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分析研究了當時希臘各個城邦的各種政治制度，指出其利弊，作出了評價。據說亞里士多德曾搜集了希臘158個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歷史沿革，并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可惜這些資料都佚失了。蒼天不負有心人，1880年（也有說1890、1891年的）英國貝爾父子在埃及一農業莊園中發現了一堆故紙，內有一疊舊賬本，每頁背面都寫有希臘文。經考證，系亞里士多德的158種中重要的一種——《雅典政制》69章的全文抄本。這部手稿詳細記載了雅典政治演變的歷史，從早期的軍事執政官開始直到亞里士多德晚年時期止，包括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的雅典政治制度史和對公元前4世紀雅典政治制度的記述。還闡述了當時雅典的法律和選舉制度。這是我們了解當時雅典政治歷史的重要資料。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學》是以大量的希臘政治材料為基礎寫成的。正由于他作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才在政治學研究上作出比較科學的理論概括。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反映在他的《政治學》一書中。現存《政治學》一書并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按預定計劃寫成的著作，而是出自不同年份的各個部分組成的一部合編，它由五篇獨立的論文組成：1.《論家庭》，這是研究城邦的導言；2.《論前人對理想國家的見解及當代最受尊敬的政制》；3.《論城邦、公民和政制分類》；4.《論低等的政體》；5.《論理想城邦》。該書討論的內容廣泛，由各方面討論國家及人民的生活，研究什么是國家，柏拉圖、菲列斯、希波德馬斯等前人是怎樣論述國家的，探討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有多少種政體，改變城邦政體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有的國家治理得好、有的治理的不好，好的國家應有怎樣的法律和習俗，等等。下面就具體介紹他的政治學說。


　　1. 政治思想產生的背景


　　亞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臘的兩個歷史時期——古典時期和希臘化時期的交合點。公元前4世紀，即亞里士多德生活的時期，有著深刻的社會危機，這一危機就是希臘的奴隸占有制國家（城邦）的危機，它動搖了古希臘舊的社會政治制度并導致各希臘國家的滅亡，使它們先后為馬其頓王國和羅馬帝國所吞并。引起這一危機的原因是公元前4世紀奴隸占有制社會所具有的矛盾和這一社會內部的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以及一些對外的政治事件，如持續了27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和馬其頓王國的入侵。當時奴隸和貧民的多次起義以及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奴隸投往敵方的情況，都證明了當時階級斗爭的尖銳化。除了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外，還產生了自由民的富有階層與貧民階層之間的對抗。這一時期，戰爭造成農民破產，城市里擠滿了尋找工作的貧民。隨著貧民人數的增加，放高利貸所聚斂的財富也增加了。貧富之間的對立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對這種階級對抗的情況，很多人都看到了。哲學家柏拉圖說：

　　“每個城市，無論是怎樣的小，總有兩個互相敵對的城：一個是窮人的城，另一個是富人的城。”詩人阿里斯托芬在《富者》和《黃蜂》兩部喜劇作品中，描寫了富人的貪得無厭和貧民的悲慘命運。演說家呂錫斯指責富人，說他們不是把國家，而是把財富看作是自己的祖國；伊索克拉底揭露富人的貪婪；德謨斯芬譴責奢侈無度的風氣。

　　生活在這種社會情況下的亞里士多德又是什么態度，采取什么立場呢？亞里士多德不屬于雅典社會的貴族集團，但也不是接近雅典的民主集團的人，他是斯塔吉拉人，即外地人，比較接近于社會的中等階層。盡管這個階層隨著雅典民主制的崩潰而在政治生活中失去其作用，但根據他的見解，這個階層是希臘國家組織的主要支柱。他也看到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他認為民主制是窮人執政，寡頭制是富人掌權，所以民主制和寡頭制的斗爭實際上是窮人和富人的斗爭。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堅定地維護奴隸占有制，把人分為天然的統治者和天然的被統治者，他尋找論據，以便從哲學上論證奴隸制、國家和私有財產，認為它們是符合人性的現象，而不是人們協約的結果。他反對那種把國家看作不是由于“自然”，而只是根據“安排”而存在的學說。同時他也在尋求足以維持正趨于衰落的希臘國家組織的手段，他在《政治學》一書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這些手段的。


