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輯我關于《紅樓夢》研究成果的《秦可卿之死》一書于１９９４年５月由華藝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的五千冊書剛開始發行，與我爭鳴的文章便連續出現，上海陳詔先生一篇長文發在貴州省紅學會的《紅樓》雜志１９９４年第二期，同樣的觀點，亦見于他為上海市紅學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之謎》一書（１９９４年１月第一版）所撰寫的“答問”中；同時，山西《太原日報》“雙塔”副刊又于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號刊出了梁歸智先生的《探佚的空間與限度》一文，該文副標題為“由劉心武、王湘浩的‘紅學’探佚研究想起”，讀其文，則可知他的“想起”，主要還是由于讀了我的一篇文章《甄士隱本姓秦？》（該文已收入《秦可卿之死》一書）；這些與我爭鳴的文章，我是只恨其少，而絕不嫌其多。關于《紅樓夢》，值得我們爭論的問題實在太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悵中，產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于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于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著我們的審美能力！”
　　關于《紅樓夢》中秦可卿這一形象，以及圍繞著這一神秘形象所引發出的種種問題，是最具魅力的“紅謎”，雖然陳詔先生把我的探究說成是“形成了他所謂的‘秦學’”，并稱“由于劉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觀點又頗新奇動聽，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廣泛的注意，曾在社會上產生一定影響。但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他的意見。”卻也不得不承認，我提出《紅樓夢》中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本“矛盾百出，破綻累累”，“這個問題無疑是提得合理的，富有啟發性的”；梁歸智先生也在講述了他對我的觀點的一系列質疑之后，這樣說：“我知道劉心武同志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秦學’陣地的。那只怕已經成了劉心武同志的一種‘信仰’。”他們二位在提及“秦學”時都未免是“借辭含諷諫”，但我深信“紅學”的這一分支——“秦學”，到頭來是能被肯定下來，并繁榮光大的。說我的觀點只是“曾產生一定影響”，這個“曾”字恐怕下得匆忙了一點；說“在‘紅學’界，很少有人認同”我的觀點，以目前情況而言，可能如此，但一種學術觀點，其贊同的多寡，并不能說明很多的問題；如果翻看我《秦可卿之死》一書由周汝昌先生所撰的序，當知即使在目前，也“吾道不孤”。
　　我確實非常珍惜陳詔、梁歸智等同志的不同見解，“秦學”必得在坦率、尖銳的討論中發展深化，我此刻心情正如商議結詩社的賈寶玉一般，要說：“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說出來大家平章！”
　　我且不忙針對梁、陳二先生對我的質疑、批駁，逐條進行申辯，我想先把我們之間的誤會部分排除，這也是我希望所有關心這一討論的人士弄清楚的。
　　我對秦可卿這一形象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嚴格來說，并不完全屬于“探佚學”，也就是說，“秦學”不僅要“探佚”，也還要牽扯到“曹學”、“版本學”、“文本學”乃至于“創作心理學”等各個方面，它其實是“紅學”諸分枝間的一個“邊緣學科”；但為討論起來方便，我們且姑將其納入“探佚”的“空間”。
　　在我來說，這個“秦學”的探佚空間，它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紅樓夢》的“文本”（或稱“本文”）。眾所周知，現存的《紅樓夢》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釵”里惟一一個在公認的曹雪芹親撰文稿里“有始有終”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這一“釵”，在現存文本里面貌既鮮明又模糊，來歷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竇叢生，性格既在行為中統一又與其出身嚴重不合，敘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虧得我們從脂硯齋批語里得知，形成這樣的文本，是因為曹雪芹接受了脂硯齋的建議，出于非藝術的原因，刪去了多達四五個雙面的文字，隱去了秦可卿的真實死因，并可推斷出，在未大段刪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處，并很可能還有因之不得不“打補丁”的地方。因此，“秦學”的第一個探佚層次，便是探究：未刪改的那個《紅樓夢》文本，究竟是怎樣的？在這一層的探究中，有一個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曹雪芹對有關涉及秦可卿的文本的修改，是出于非藝術的原因，而非純藝術的調整。那種認為秦可卿的形象之所以出現上述矛盾混亂，系因曹雪芹將其從《風月寶鑒》舊稿中演化到《石頭記》時，缺乏藝術性調整而造成的說法，我是不贊成的。顯然在一度已寫訖的《石頭記》文本中，秦可卿的形象是已然相當完整、統一的，現在的文本之矛盾混亂，除了是由于非藝術考慮（避“文字獄”）的刪改，還在于第八回末尾所加上的那個關于她出身于“養生堂”的“增添”（即“補丁”）；這是癥結所在。概言之，“秦學”探佚的第一個層次，便是探究“在原來的文本里，秦可卿的出身是否寒微？”我的結論是否定的。并對此作出了相應的推斷。
　　第二個層次，是曹雪芹的構思。從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本中，我們不僅可以探究出有關秦可卿的一度存在過的文本，還可以探究出他對如何處理這一人物的曾經有過的構思，這構思可以從現存的文本（包括脂評）中推敲出來，卻不一定曾經被他明確地寫出來過。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經怎樣地寫過秦可卿，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他曾經怎樣打算過；我關于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詩的探究，便屬于這一層次的探佚。我認為這首回前詩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還出現了“未嫁先名玉，來時姓本秦”的引句），起碼顯示出，曹雪芹的藝術構思里，一度有過的關于秦可卿真實出身的安排。我還從關于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升的對比性描寫及全書的通盤考察中，發現曹雪芹的藝術構思中，是有讓秦可卿與賈元春作為禍福的兩翼，扯動著賈府盛衰榮枯，這樣來安排情節發展的強烈欲望，但他后來寫成的文本中，這一構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確寫出的文字，叫作“顯文本”，把他逗漏于已寫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構思，稱為“隱文本”，對這“顯文本”的探佚與對這“隱文本”的探佚，是相聯系而又不在同一層次上的探佚，因之，其“探佚的空間與限度”，自然也就不同。我希望今后與我爭鳴者，首先要分清這兩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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