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薩特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令世人瞠目結舌


　　1964年，由于薩特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而成為該年度具有轟動性的大事件。

　　10月15日《震旦報》刊發的一則電訊中，首次暗示了薩特有可能成為這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薩特立即寫了一則聲明，經翻譯后由他的瑞典出版商的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爾摩宣讀。“出于個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可能獲獎的名單上，”他這么寫道。還補充說，他的拒絕并不應理解為他對瑞典皇家學院不夠尊重。

　　那天，薩特和西蒙·波娃正在蒙帕納斯的一家餐館大嚼豬肉，追蹤而至的記者們告訴說，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結果公布了，他是得獎者。他不明白，為什么瑞典的院士們根本不考慮他的拒絕呢？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安德斯·奧斯特林的致辭寫道：“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已由瑞典學院決議頒給讓-保羅·薩特，“為了他那富于觀念、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這些著作業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這位榮譽的得主已經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諾貝爾獎。但他的拒絕并未改變本獎頒贈的有效性。不過，在這種狀況下，該學院只能宣布頒獎儀式無法舉行。

　　1964年10月號的《費加洛》雜志上，薩特就此作了公開聲明，表示他因拒絕諾貝爾文學獎而業已引起的丑聞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寫信給瑞典學院，不要選他為得獎人，只是他不知道瑞典學院的決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別說明他的拒絕不是出于對瑞典學院的輕視，而是基于其個人的和客觀的理由。

　　所謂個人方面的理由，是由于他對作者職責的觀念的固有看法，而一向拒絕任何官方的榮銜，因此他這次的拒絕不是沒有先例，譬如他拒絕過“榮譽勛章”，不肯進“法蘭西學院”，假如“列寧獎”頒給他他也會同樣予以拒絕。他以為，作家一旦接受這類榮譽，會使他個人所獻身的事業跟頒獎機構發生關聯，而作為作家，不允許自己跟任何機構發生關聯畢竟是重要的。

　　至于客觀理由方面，薩特認為東西方人與人、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必須在沒有任何機構的涉入下進行。再者，他認為過去的諾貝爾獎未能平等地頒給各民族和各種意識形態的作家。以蘇聯為例，帕斯捷爾納克先于蕭洛霍夫獲得此獎，而受到獎賞的蘇聯作家的作品又恰恰都是在國外編印而在其國內遭到查禁的。為了建立平衡，本可以在另一方面作一個姿態。再者，在阿爾及利亞期間，“當我們簽署《121人宣言》時，我會感激地接受諾貝爾獎金，因為這會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而且也是我們為之奮斗的自由的榮耀”。

　　末了，他表示了對瑞典學院的情誼。

　　此外，是否接受25萬法郎的獎金亦使他躊躇。接受這筆獎金就意味著可以把這筆錢捐贈給倫敦的“反種族隔離委員會”之類的重要事業，拒絕接受這筆獎金就意味著這些組織失去了一次接受援助的機會。

　　在瑞典學院宣讀他的聲明之前，他不愿與新聞媒介見面，便躲在西蒙·波娃那兒。然而，安娜-瑪麗打來電話說，她在拉斯帕伊大街222號被記者包圍了。午夜，他動了惻隱之心，出面讓人采訪和攝影。翌日一早，他回到拉斯帕伊大街時，一輛電視攝像車已停在大摟前。

　　反應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天主教存在主義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稱薩特是“不可救藥的誹謗家和習以為常的辱罵者”，而安德烈·勃勒東把他的拒絕看成是東方集團宣傳的勝利。最使薩特痛苦的是窮人的來信，全都訴說同一個內容：“把你拒絕接受的錢給我。”莫斯科方面也誤解了他，薩特在作家協會的自由主義朋友們認為，薩特為帕斯捷爾納克先于蕭洛霍夫獲得諾貝爾獎感到遺憾，是站到了斯大林主義者一邊去了。

