介

高秉涵

高秉涵，男，菏澤市牡丹區呂陵鎮李莊行政村高孫莊村人，1935年12月出生，臺灣著名律師，臺灣菏澤同鄉會會長，菏澤學院兼職教授。 是軍旅女作家張慧敏長篇小說《回家》主人公的真實原型，有一段跨海峽、跨世紀的傳奇經歷，有一顆拳拳愛國的赤子之心;他作為在法界工作近50年的資深律師，時任“中華孔子省道會”的會長，年逾七十的他曾“伙同”十位律師毅然地走向“反貪、倒扁”前臺，一時成為焦點人物;他也是一個言必行、行必果的謙謙君子，為了兌現自己的承諾，三十多年來候鳥一樣往返于海峽兩岸，把一個個被他視為“親人”的同鄉老兵的骨灰盒一一送歸故鄉;他只身在外漂泊60余年，如今雖已功成名就，但對桑梓的拳拳赤誠之心從未改變，捐資筑路、捐贈物款、設立獎學金、資助貧困生等等不一而足，身體力行地表達著一個天涯游子對家的脈脈深情……

高秉涵-生平

敘家世：書香門第 革命世家

高秉涵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菏澤牡丹區呂陵鎮高孫莊村的書香門第和革命世家。曾外祖父宋道坦是光緒年間武舉人兼善中醫，是曹州一帶名紳。外祖父宋紹唐為清末最后一批公費生留學生，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加反清革命，是資深的國民黨元老派，后任東昌府知府，在教育界和實業界大力推動改革。父親是外祖父的得意門生，也是三民主義的堅定擁護者。母親乃魯西南女子踏入新學堂的先聲，畢業于濟南第一女子高等師范學堂，與父親一起在家鄉創辦新式小學共同任教。然而，在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國民黨革命傳統的大家族里，姨媽和兩位姐姐卻瞞著家長，毅然由學堂走向紅色延安，加入共產黨并在各自的崗位上身居要職。

1947年高秉涵的父親在戰亂中去世了。“在那樣戰亂的情形下媽媽希望我能活命，就讓我逃。那時候我還小，媽媽的話就是真理啊。”于是，當時就讀于菏澤縣立簡易師范初中部的高秉涵就和同學一起投奔國民黨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敗退，他就讀的學校解散，小小年紀的他便跟著國民黨的一支軍隊，匯入了生死大逃亡的隊伍。

憶逃亡：九死一生 貴人相助

13歲孩子在戰亂年代只身一人的逃亡之路可謂九死一生：在瓜洲，一場急性腎炎讓高秉涵和死神擦肩而過;在安徽，他親眼目睹了自己一度搭乘的軍用卡車墜落谷底;在閩南，一位仁慈的奶奶在屠刀下挽救了他的性命……

逃亡途中一幕幕艱辛的場面不堪回首，“我腿上的這些傷疤就是在逃亡中留下的”，高秉涵一邊說著一邊挽起褲腿，露出了小腿上幾個焦黑色的傷疤。據高秉涵介紹，那是在一次被解放軍圍追的途中被慌亂士兵滾燙的稀粥燙傷的，“當時是黑天，只顧了逃命沒覺得疼。直到第二天才發現傷口早已血肉模糊，天氣炎熱，又沒有藥品和救助，傷口經常招引蚊蠅的叮咬，后來潰爛地都露出骨頭來了。回想起來也是命大，竟然沒死。就這么帶著傷口一瘸一拐的繼續逃亡，直到后來到臺北當了火車站小販有了收入才有條件去醫院看病，當時大夫說如果再遲一點就要截肢了。太太后來還開玩笑說，早知道你腿上有這么多傷疤我就不嫁給你了，呵呵。”只有經歷了人世滄桑之后，人在回憶曾經的苦難時才能這樣舉重若輕。

初到臺灣，雖然沒有了戰亂的驚恐，可對于一個年僅13歲舉目無親的孩子來說生存仍是無比艱辛的。“當時到處都是難民，誰幫得了誰呢?沒有住的地方就露宿在火車站;沒有吃的，我就去垃圾場找，最大的敵人就是狗，呵呵，有時候就是吃狗都不理的東西，就這樣持續了兩個多月。”

