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抽煙，也不喝茶，坐在我對面的床上侃侃而談。他的經歷對于我是富有吸引力的。遠在赴南極之前，我就從報刊上見過他的事跡的報道，聽到過他的名字，因此當我在南大洋考察隊的花名冊中見到這個熟悉的名字，我就產生了采訪他的念頭，但是在緊張的南極考察的日子里，他很忙，我們總不能找到彼此都合適的時間，我的采訪也就一天天往后推遲了。

現在我們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了，我給他出的題目很簡單：“你想到哪兒就談到哪兒，你愿意怎么談就怎么談……”我不愿意用答記者問的方式和被采訪的人談話，那是枯燥的缺乏人情味的談話，它僅僅適合某種特定的對象和特定的人物，而對于一個成熟的科學家，他不需要我們提醒他們該談什么，不該談什么。

他是個身體結實但已開始發胖的中年人，眼睛不大，笑起來瞇縫著眼睛，頭發很黑，喜歡穿一件棕色的毛衣，胸前還綴上一個毛線織的白色的小企鵝。他生于1935年，籍貫是浙江溫州，1960年畢業于山東大學生物系。十年動亂的歲月，研究所下馬了，他回到以動亂而聞名全國的家鄉，無法繼續他醉心的科學研究，他便每日在小城人跡罕至的林間草地或者樹木蔥郁的山崗，舒展筋骨，養浩然之正氣，習武操拳，練就一身太極推手。這本是百無聊賴的精神寄托，不料日后卻在南極幫他戰勝了死亡。

他是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員，南大洋考察隊生物組組長——蔣加倫。

這時候海峽里刮起七八級的大風，真是狂風驟起，白浪滔天，浪高有十米左右。頓時小艇里灌滿了水，而且不由自主地朝岸邊沖去。我們連忙試圖用水桶往外潑水，但無濟于事，發動機不能啟動，巨浪像山峰一樣猛撲過來。當第二個浪涌撲來時，博克立即被打到海里去了。他連忙用手扳住漸漸下沉的小艇，我見離岸只有一百米左右，也跳了下去。我估計，按我的游泳技術劃上岸并不是很難的事。

當時我戴上了皮手套，腳上是高筒靴，我和博克都奮力朝前游去。不料南極的冰海是足以使人凍僵致死的。我只游出二三十米，手就麻木了，頓時一種恐懼襲上心頭，這時風浪很大，心情也感到特別緊張。我努力使自己保持鎮定，一面考慮怎樣自救。幸好這時在我的左側二三十米有一塊浮冰，我不顧一切地揮動凍僵的四肢，向那塊浮冰劃了過去。當一個浪頭打來時，我就勢抓住了浮冰，這時我的手套和長筒靴不知什么時候掉了，我的手被鋒利的冰凌劃破，頓時血淋淋的，不過這時也顧不得了，我奮力爬到那塊在浪濤中起伏的浮冰上面。

這時離岸只有五米左右，我知道得救了，立即又一次跳進冰冷徹骨的海水里，這里水深剛到膝蓋，是海邊的沙灘，我終于爬上了岸。

不一會兒博克也上來了。他比我幸運，套靴沒有掉，而我只穿著羊毛襪，一塊“潑浪多”的手表也掉進了海里。岸上風很大，我想找一塊大石頭避風，但已站不起來。這里離戴維斯站很遠，直升機早上8點把我們送來，約定下午5點才來接我們，而現在是下午1點半，還有3個多小時，我感到沒有希望了。

我到南極以前，受過極地考察的訓練，知道寒冷時人體的反應分為三個階段：先是顫抖，這是保護自己的本能；繼而顫抖減弱，這時四肢的血液進入內臟；到了最嚴重的地步，體溫開始下降，34攝氏度是危險狀態，30攝氏度就是死亡的臨界了。