　　好在西蒙·波娃理解他。

　　好在卡羅來納研究所所長S·弗利堡在一片為之大嘩的非議聲中仍對薩特拒絕接受此獎表示理解，并高度評價他：

　　“作為作家與哲學家，薩特是戰后文學和知識分子的討論中的一個中心人物--受贊譽，受爭論，受批評。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內在，由深沉的、嚴肅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讀者，以至世界。他的哲學被年輕人奉為一種解放而歡呼。”


　　2. 一個年輕粗壯的美國小伙子，敲響了她的家門


　　1965年3月，薩特拒絕前往美國為康奈爾大學就福樓拜和哲學作一系列演講，以此作為他對越南戰爭的首次抗議。4月，首批美國戰斗部隊在南越登陸，薩特說這完全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重演。反戰的抗議活動正在美國不斷擴展，薩特給波士頓的一次集會拍發了電報，希望美國知識界取得比法國知識分子在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曾獲得過的更大的成功。

　　1966年2月，蘇聯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受到審判，為了表明與這兩個受到監禁的作家休戚相關，薩特和西蒙·波娃拒絕在這一年訪問蘇聯并出席第十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

　　最大的抗議活動正在等待著他們倆。

　　伯特蘭·羅素的國際戰爭罪行法庭準備進行一次專門涉及越南的戰爭罪審判。這一組織的秘書長舍恩曼--一個年輕粗壯的美國小伙子敲響了西蒙·波娃在巴黎的家門，詢問她和薩特是否愿意充當法庭成員。舍恩曼說，羅素和平基金會將派出專門的調查委員會去越南，還將要求美國左翼人士提供有關的證明材料。事情的關鍵是喚起全世界的、尤其是美國的輿論。舍恩曼特地說明，庭審將在巴黎舉行，薩特和她不必出席全部庭審，他們可以指定自己的代表，還會向他們提供庭審材料。

　　他倆同意了。

　　1966年11月，羅素和舍恩曼宣布“伯特蘭·羅素國際戰爭罪法庭”誕生。1967年1月，薩特前往倫敦，會晤舍恩曼和他的一批同仁。法庭在尋找東道國時遇到了麻煩。英國宣布，它將不允許任何愿意作證的北越人進入英國，從而把自己排除在法庭考慮的國家之外。在蘇黎士租到一個會堂后，瑞士政府出面干預，不準法庭設在該國。法國也不允許在巴黎開庭，薩特為此寫信詢問戴高樂，戴高樂回信時優雅地稱呼薩特“我親愛的大師”，并答復“是的”。最后，瑞典政府出于對自己的民主原則的維護，十分勉強地允許法庭設在斯德哥爾摩。在薩特和西蒙·波娃帶著各自的代表抵達瑞典之后，才知道法庭的組成成員。羅素是名譽主席，薩特任執行庭長，德迪耶將主持聽證。除了西蒙·波娃，惟一的女性是參加過古巴革命的梅爾瓦埃爾南德斯。

　　在彌補了由舍恩曼犯下的各種大錯，包括他對瑞典首相的攻擊，并且克服了各種內部的敵意后，在瑞典電視臺攝像機耀眼的燈光下，聽證會在人民大廈的禮堂開始了。法官們被提請考慮兩個問題：1.美國是否觸犯了國際法，實施了侵略行為？2、美國是否對純粹的民用目標進行了轟炸？如果是的話，達到了什么程度？

　　在瑞典新聞界和公眾越來越大的敵意中，法庭聽取了潘萬巴和其他北越人以及越共代表的證詞。5月10日午夜三點，法庭作出了美國在上述兩點上都有罪的裁決，并商定在秋天舉行的最后一次開庭時再相聚。是年11月，西蒙·波娃與薩特赴哥本哈根參加羅素法庭第二次會議，譴責美國于萬里之外侵略越南，搞種族滅絕的罪行。