　　2. 政治主張


　　亞里士多德是政治學的創始人。他和當時許多科學家一樣，認為人類社會是由簡單向復雜、由不完善向完善發展的。他認為，人和人結合的最初方式是丈夫和妻子組成的家庭，在家庭中又有主人和奴隸，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一個一個的家庭聯合在一起，組合為村社，村社發展為城邦國家。個人追求的目的是幸福，城邦的目標是“好的生活”，兩者目標一致。即是說：倫理學研究個人的善，政治學則要探討城邦國家之善。亞里士多德說：“城邦是由若干家庭和部落為了分享一種好的生活，即自給自足的、美滿無缺的生活而構成的。”（《政治學》）

　　人不是孤立的個體，人的德性不可能由與世隔絕的山林隱士來實踐，人只能在社會中合群生活。他把國家看得高于個人和家庭，國家是整體，“整體對于部分來說，乃是第一性的”，“如果整個身體被取消，那么，除了空名之外，就既沒有腳也沒有手。也有人把一只石刻的手叫做手，一個被破壞了的手是和石刻的手一樣”。“個人如果離開全體，就正像一個有機體的部分脫離了有機體一樣，不能是什么自在自為的東西”。基于此，他把人的定義規定為“政治的動物”，具有理性的動物。政治的動物即社會的動物。“政治”就是指城邦國家、社會集體，人不能離開這個群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這是因為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他還給這里的“政治動物”加了一個注：“確切地說，亞里士多德所下的定義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這個定義標志著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蘭克林所說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動物這一定義標志著美國社會的特征一樣。①”在馬克思的遺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3頁。

　　導言》中說：“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②”因為一個孤立的人是不能自給自足生活的，只有共同集合在社會——城邦國家中，才能滿足各自的需要。所以，說人是政治的動物、社會的動物，是合乎人的本性的。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4頁。

　　希臘城邦的歷史是構成亞里士多德政治理論的背景。這種城邦大部分規模很小，人口不多，“城邦不能由10人組成——可要是有10萬人也就不再是城邦了”，（《政治學》）小城邦是公民社會合適的形式。一個城邦不管怎樣組成，都必須是自給自足的。它一定要達到一個目標并且為了它而存在。“很明顯，城邦并不是為了防止相互傷害和促進貿易而居住在同一地區。如果城邦要存在，那么這些事物必須具備。但即使它們一應齊全，城邦也并不因此而存在。城邦是若干家庭和部族為了分享良好的生活，即自給自足的完美無缺的生活而構成的”。（《政治學》）作為城邦目的的“良好的生活”與作為個人目的的幸福是一致的。城邦目的的觀念與另一個更高的理想相聯，“民主政制的一個根本原則是自由……自由的一種形式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輪流交換。……另一種形式是隨心所欲地生活；人們說這是自由的目的，因為不能隨心所欲地生活是奴隸的標志”。（《政治學》）國內的自由要有和平的對外政策相輔助。亞里士多德所講的城邦，盡管有軍隊保衛，卻沒有帝國擴張的野心。但據說亞里士多德曾力勸亞歷山大大帝用領導者的姿態對待希臘人，以主子的姿態對待外邦人，把前者當作朋友和親戚加以照顧，把后者當作動物和植物加以處理。

　　亞里士多德主張人人都要輪流充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也與他的具體論證是矛盾的。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不會把統治權讓出來，相反，當它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時還要鎮壓。在奴隸制社會，被統治的奴隸無法踏上統治之門，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也只能甘作被統治者。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是永遠不會自動移位的，如能移位，歷史上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起義和造反了。奴隸，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是天生的被統治者。他認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分是天然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隸，把他們變成實際上的奴隸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當然的。他說，奴隸是任何一個家庭都不能缺少的，奴隸屬于家庭構成中的財產要素，是活的所有物。“某些人作為一個人在本性上是不屬于他自己而屬于別人的，那他自然是奴隸。如果作為一個人他僅是一件財產，那么他是別人的所有物——一件財產就是一件可以幫助主人行動但可與主人分離的工具”。（《政治學》）他還從理論上來論證奴隸制的合理性，他說在自然中到處可以找到高級與低級的對立，如靈魂與肉體、理智與欲望、人與物、雄性與雌性等等。所以，自然也不例外地在人之間作出這種區分。至于奴隸的生活，那就因情況而異了。如果碰上心地善良的主人，奴隸可以享受優裕的生活，但好的生活不意味著有自由。生活中確實是這樣，一些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家中的奴隸、傭人，比起外面的窮人來，過的是不錯，如大觀園中的丫環們，穿著麗，吃得香，還能有點積蓄，比一般的農婦，生活好得多，但她們始終是奴才，小心謹慎地伺候主子；而一旦被趕出大觀園，不僅一切全無，而且比一般窮人的命運更慘，這在《紅樓夢》中有著生動感人的描述。在奴隸社會，不僅奴隸沒有自由，沒有權利，而且婦女也沒有自由，沒有權利。這樣，真正有自由的，能當統治者的，為數不多。他說，人類之所以高于其他動物，就在于人有理性，能夠辨別善惡與正義。就個人說，應該是靈魂統治肉體，理性統治情欲；在社會上，也應該是有理性的、懂得治國之道的人進行統治，那些只具有體力能擔任勞務的人，只能被統治。這與中國的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是一個意思。作為奴隸主思想家的亞里士多德，他必然這樣說，因為他要論證統治和剝削的合理性。既然這樣，世人怎么可能輪流執政呢？

