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在《幻滅》中描寫未來的大作家德·阿泰茲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要像莫里哀那樣，先成為深刻的哲學家，再寫喜劇。”看來，這正是《人間喜劇》的作者對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茲一樣，在巴黎的六層閣樓上受過饑餓和寒冷的折磨，在人類知識的寶藏中耐心地挖掘過，在“毒氣熏蒸”的巴黎社會中生活過、搏斗過、感受過。
　　人們常說《歐也妮·葛朗臺》和《高老頭》是巴爾扎克的代表作。實際上，在表現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體驗方面，《幻滅》比其他小說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書中幾個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經歷，他們的激情、幻想和苦難，他幾乎全都親自體嘗過。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奮斗歷程分別給了三個不同類型的青年：他在大衛·賽夏的故事里，傾訴了自己經營印刷所、鑄字廠和受債務迫害的慘痛經驗；在呂西安的遭遇里，溶入了自己在文壇和新聞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從生活和創作中總結出的各種信念和主張給了德·阿泰茲；同時讓盧斯托和伏脫冷充當了他剖析社會的代言人。可以想見，作家對這部作品是傾注了極大熱情的。他在給韓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將《幻滅》稱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①，聲稱這部小說“充分地表現了我們的時代”②。在《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爾扎克明確宣稱這是“風俗研究”中“迄今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滅》的中心內容，是兩個有才能、有抱負的青年理想破滅的故事。主人公呂西安是一位詩人，在外省頗有些名氣。他帶著滿腦子幻想來到巴黎，結果在巴黎新聞界惡劣風氣的影響下，離開了嚴肅的創作道路，變成無恥的報痞文氓，最后在黨派傾軋、文壇斗爭中身敗名裂。他的妹夫大衛·賽夏是個埋頭苦干的發明家，因為敵不過同行的陰險算計，被迫放棄發明專利，從此棄絕了科學研究的理想。
　　作者將這兩個青年的遭遇與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狀態，與整個社會生活，特別是巴黎生活的影響緊緊聯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義。在巴爾扎克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好比希臘神話中的塞壬女仙，不斷地吸引著和毀滅著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③
　　①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②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③巴爾扎克：《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這兒，巴黎顯然是作為資本主義生活法則的表征出現的。隨著封建所有制的解體，等級門閥觀念的削弱，憑借個人才智到社會上尋求發跡的機會，已成為法國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戶戶對那些稍有天賦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爾扎克不無嘲諷地寫道：“拿破侖的榜樣，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為十九世紀的致命傷。”這種幻想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也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因為在封建時代，每個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劃定了的，只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產生以后，才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紀末葉資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必然以巴黎為圓心向外省擴散；巴黎的財富、權力，對外省青年必然具有無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運氣，如此便形成各種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競爭角逐的局面。競爭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顯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這就必然挑起無窮無盡極其殘酷的斗爭，由此產生一首首個人奮斗的詩篇，一出出理想破滅的悲劇，同時也產生了十九世紀文學中的一個普遍的主題——個人與社會的對抗。巴爾扎克的哲理深度在于：他不僅意識到時代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時看到了社會還包含著那么多阻礙個人發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統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殘，多少理想歸于幻滅。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個人發展的可能性與阻礙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社會環境的矛盾，構成了小說的悲劇沖突。
　　既然沖突主要是在個人與環境之間展開，對主人公不幸命運的描繪，必然與對整個社會的批判揭露交織在一起。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將人物放在歷史的框架內，讓整個社會在他周圍活動著，呼吸著，影響著他的思想，制約著他的行動。人物在生活的波濤中沉浮，距離自己最初的目標愈來愈遠，終于被卷進危險的深淵。《幻滅》好像一幅巨型壁畫，展示了法國大革命以后從外省到巴黎的廣闊圖景，描繪出王政復辟時期種種最富特征意義的現象：一方面，貴族的高貴姓氏和顯赫地位仍然強烈地吸引著愛慕虛榮的青年；另一方面，資產者的財富已成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資產階級自由黨在社會上比執政的保王黨更有勢力。這兩大階級的爭奪，牽動著文壇上兩派勢力的斗爭，也支配著呂西安的思想和命運。在這里，作者敏銳地指出了在復辟時期還處于萌芽狀態的資本集中現象，描繪出工商業的競爭、同行間的傾軋和吞并是以何等陰險毒辣的方式在進行。大衛·賽夏就是在這類斗爭中受圍獵的一個犧牲品。在這些不同的角斗場上，作者勾勒了眾多的不同階層、不同身分的人物……總之，《幻滅》好比社會的縮影，集中了法國社會在新舊交替時期的種種怪現象。其中最富時代特色的現象之一，就是剛起步不久的新聞界。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中，正面揭露新聞界內幕的作品，巴爾扎克的《幻滅》屬于最早的，也是寫得最大膽的一部。他撕開報界這座圣殿的帷幕，讓人們看到這是個拿靈魂作交易的鋪子。他一樁一件列舉新聞界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惹得新聞界的首腦和文藝界的“執政”們暴跳如雷。在巴爾扎克看來，報界既是現代社會惡劣風氣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現，也是進一步毒化社會風氣的大癰疽，正是報界這股邪惡的勢力，“扼殺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①，把無數呂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毀滅。
　　①巴爾扎克：《幻滅》第二部初版序言。
　　《幻滅》的主人公呂西安不是英雄（當然也不是壞蛋），而是一個中間人物。作者是把他作為思想性格有嚴重弱點，而又有相當天賦的一類青年來刻畫的。這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社會的典型環境中的一種典型性格。他聰明，有才華，但是自私、虛榮，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總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沒有毅力在真學問上下功夫。所以他經不起浮華世界的引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墮落。對這樣一個人物，作者的態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對于他的錯誤和失敗，作者既不完全歸咎于社會，也不完全歸咎于個人。社會環境的惡劣影響，正是通過呂西安自身的弱點起作用的。
　　呂西安到巴黎以后，面前清清楚楚擺著兩條路。一是德·阿泰茲和他的小團體的道路，這條路艱苦、漫長，然而清白可靠。要走這條路，呂西安缺的是堅強的意志和恒心。另一條就是斐諾已經取得成功、盧斯托正尾隨其后的道路，這條路骯臟、危險，然而表面看來是名利雙收的捷徑。要走這條路，呂西安卻又缺乏作惡的魄力和本領。因此呂西安兩條路都走不通。
　　大衛·賽夏是與呂西安完全不同類型的一個青年。他正直寬厚、淳樸善良。他沒有什么向上爬的野心，但并非沒有才能或抱負。他用全副精力從事一項科學發明，想為他所愛的人掙起一份家業，他不乏恒心與毅力，卻仍遭到慘敗，原因是他的心地過于單純，對現實缺乏透徹的理解，不像德·阿泰茲等人對人對事都有極冷靜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會里毫無自衛的準備；出沒在生存競爭的槍林彈雨中卻不穿鎧甲，不戴頭盔。因此他當科學家綽綽有余，作買賣必定虧本，競爭中必定一敗涂地。
　　德·阿泰茲是理想化了的巴爾扎克。小團體的道路正是作者為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他相信，盡管社會環境險惡，只要有堅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以開拓自我，戰勝激流險灘，到達勝利的彼岸。所以，《幻滅》一書所描寫的雖是理想的破滅，卻并不給人以悲觀的印象。因為作者在揭露黑暗的同時，也著力刻畫了一些追求正義者、自強不息者，時刻讓讀者感覺到有一股不與惡濁環境同流合污的對抗力量，也就是說，巴爾扎克認為：人是可以與社會較量的。
　　艾珉
　　一九九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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