　　3. 讀者認為就生活在《好形象》描寫的世界里


　　從1966年到1970年，西蒙·波娃始終堅持寫作。

　　1966年11月，出版了小說《好形象》；

　　1967年11月，出版了《被毀的女人》，并附有妹妹普佩特作的版畫插頁，這是姐妹倆首次在事業上的合作；

　　1968年1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被毀的女人》；

　　1969年1月，出版了《老年》。

　　在小說《好形象》里，西蒙·波娃通過一位已婚的年輕女性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這個女子和周圍的人們相處十分和諧，但又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在自己的環境中過得不自在。她是一個10歲女孩的母親，她又有一個留戀過去的父親，這種雙重的歸順正是她那不歸順感的由來。因為她的父親，她對成功和金錢抱懷疑態度；而她10歲的女兒提出的問題又使她認真地反省自己，但她找不到答案，盡管她想沖破黑暗，但一切努力都徒勞無功。

　　與以前的幾部小說不同的是，以前的幾部小說中的人物的觀點都十分清晰，而在這本書中則是讓沉默者說話，在作者不出面的情況下，透過女主人公那蒙昧的黑暗空間，將這個窒息她的世界的丑惡面目予以淋漓盡致的暴露。

　　書出版后，十分暢銷，12周內大約售出了12萬冊。許多批評家、讀者都說他們喜歡這本書，特別是年輕人，他們認為小說寫的正是他們的故事，他們就生活在書中描寫的世界里，他們也像書中女主人公洛朗絲一樣落在一個圈套之中，感到被囚禁著。還有人祝賀她在文體和技巧上有所創新。當然，也不乏各式各樣的批評。

　　關于洛朗絲的父親，那個利用自己的文化維護和確保道德方面的安逸而置真相于不顧的冒牌哲學家，人們有不少誤解。不少人以為作者西蒙·波娃欣賞他的生活方式，贊同他的思想，從而指責她留戀不再擁有的過去，這顯然不符合事實。洛朗絲一開始對父親盲目崇拜著，但通過一趟希臘之行，她漸漸發現了她父親并不像他自稱的那樣不受金錢和成功的影響，而且在放棄原則時也并不縮手縮腳。洛朗絲的幻滅不是以言辭而是以身體表現的：她患了極度厭食癥。人們怎么可以認為作者認同了那位老自私鬼的胡言亂語呢？

　　《被毀的女人》的創作沖動則是來源于幾位40歲女人寄來的心腹之言。她們的丈夫都離開了她們另尋新歡，盡管具體的性格和環境各異，但她們的故事中有著十分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些婦女甚至連自己出了什么問題都不明白，她們認為自己丈夫的行為矛盾而反常，情敵則不值得丈夫去愛。她們的世界正在崩潰，她們最終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了。

　　西蒙·波娃選擇了一位陷入感情危機的可愛女性作為女主人公，她叫莫尼克，她放棄了自己的事業，但又無法對丈夫的事業產生興趣。丈夫的知識修養遠勝于她，而且早就不再愛她。他深深迷戀著一位比莫尼克開朗、活潑，對他更體貼的高級女律師。漸漸地，他與莫尼克分道揚鑣了。故事本身并不具有特別的新奇之處。西蒙·波娃選擇的敘述方式卻使這部作品撲朔迷離。她讓莫尼克用記日記的方式表現她是如何躲避真相的，從日記這一頁到那一頁，她不停地掩飾、說謊、自欺欺人。她自己掘出了一口黑暗之井，然后深深地掉下去，以至于不再了解自己的真實形象。于是，這比《好形象》的寫作難度自然更大一些。

　　在《被毀的女人》問世的同時，還發表了另外兩個短篇小說：《獨白》和《責任年齡》。這三篇作品有兩個主題：孤獨與失敗。這三部作品結集出版后，公眾購買的踴躍程度不亞于《好形象》。不少作家、學生和教師祝賀她再次有所創新。但總體而言，該書比過去的作品更不被理解，大多數批評家對她大加撻伐。