　　亞里士多德對人天然的分成奴隸與主人這一點又進行了進一步的論證。他指出，一個人要完成他的工作，必須有一定的工具。工具可分為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兩種，比如航船的船主，船和舵是他的無生命的工具，掌舵的水手就是他的有生命的工具。他認為，凡是缺乏理智，只能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只好當奴隸，而那些生性優美，適于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應該成為主人。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奴隸都是卑下的，有些奴隸也具有自由人的靈魂，不過他將這說成是“例外情況”。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提到，當時有些人反對這種主人和奴隸的劃分，認為這是違反自然的。因為主人和奴隸天生并無差異，他們的區別僅是由法律規定的，是違反天性的，所以是不正義的。亞里士多德承認主張這種理論的人不是全無理由，故未給予反駁。另外，他還認為不能根據力量的強弱來劃分主人和奴隸，如在戰爭中勝利的一方將俘虜的對方士兵歸為奴隸，這是不對的。他說只能以德性為標志劃分主人與奴隸，不能以強力為標志。

　　公民擁有奴隸，也擁有其他財產，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因此他反對柏拉圖在《國家》篇中提出的取消私有制的空想。他清楚地看到，私有制已經長期存在了，每個人都產生了占有欲，只對“我的”東西才關心。如果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實行“共產”制度，取消家庭、財產，甚至妻子和孩子都屬于公共所有，無論男女都住公共房子，吃公共飲食，人們就不會去關心不屬于自己所有的東西。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公有制只能是空想，是行不通的。不過，他也要求人們對私有財產加以限制，要人們不要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同時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

　　更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還看到了政治關系背后的經濟關系。他是第一個提出產品有兩重性的人，他說：貨物可以有兩種用途，一種是本來固有的用途，一種是非固有的用途。比如一雙鞋，它可以穿在腳上，這是它固有的用途；也可以用來交換，這就不是正常的用途了，因為制造鞋子的原意，只是為了穿，并不是為了交易。他說，在早期社會，一家人共同使用一切財物，用不著去進行社會上的交易；后來社會擴大了，自己生產的東西用不完了，需要的東西又沒有，物物交易逐漸發展起來。這種交易應當是互惠的、對等的，不然，就會一方吃虧，一方占便宜。只有在對等的條件下，雙方才能各得其所，才能相通。交換中的東西都應該在某種形式上能比較，為了比較，人們發明了貨幣，它是作為中間物而出現的。它衡量一切，決定價值的高和低，多少雙鞋子等于一所房屋或一定量的食品，不然，交換不能進行。

