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法蘭茲·鮑亞士是美國人類學之父，那么瑪格麗特·米德（1901∼1978年）就是人類學之母。為了探究人類的本性和文化的多樣性，米德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偏僻地區的當地研究事業。

　　晚年，由米德親自撰寫的該自傳展現出了她對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的熱愛和對家人和人類學的真摯且炙熱的愛。她在長達50多年的歲月里，尋訪了連男人都很難承受的危險和孤單的偏遠地區村子。在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群島，新幾內亞的塞皮克（Sepik）河邊與馬努斯島，還有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上，她用畢生的心血去進行試驗和研究的男女文化性差異與養育、文化與基質的關系，給當時被弗洛伊德心理學所支配的人類科學投出了新的疑問。

　　米德如她自己的人生所展現的一樣，對于性和婚姻采取了“寬容”的態度。她認為隨著人類的壽命被延長，一夫一妻制能夠持續一生的可能性會減少，還勸告人們不要對婚姻抱太大的期望并且要預備結婚。實際上，她是牧師志愿生，與在當地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遇到的熱誠的人類學家利奧·弗辰（音譯）、格利葛利·貝特森結婚等共結過3次婚，又都離婚，但與眾前夫和他們的新伴侶都維持良好的關系，度過了新形態的挑戰性人生。

　　在該自傳中雖然沒有記載，但米德的研究經常通過實踐性的社會參與被付諸到行動，直到晚年為止她一直沒有停止參加社會活動。她不僅擔任了美國人類學會與美國科學振興協會會長，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會員，并且還參加了世界教會協會等10多個組織。米德巡回世界，就宗教與女性、犯罪、飲酒、婚姻問題等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進行了大眾演講，并向女性雜志《Red Book》堅持投稿16年之久，為伸張女性人權也做出了巨大貢獻。最重要的是，米德將人類學廣泛地傳播給了大眾，因此，美國社會得以從狹隘的文明優越主義中擺脫出來，去看外面的世界，并關注其他文化。

　　1978年11月，米德因胰腺癌走完自己的人生時，曾進行實地調查的南太平洋馬努斯島村民們為她舉行了只有在大酋長去世時才會舉行的為期5天的葬禮，來表示哀悼。她去世以后，澳大利亞的人類學家德里克·弗里曼發行書籍來批評米德的薩摩亞群島研究純真到根本讓人無法相信，《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上報道了此事，令“米德的神話”再次經歷了巨大的爭議。但再次前往薩摩亞群島進行驗證的人類學家們證明了她是對的，她的研究非常客觀，是位非常優秀的研究者。

　　米德的自傳具有豐富的文學性，細心觀察了生活，富有對學問、人類與世界的洞察力，讓人從內心深處深刻體會到為什么米德能夠作為人類學之母至今還依然受到尊敬。她對于自己停留過的地方，無論是哪里都想作是自己的故鄉，并以充滿熱情的心態面對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