　　在一次由法國電臺轉播的公開辯論會上，皮埃爾-亨利·西蒙挖苦她自從寫了《安詳的辭世》之后便不再寫嚴肅文學了。另外有人在電臺上攻擊說：“自從那次在雷恩路瞥見西蒙·波娃以后，我老懊惱自己寫了那篇文章，她弓背而行，又老又瘦，人該有憐老之心嘛。順便說一句，加利馬爾就因為這才繼續出版她的書的。”不久以后，還是他，與同伴會意地眨著眼，說著前后矛盾的挖苦話：“她的小說很暢銷呀--是啊，她就能寫暢銷書！”他們中許多人惋惜這本書不能與《一代名流》和《第二性》相比，然而，他們也許得了健忘癥：正是這些人當初攻訐《一代名流》，也把《第二性》貶得不名一文。

　　由于評論界的惡意中傷，一些讀者對這本書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有的說：“她熬到60歲才發現普通家庭婦女習以為常的東西。”還有一類正為婦女事業奮斗的女子，為小說沒把婦女寫得富有戰斗精神而失望。她妹妹曾在電視上接受記者關于她畫展的專訪。記者問她：

　　“這本書可以說是你姐姐寫得最平庸的一本，你為啥要為它作插圖呢？”

　　她激烈地為之進行了辯護，還補充說：“有兩種人喜歡這本書。一種人頭腦簡單，只是為莫尼克的悲劇所打動；另一種是知識分子，他們能理解書的全部內涵。那些不喜歡的人都是半吊子文化人，這些人沒有足夠的明辨是非的能力，理解不了這本書。可他們偏偏又自命不凡，怎能沒有偏見呢？”


　　4. 《老年》：破除了那些關于老年的神話


　　產生像寫《第二性》一樣寫《老年》這本書的最初動因，是為了破除那些關于老年的神話，駁斥那些假話與空談。她需要了解自己的處境，她是個女人，她希望女人們都能明白自己的處境和命運，她希望知道老年的局限和實質。

　　該書出版時，適值針對老年人社會問題的《社會狀況普查》報告發表。《法蘭西晚報》用頭版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對這一報告的分析文章。一時間，這個問題成了新聞熱點。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書，公眾愈發急于閱讀它了。

　　這本書得到了批評家的普遍好評。無論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批評家，都認為現實生活中老年人的境遇確實駭人聽聞。最令她高興的是來自一些從事老年醫學研究的專家學者的首肯。一般說來，專家學者對于那些斗膽進入自己“領地”的人是不屑一顧的，但是這回他們卻熱情祝賀《老年》問世，還有人主動提出與她合作。

　　西蒙·波娃仍在不停地寫作。她知道幾乎沒有可能遠遠超出自己已經取得的成就，僅僅是不想放棄寫作所賦予的那種愉悅感--那種每寫一本書就像在想象的空間重新把自己創造一遍的感覺。

　　在此期間，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她為紀實文學《特雷布蘭卡》寫序的事。書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斯坦內爾的年輕人，他在這部描寫法國死亡營的作品中，通過采寫極少數幸存者，參考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文件，寫作時采用冰冷的文體和濃烈的幽默，并站在特工的角度看問題，以便理解他們是如何把80萬人一個個地處死的。書出版后，國內發起了一場全面聲討他的攻勢。為了替《特雷布蘭卡》說話，西蒙·波娃組織人馬作了一次討論，討論內容刊登在《新觀察家》上。胡塞投書《新觀察家》進行反駁，西蒙·波娃隨即針鋒相對地給予了反擊。好些人來信支持她，但也不乏有人對她為之寫序感到惋惜。有人甚至建議她在該書即將出版的外文版中把序言抽掉，她拒絕了。

　　盡管斯坦內爾因為該書備受攻擊，但還是獲得了“抵抗文學獎”。至此，西蒙·波娃亦為之噓了口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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