我這時的反應也是如此，雙手開始凍得發紫，全身顫抖，難以控制，接著體溫也在下降，當時我想寫一份遺囑，但是身上什么也沒有帶。我看看呆在一旁的博克，考慮著如何自救，我想，無論如何要挺住，千方百計保存體力，于是我運用以前在國內學過的氣功，默默運氣，意守丹田，雙手放在丹田部位。我的腦子一直很清楚，但人已經凍僵了，直到快5點時，我聽見直升機的隆隆聲，我的心里升起一線希望，于是我失去了知覺。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戴維斯站的醫院里，是手指的劇痛把我疼醒的。直升機把我和博克接回戴維斯站后，站長親自把我背到站醫院，澳大利亞醫生彼特立即將我泡在水溫五六十攝氏度的浴缸里，讓身體回暖，到了晚上我恢復了知覺。

醫生和戴維斯站的科學家們都為我獲得第二次生命感到高興，因為我的體溫已下降到30攝氏度，差點就去見上帝了。但是這時我犯了一個錯誤，我一高興，就讓他們把我從國內帶的一瓶茅臺拿來，“為我第二次獲得生命，感謝大家……”我沒有聽醫生的勸告，飲了一小杯茅臺，我以為受寒飲一點酒對身體總是有好處的。

誰知道不到10分鐘，我開始大口大口地嘔吐，無論用什么辦法也無法遏止，醫生慌了神，打針掛鹽水瓶，把站上所有能用的藥物都用上了，都不能奏效。看看我已支持不住，彼特醫生只好給打了麻醉針，讓我睡死過去，戴維斯站的科學家輪班照料我，可是到了第二天4點多鐘，麻醉失去效用，我又繼續嘔吐。我根本不能吃東西，一吃就吐，連醫生也束手無策了。他們只好把我的嚴重病情通知澳大利亞南極局，并且報告我國國家海洋局。說來也巧，就在這個危急關頭，我想起我還帶來幾瓶云南白藥，我知道白藥里的紅子是救命的。我讓他們找來，服了兩粒紅子，居然神效，嘔吐止住了，胃也不疼了，折磨我的嘔吐就這樣治好了。

死亡這一關是過了，但是我還吃不下飯。恰巧這時，我國冰川學家謝自楚同志在澳大利亞的凱西站工作了一年多以后返國，路過戴維斯站。他見我病成這樣，對我關懷備至，他在逗留的3天內，每天照顧我，給我熬稀飯，吃豆腐乳，做米飯，我這才有了胃口。還是祖國的飯菜香呀……在這同時，他用衛星電話向國內報告了我的病情。國家海洋局羅鈺如局長對我很關心，讓我在南極封凍前，乘最后一班船回國。謝自楚在臨走之前，還用錄音機錄下我的談話，我把遇險的經過用錄音帶記下來，請他帶回祖國。這里我補充一句，后來《光明日報》駐堪培拉記者張澤權，就是根據我的錄音磁帶和謝自楚同志的介紹，在報紙上報道了我在南極遇險的情況。

這時候，我的思想上展開了激烈的斗爭。當時如果我回國，對南極考察事業是一個損失，因為戴維斯站每個科學工作者承擔的任務都列人每年的科研計劃。如果我中途回國，我所承擔的浮游植物的考察就要落空。我也考慮過自己留下來繼續工作的可能性。我遇險后手指腳趾都變成紫黑色，醫生起初認為只有截肢才能保住，但我堅持不同意截肢，而是每天自己推拿按摩——我以前學會的推拿對我身體的恢復大有幫助；此外我還用羊毛脂珍珠霜涂抹凍傷的部位，結果手指和腳趾恢復了血色，脫了好幾次皮以后，漸漸痊愈了。

這樣，我決定留下。當最后一班船離開戴維斯站時，捎上了我給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寫的一封信。澳大利亞南極局局長麥丘坐這班船來看望我，當他知道我要留下過冬，也感到很高興。