后來好心人介紹高秉涵考上了火車站的小販，再后來他偶然的遇到了自己曾經的恩師、校長李學光，在她的鼓勵和支持下，在既是同鄉又是師生和世交的劉澤民夫婦一家人的資助和關懷下，高秉涵考上了夜校初中部。經過六年半工半讀的艱苦歲月，他如愿地考取了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后又考取了法官。十年法官生涯之后他辭掉職務，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了臺灣著名的律師。

送骨灰：鄭重承諾 鞠躬踐行

菏澤旅臺同鄉會成立于1995年，既是一個聯誼鄉情、關懷照顧鄉親的民間社團，也是一個愛國家、愛民族、反臺獨、促統一的群體，高秉涵就是它的創始人和現任會長。當年逃亡到臺灣的菏澤老兵、老鄉大多沒有文化，在臺灣的生活很艱辛，許多人直到終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師，經濟條件好，又有一副熱心腸，于是老鄉們視他為親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則有求必應，自己的辦公室便成了菏澤老鄉活動的場所、團聚的“家”。“我到臺灣的時候只有13歲，那些比我年長的哥哥姐姐曾經在感情和靈魂上給了我很多慰藉，那種給予是無形的卻又非常珍貴，他們是我在臺灣的親人。”

高秉涵回到故鄉

眼看著人已黃昏而歸鄉的日子遙遙無期，于是很多老兵、同鄉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輕”的高秉涵身上，囑咐他：“老弟啊，我是沒有希望回去了，你還年輕、有機會，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帶回去……”就這樣，一個、兩個……高秉涵肩負了很多深情的囑托。1987年臺灣當局通過的《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實施，禁錮兩岸近40年的鐵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許多老兵直到人生謝幕也沒能趕上這一天。為了自己曾經鄭重的承諾，從那以后，高秉涵頻繁往返于兩岸之間，先后把54名老兵的骨灰從臺灣送回老家，了卻了他們“回家”的遺愿。

護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個骨灰盒都重達十公斤，“我每次都是親手捧著他們的，這樣才安心，有時候在路上會在心里默默和他們說話。”多年來護送骨灰回鄉經歷中令高秉涵記憶最深刻的是1997年護送定陶縣籍已故同鄉的那一次：家在臺北的高秉涵先乘飛機到花蓮，轉乘汽車至山區軍人公墓，辦理完領取骨灰手續時已是黃昏，且風雨驟起，暴雨沖毀了通往花蓮道路上的橋梁，高秉涵只得抱著骨灰壇和守墓的老人在一個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當地的救援機構得知消息后，才派出直升機前往營救。

說鄉愁：故土滋味 悲喜家書

“老家在哪里，哪里就是故鄉，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鄉。有人總盼著歸鄉，有人常急著離鄉。歸鄉是去尋找自己的老家，離鄉是為子女創造另一個故鄉。我的故鄉不是河北省房山縣的周口店，也不是山西省洪洞縣的老鴰窩。我在異鄉漂泊中另起了新家園，而漂泊前的家，就是我的故鄉。所以我的故鄉在山東菏澤。”這是高秉涵寫在自己《天涯感悟》一書開篇的話。游子是樹，故鄉是土，泥土是落葉的歸宿，故鄉則是游子生命的源頭、情感的皈依。

早在1981年，高秉涵有一位叫卞永蘭的學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鄉探親，返程途中專程繞道臺灣，給臺灣的同鄉帶了一大箱家鄉的土特產和菏澤泥土。“第二天上午，菏澤旅臺的鄉親一百多人都聚到了一起，大家先是聽卞大姐動情的‘鄉情報告’，然后開始分發珍貴的禮物。大家一致推舉我來公平分配：一家一個燒餅，3個耿餅，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一調羹泥土。”因為分配有功，所以高秉涵被大家恩準多分一勺泥土。“泥土何其多，唯獨故鄉貴”，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銀行的保險箱里，另一半則分多次摻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鄉的味道，甜的。可不是咕咚一聲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才舍得咽下去。”而分得的耿餅和燒餅直到放得發霉了也沒舍得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家書是戰亂中給親人的一個告慰，也是身在他鄉不知歸期的游子療治思鄉苦楚的一劑良方。在高秉涵闊別故鄉整整31年的時候，他滿懷期盼地寫下了第一封家書，這封信漂洋過海輾轉三個多月才終于飛至三姐手中。又經過近一年的漫長等待高秉涵才收到大姐的回信，這是一封帶給高秉涵無限喜悅和悲傷的信，喜的是終于有了家人的信息，悲的是得知母親早在一年前已經過世。“1984年，我冒險前往香港，在那里終于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姨媽和姐弟，一見面就抱頭痛哭，那幾天我們生怕耽誤了相聚的分分秒秒，傾訴相思之苦啊。我今生最大的遺憾莫過于沒能親眼再見媽媽一面，未能給她端杯茶一盡兒子的孝道。”高秉涵哽咽地說道。