　　亞里士多德通過研究發現了貨幣產生的原因。生活用品由于笨重而難于運輸，需要一種本身有用又便于攜帶的貨物作交易的中間媒介之用，人們發現鐵、銅、銀、金等金屬適用于作貨幣。這樣就改變了交易的方法，從物物交換變成了使用貨幣的買賣；而貨幣本身是可以無限制的獲得和積聚的，于是人們就貪婪地聚斂財富，以至致富成為人生的最后目的了。對于亞里士多德的這個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出了評價：“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許多思維形式、社會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價值形式。他就是亞里士多德。①”同時，馬克思也指出：亞里士多德不能夠看到，在商品價值形式中，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是抽象的人類勞動，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里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么。②”正因為亞里士多德尊重經驗事實，所以他能看到一些他同時代的人還不能看到的真理；然而他又受到他所處時代歷史條件的限制，有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亞里士多德的局限性除了由歷史條件的限制外，還有認識上的原因。他區分事物在使用中的價值和在交換中的價值，目的是為了貶斥商業。他認為商業不是為實用而交換，而是為了錢而交換，這容易造成人的不誠實，使人墮落。他認為商業是獲得財富的一種方式，但那不是自然的方式，為錢而交換不是家庭應從事的。在這種不自然的交換方式中，最壞的是放高利貸，因為錢在這里不是用來作其原來的目的（交換），而是用于一種聚斂財富的目的。亞里士多德的這種觀點是當時希臘人反對貿易、追求清高的心態的反映①。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5頁。
①參見喬納遜·伯內斯：《亞里士多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3頁；葉秀山等編《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汪子嵩撰：《亞里士多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66頁。


　　3. 幾種政體的比較


　　城邦是公民的集合體。什么是公民呢？亞里士多德認為，公民就是“享有司法職能和政府職能的人”。（《政治學》）城邦的事務由它的公民直接管理，公民都是國家的公民大會或協商機關的一員，他有權參與管理城邦的財政、軍事和法律等事務。

　　一個公民權力的多少和大小依賴于城邦所采用的政體，不同的政制把立法和決定國事的權力交給不同的人或機關。亞里士多德廣泛收集了當時希臘各城邦的政制，共有158個之多，并對它們作出了詳細的分析。正是通過對各種政制的分析，他將政體分為六類：1.君主制，2.貴族制，3.共和制，4.民主制，5.寡頭制，6.僭主制。亞里士多德將這六種政體分為兩類：前三種是一類，他認為它們都是好的、正常的、理想的政體；后三種是另一類，都是壞的、變態的，也是現實的政體。每一類中之所以會區別為三種，是因為統治者人數不同：君主制和僭主制是由一人或兩人統治的，貴族制和寡頭制是由少數人統治的，共和制和民主制是由多數人統治的。亞里士多德認為，當一個人的能力超過其他所有人時，就自然產生君主制。君主制就是由古代的民族部落的酋長、軍事首領或人民選舉出來的一個或兩個領袖進行統治。他認為如果真能有這樣一個超群拔類的人物來當統治者，可能是最好的政體，“當整個一個家族或者個人其才德超群出眾，遠在他人之上時，那么，這個家族或這個人成為統治一切的王室或君主就是合乎正義的”。（《政治學》）但這種情況不多見。他指出，在現實生活中，如果由一個人來統治，難免發生錯誤，特別是由他終身任職，并由他的子孫來世襲，便很容易成為它的變態——僭主制，也即專制暴君的統治。當少數人的能力超過所有其他人因而他們成了統治者時，就產生貴族制。當所有公民的長處大致不相上下時，就產生共和制。當無財產的群眾和自由民掌握國家領導權時，就產生民主制，“大多數人的觀點而不是少數賢良的觀點是最重要的……可能是真實的。因為盡管大多數人中每一個都很平庸，但當他們聚在一起時，卻往往可能超過少數賢良的觀點——不是作為個體而是作為集體，正如多人出資舉辦的宴會可以勝過一人獨辦的宴會”。（《政治學》）當少數天才的富人和貴族統治國家時，就產生了寡頭制。當單獨一個人依靠武裝力量擁立自己為專制暴君時，就產生僭主制。

　　像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亞里士多德對最佳國家的描述也是以希臘的城邦共和政體當時的現狀為根據。這樣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希臘的城邦才存在著可能把自由和城邦的秩序結合起來的條件，只有在希臘才能從英雄時代找到君主政體存在的可能。但他又認為，當時個人不可能上升到君臨一切人的地位，不會是全體人民都心甘情愿地忍受他那唯我獨尊的統治。當時希臘每個城邦都有少數幾家有財有勢的貴族，城邦政權往往被他們掌握。貴族是高貴的出身門第，他們的子弟可以世襲。但是，亞里士多德設想的貴族政體，顯然不是這個意義上的政體。他反復強調的是由少數有治國才德的貴族來統治城邦，這才是他所理想的貴族政體。在這點上，他理想的政體與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他也知道這不過只是幻想，在現實生活中理想的貴族政體并不存在，那些執政的少數貴族實際上并沒什么治國才能，所以這種政體只能是寡頭政體。