漫長寒冷的南極冬大很快降臨了，海灣也冰封了。在明年的夏季到來之前，再也沒有一艘船能夠抵達這里，我開始在戴維斯站度過第一個寂寞難耐的冬季。

科學站是一個蘿卜一個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誰也無法代勞。因此我的病剛好就出去工作，但是我的身體很虛弱，從宿舍到實驗室只有30米，我卻要走上1個半小時，全身大汗淋漓。開始海上的冰很薄，不能去海上采集樣品，就天天到實驗室處理樣品。我沒有胃口，吃不慣油膩的食品。站長同意我自己到食堂動手做，我說走不動，他就開吉普車送我到食堂，實際上戴維斯站的直徑才100米，但我卻無法從宿舍走到食堂，可以想像我那時身體多虛弱。我就每天坐吉普車到食堂，給自己做一點適合口味的飯菜。不久，海面上冰凍得嚴嚴實實了，我每星期都要到冰上去采集浮游植物，這時都是坐雪橇摩托，一直開到像水晶一樣的海面上。他們怕我出危險，每次站長和醫生陪我一道去，一人開一輛雪橇摩托，把我夾在當中。有一次，冰面不平，摩托翻了車，我們都摔了下來，幸好雪很厚，沒有摔傷……

在南極的冬天，我沒有一大中斷過體育鍛煉。戴維斯站有個大倉庫，就是我的健身房。每天晚飯前，我都要到這兒練練太極拳，站上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對此也很感興趣，跑來跟我學，由于堅持鍛煉，我的身體恢復很快。

漫長的冬天是很寂寞的，但是我卻有機會欣賞美麗非凡的南極光。要看到極光也不容易，必須是晴朗的天氣，而且最好是沒有風，這樣的天氣一個月里也難得有幾天。為了拍攝絢麗多彩的南極照片，我就得熬夜，一般是晚上兩點左右才會出現南極光，所以必須提前在室外等候，但是外面太冷，氣溫在零下20攝氏度以下，只能呆上十來分鐘就得趕快跑回屋內，連照相機都因寒冷而粘手，上面結了一層白霜。不過，那美麗的像童話中的仙境一樣的南極光，在黑暗籠罩的冰原上空不斷變幻它那神奇的色彩，有時像五彩繽紛的帷幕，有時如同飄拂的彩練。它是大自然最絢麗的奇觀，使我忘記了寒冷和寂寞……

除此之外，在最寒冷的日子，我們還開著車子到冰原去考察。這時候白天的時間只有1個小時，我們就利用這短暫的白晝，用電鉆或手鉆鑿開厚厚的冰層，采集冰面下的水樣。這樣的工作往往要持續一個星期。

當南極黑暗的冬季終于過去，白晝時間一天天延長時，南極的春天在我們的盼望中降臨了，這是9月份。雖然空氣還是那么凜冽寒冷，大地一片冰雪茫茫，但是姍姍來遲的南極的春天畢竟給冰原帶來了生機。最有趣的還是企鵝，它們嗅出了春天的氣息，從老遠的冰面上成群結隊朝陸上奔來，奔向它們世代棲息的小島。有幾只企鵝跑得特別快，我從望遠鏡里看到它們把肚皮貼著光溜溜的冰面，雙鰭像槳一樣飛快撥動，速度比摩托還要快。這里有帝企鵝和阿德莉企鵝，它們一到春天就紛紛跑到小島上占地盤，競爭可激烈哩！

當春天到來時，我們另一項有趣的工作是抓海豹。每次4個人一組，用一種套子套住海豹，然后騎在它的身上，分頭抓住海豹的鰭，在它的身上打上記號。這是一項保護海豹資源的措施，戴維斯站每年要完成給400頭海豹打記號的任務。

