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武鉉總統在新年記者會上表示：“不要拖延要做的工作，應該及時完成。和戰略同樣重要的就是改革的速度和實踐。”總統追問道：“為什么說應該把所有工作留給下任政權去做？”他還說：“一年時間可以做很多事情。”這是無懈可擊的發言。

　　沒有國民對總統說不要做該做的工作。但是，工作有輕重緩急之分。新年伊始就反復主張輿論態度冷淡、在國會也很難通過的修憲提議，使內閣進入消耗戰，這絕不是急于完成的工作。絕大多數國民都在高呼，政府應該提高速度，最先實踐的工作就是完全解除那些阻礙搞活經濟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和政策。

　　由于市場和企業擁有的自由和自主權利萎縮，所以國內投資沒有增加，資金流向海外，甚至連工作崗位也被奪走。解決這種燃眉之急才是最迫在眉睫的改革課題。但盡管如此，政府竟然還通過出資總額限制規定、遏制首都地區擴建項目、不清不楚的環境限制規定等，對難得要向國內投資的企業加以阻礙，使在適當的時期和適當的地方進行的投資被迫擱淺。且不說“速度改革”，甚至還妨礙了民間的“速度經營”。在21世紀全球性無限競爭的潮流中脫穎而出的國家中，很難找出政府實施這種逆向改革的事例。

　　對經濟政策失敗的責任意識也非常淡薄。因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開發事業項目發放了堪稱天文數字的賠償金，推行無視供求原理的政策，總是像亡羊補牢一樣，推行錯失時機的對策，政府的這些錯誤政策使房地產價格不斷暴漲。

　　總統說：“經濟政策幾乎不可能有差別”，但這聽起來就像是在回避責任。看看過去的歷史或者當今時代的世界各國，會發現不同的人行使國政決策權，經濟成績表也會出現巨大差別。德國經濟的恢復和梅克爾總理的登場絕對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總統可能想就我國經濟存在諸多問題說：“無論誰做結果都一樣”，但很多國民都不會相信。

　　關于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之類的國家大事，總統的任務就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協調矛盾，說服反對者，但總統似乎缺乏這種認識。“政府既不站在農民團體的一面，也不站在獲取利益的企業一面”的話雖然是想強調公正性，但真正重要的是考慮到整體國家利益的均衡感和強力的推進力。

　　比起虛無縹緲的經濟講義，國民更希望看到有實際內容的經濟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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