　　共和制，按亞里士多德的設想，就是由大多數人（奴隸除外）統治。如果能制定出好的憲法，按照憲法行事，那是理想的共和制。他說，既然共和制是多數人的統治，就應重視平等和自由的原則。所謂平等，就是人人都一樣有當統治者的權利；所謂自由，就是人人都能過他自己想過的生活。如果是這樣，共和制在憲法上就要規定：讓人民輪流統治，不能有終身制，官吏的任期要短，而且無論是議決國家大事，還是進行審判，都應該對人民公開。他認為，這種理想的共和制在現實中也不存在，憲法往往被破壞，所謂的共和制，只能有名無實。叫共和制的政體實際上是當時希臘存在的民主制，民主制是共和制的變態。


　　4. 國家及職能


　　什么是國家，也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說中的重要內容。亞里士多德的國家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當然不大一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是：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在有階級的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借助于國家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鎮壓他們的反抗，維護本階級的利益，鞏固自己建立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政府、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行使國家權力的工具。國家是一個歷史范疇，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必然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為了使階級沖突得到控制，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來建立統治秩序，這就產生了國家。國家的產生，使階級壓迫合法化、固定化。國家將隨著階級的消失而消亡。亞里士多德當然不會有這樣的觀點。

　　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是社會集團的最高形式，更確切地說，它是一個自足的社會，其存在不只是在于提供生活上之基本必需品，而且是要提供好的生活。它不同于聯盟，因為它有一個道德目標，追求整體社會的善，而聯盟存在只是為了互相保護。它又與一個聯邦不同，因為聯邦是一組大小不定的種族的結合。他說，國家是自然形成的。大自然首先使夫婦結合建立一個家庭，家庭發展為村社，若干村社結合成一個城邦社會，完善的社會就是國家。它的宗旨不限于維護法律和秩序、抵御外敵和保護生命，它的職責是讓公民們在一種完善的共同生活中過幸福生活。國家的一項重要職能是教育年輕人具有美德。他說，在最好的國家里，軍人是年輕人，年輕人作為被統治者不易動怒。他們知道在他們達到合適的年齡時自己也會享有統治者的特權。在他講到統治階級如何被教育時，說主要是向年輕人灌輸服從的思想，要想命令別人則自己首先要學會如何服從命令。

　　關于國家的構成，他認為，第一，國家需要食物，因此要有農人從事農業生產；第二，國家需要制造物品，故工匠、藝匠必須存在；第三，貿易是必要的，因此要有商人照顧國家的經濟交易生活；第四，國家需要軍人，和平比戰爭好，但如果有外族侵略，則需軍隊抵抗，國家必須維護其安全并防止外來及自己內部的相互攻擊；第五，國家需要一些窮困的人、有錢的人、一些生活環境很好的市民；第六，必須有教士以便主持宗教儀式；第七，國家最需要的是有人負責經營及法律事務，即有統治者。此外，必須有奴隸。

　　看來，國家有不同階層的人，他們的職務如何劃分呢？他認為，一個人不能有一個以上的職務。在最好的國家中，市民不能既是農人，又是工匠，又是商人。這些職務并不等于是最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是在實施及發展道德及智慧德性時獲得的安逸。至于軍人、統治者及教士，這三項可以由同樣的人做，但不能同時執行這些職務。國家需要軍人的體力，而統治國家要靠智慧，這些智慧要在體力高峰過后才獲得。亞里士多德假設市民要成為國家的財產的擁有者，將先為軍人，然后做統治者，到晚年再做教士。

　　在市民與非市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最好有一個分界，后者包括農人、工藝匠及商人，當然奴隸也在內，這些是國家存在的必要條件。在自然及藝術界，低級存在是為高級的存在而存在，高級的存在是擁有理性的原則。就個人的情況而言也是一樣，靈魂可以分為理性及非理性部門，身體的存在是為了靈魂的存在。國家的情況亦然，國家的必要條件及實際部門的存在是為了好的生活。所謂好，是指市民能過著有道德及具智慧德性的生活。