話夙愿：反獨倒扁 寄望統一

在法界工作的幾十年里，高秉涵遇到過形形色色的案件，其中一件令其終生難忘。19上世紀60年代初，高秉涵通過法官考試被派駐金門擔任審判員工作，當時在金門島上的駐軍發生了一件士兵逃亡案，由高秉涵負責審判。這位逃兵是廈門人，父親早逝，母親患腦中風半身不遂，其為獨子，本來以打漁為生、母子相依為命。后來這個年輕人被強行抓到臺灣成了一名士兵。他隨軍移防到小金門時每天隔著一水相隔的廈門似乎能親見自家的房舍，念母之情不言而喻。盡管明知廈門屬于戰地，逃亡要判死刑，但他還是按捺不住對母親的惦念，于是在一個黑夜冒險游泳出逃，卻不想被回流的海水送回了駐地。“這是我在軍中服役擔任審判員時所承辦的第一宗死刑案，我當時就想：廈門不是菏澤啊，換做我，或許出逃地更早呢。于情，情有可原，我是萬般不忍;依法，卻罪無可恕，我無能為力。”舊事重提，高秉涵仍流露著惆悵。

高秉涵的名片上還印著“中華孔子圣道會會長”的頭銜。據高秉涵介紹，孔子圣道會是一個民間文化學術團體，最早由毛松年和史延程于1935年抗戰勝利后在大陸成立，高秉涵是第四任會長。“學會大部分會員都是法官、律師等法界人士，成立的初衷就是以儒家思想凈化法官心靈，提正執法精神。儒學的意義當然遠不止于此，它是華夏子孫之間斬不斷的文化和精神臍帶，是一座橫架在海峽兩岸的無形的橋梁，弘揚儒家思想就是密切華夏人的血脈聯系。”

2006年9月，臺灣爆發了百萬人反貪倒扁的“紅衫軍運動”，紅色大潮中，年屆六旬的高秉涵也參加了由臺灣著名律師組成的倒扁律師團，他身著律師法袍以“告別貪腐，迎向法制”為口號，走上了凱達格蘭大道，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1949年前后逃出去的人大半輩子都在忍受著與故土親情阻隔的煎熬，所以多么渴望祖國統一啊。血緣就是血緣，我喝菏澤的水喝了13年，喝臺灣的水喝了60年，但是在我心理上，臺灣好像一個非常值得我感念的朋友、恩人，沒有它就沒有我的今天。可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臺灣人，我永遠的家在菏澤。現在的年輕人從小出生、成長在臺灣，他們很難體會我們這輩人的感情了。”采訪臨近結束，高秉涵不無激動地告訴記者，當初自己沒能向父母盡孝是他一生的遺憾;如今他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愿望，“陸游當年‘但悲不見九州同’，我今年76歲了，應該還可以等20年，在有生之年見到海峽兩岸的統一是我由衷的愿望，希望能夠早日實現。”

高秉涵-44公斤的老人和57壇骨灰

在臺灣生活長達61年的菏澤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說，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么。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80多歲的菏澤老人住在臺北，離家已有60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

她偏癱了，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她只能終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里滲出渾濁的淚水。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83歲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癡呆癥，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后，卻總是念叨著要回老家看看。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啟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臺北的汽車。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

高秉涵說，對于這些在臺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只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我說好，你放心。他們就吧嗒吧嗒地落淚，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聲回憶道。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托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57壇。

對這個身高175厘米、體重卻只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個都重達10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帶4壇。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

一年夏天，他從臺北趕去花蓮的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沒料想，臺風來得突然，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下山的橋被洪水攔腰沖斷，他抱著冰冷的骨灰壇躲在空無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渾身就像泡在水里”。他發現附近為死去的“有錢軍人”修建的涼亭，便捧著骨灰壇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機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動，“沒有誰愿意家里擺著好幾壇外人的骨灰”。為此，他不得不將骨灰擺進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著這些老哥，他們的鬼魂就算回來，也不會去找你們的”。

把骨灰從臺北帶回山東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復雜的安檢程序。并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只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

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