　　5. 法治思想


　　二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提出是人治好，還是法制好的問題，對此他采取了兩分法：一方面，政治是復雜的，常常會發生變化，只有人才能隨機應變去處理，如果死守法律條文而不知變通，有時就行不通，所以在堅持法律的前提下，要重視人的因素。另一方面，他認為人畢竟有情感和欲望，如果單憑人的統治，很容易由感情和欲望用事，從而產生種種弊端。理想的是應根據理性，衡量利害，認清正義與非正義，制定法律，對統治者加以限制。為了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他又提出不能搞終身制，不能世襲制，而是要由法律規定統治者的任期，任期不能太長，讓大多數人輪流執政。

　　亞里士多德認為，無論是君主制、貴族制，還是共和制，只要能根據理性行事，按法律辦事，就都是好的政體。可惜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這樣的政體，只存在變態的政體，即民主制、寡頭制和僭主制。當時的希臘，特別是在民主制下，常常被少數野心家用不正當的方式篡奪僭取了政權，中文譯為“僭主”。當時有些統治者的權力不是僭奪來的，而是到海外去建立殖民城邦，當了統治者，這就不能稱為僭主。僭主制與寡頭制是不可分的。所以亞里士多德重點討論的是民主制和寡頭制。

　　關于民主制和寡頭制的對立，亞里士多德認為其實質是窮人執政還是富人執政的對立。在現實政體中，他說究竟應采用哪種，應根據各城邦的具體情況來定。但他還是比較傾向民主制。他認為，由多數人統治終究比少數人統治好，少數人無論多么賢明，知識總是有限，看問題不全面，而多數人，有人看到這點，有人看到那點，大家的意見集合起來，便可超過少數賢明之人，而且少數人的賢明，也是因為在他們身上集中了多數人的優點。在現實中，在各城邦中，窮人總是多數，窮人執政是民主制，所以他認為變態的三種政體中以民主制為好。

　　接著他講了民主制的許多優點：民主制有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不是由哪一個人或幾個人當永久的統治者，而是輪流執政，人人有當權的機會。民主制，擔任公職沒有財產定額的限制，即使有也是很低的；官吏由選舉或抽簽擔任，任期短，不得連任，這樣就廢除了終身制。當然，這還只是理論上的論述，在實際生活中，窮人們為了養家糊口，大部分時間還是得去從事體力勞動，并沒有多少閑暇時間去參與政治事務。平靜的生活使大家都愿意依法辦事，社會比較穩定；可是如果大家都不關心政治，統治權實際上又落在少數人手里。為了讓窮人多參與政治事務，有些城邦規定了津貼制度，對窮人參政或擔任公職給予補貼，對富人不參加公民大會則處以罰金。同時，他也指出了民主制的缺點：主要是它容易受少數人操縱利用，少數人利用多數人無暇顧及政治之機，做出一些錯誤決定。另外，民主制過多地判處罰金，也侵犯了富人的利益，激化了矛盾，使富人聯合起來反對民主制，恢復寡頭制乃至僭主制。

　　對這種矛盾，亞里士多德采取調和的辦法，他勸告富人要照顧窮人的利益，窮人要顧及富人的利益，不要彼此傷害太深。這時，他在政治領域又用了在倫理道德中采取的中庸說，不要過，也不要不及。具體辦法就是由中產階級執政。中產階級既不過富，又不太窮，正好適中。人一有錢有勢，就好發號施令，不愿服從統治；太窮又容易自卑，所以由這兩類人統治都不好。中產階級正好克服了上述兩種人的缺點，而且人數多，力量強大，能實現統治，他們又沒有野心，可以避免黨派之爭。現實又告訴亞里士多德，在希臘，由中產階級統治的城邦并不多，大多數城邦不是由富人統治的寡頭制，就是由窮人統治的民主制。原因是城邦中不是富人占優勢，就是窮人占優勢，中產階級并不占優勢。

　　亞里士多德的許多政治理論是過分理想化了，但其積極方面是要肯定的，首先，國家概念包含許多有價值的觀點，特別是國家的存在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為了全體之善，而不是只顧部分人的特殊利益，這不能不是積極的思想。此外，他將政治集團視為達到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個人的幸福，亦有可取之處。他的政治學說，重視分析實際經驗，概括出了一些比較科學的結論，提出一些時至今日仍可給人以啟發的思想。盡管他有著時代的局限性，但在討論方法上的確有著他人不及的貢獻①。
①3—5節參見葉秀山等編：《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2卷，汪子嵩撰：《亞里士多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9頁；G.羅伊德：《亞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163—176頁；E.策勒爾：《古希臘哲學史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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