我們這時可以跑到離站區比較遠的地方，欣賞美麗神奇的南極風光。離戴維斯站2千米的海峽，大小冰山千姿百態，潔凈的冰面像龜背一樣裂成美麗的紋理，卻并不破裂，冰面像鏡面一樣光滑透明，可照人影。這是一個天然的滑冰場，可惜是在遙遠的南極，否則不知要吸引多少滑冰愛好者。在冰山林立的冰山群中倘佯，還可以看到羽毛潔白，只有嘴巴鮮紅鮮紅的雪燕在雪洞中做窠。雪燕是純潔愛情的象征，公雪燕和母雪燕相親相愛，白頭偕老，永遠也不分離。

但是，在一次外出的時候，我又險些送掉了命。那天，我和一位物理學家到冰山群去拍攝企鵝。他比較胖，一個人跑步去，說是要減肥，我則騎著摩托一直開到那里。物理學家來了以后很快就回去，只剩下我一個人轉到海峽的冰山叢中，我盡量靠近企鵝，拍攝它們生活的照片。這里到處都是冰，冰面以下是很深很深的海水。我踏著覆蓋著薄薄積雪的海冰朝前走去，突然腳下嘎嘎作響，原來海冰有很深的裂隙，只是雪蓋住了看不見。我急忙收住腳步，掉頭而返，就在這瞬間，冰面破裂了，幸好我跑得快，不然后果就不堪設想了……

但是，我在來澳大利亞之前，還從來沒有接觸過這門新興學科，連微型生物也沒有見過。因此，在澳大利亞期間，我在哈微博士的幫助下，開始用現代化的電子顯微鏡研究微型生物。這個期間的工作是相當緊張的，我住在霍巴特，但是做實驗卻在肯斯頓澳大利亞南極局，我每天開車去要用25分鐘。一開始，他們就把一份厚厚的說明書交給我，我必須用一個星期時間熟悉電子顯微鏡的操作要領。在這方面，澳大利亞給科學家提供了很方便的工作條件，我可以充分利用這臺電子顯微鏡，愿意工作多久都沒人干涉。在將近半年的時間里，我用頭兩個月搜集資料，然后又用了整整兩個月進行鏡下觀測，我已經完全熟悉電子顯微鏡的操作，處理樣品，觀測拍照，一直到暗室沖洗放大。在最后一個半月，我集中全力寫論文。但是，每當我驅車回到住地，我累得就像一攤泥，倒在沙發上就睡著了，等我醒來才能做飯解決肚皮問題。

有一次，我經過澳大利亞南極局門口，那里立著一塊大石頭，上面鑲嵌了15個銅牌，以紀念15位為南極事業而獻身的科學家。一位澳大利亞朋友笑著對我說：“你差點成了第16個……”是的，我是值得慶幸的，大難不死，而且還很健康地活著。每當想起這些，我就更加珍惜時間，百倍地努力工作。有一次，我應邀到塔斯馬尼亞州大學環境污染中心作報告，我最后向在座的澳大利亞朋友們說，我們中國不久一定會在南極建立自己的科學站，這一天是不會遙遠的。

1984年5月中旬，我回到祖國。這時國內掀起了一股“南極熱”，我國首次南極考察的準備工作正在緊張進行。我在北京呆了10天，“南極辦”的同志問我能不能參加這次考察，我說我從心里是愿意的，我國自己的南極考察，多難得的機會，就是不知道身體能不能吃得消，但我爭取去。6月我回到杭州我所在的研究所，來不及喘一口氣，所領導就告訴我，7月底在日本舉行國際浮游生物學術討論會，要我準備發表論文摘要，我幾乎沒有時間和親人團聚，馬上投入緊張的工作。8月初，我到日本，在清水縣東海大學出席國際浮游生物會議，開了10天會。回國后又參加我國首次南大洋考察協調會議，這時我才知道，我已經被安排擔負這次考察隊生物組組長的職務，于是更談不上休息了。挑選人員，制定計劃，籌劃儀器裝備……繁忙的工作，過度的疲勞，以及從南極歸來接踵而來的任務，使我的血壓升高，轉氨酶也不正常，我被送進了莫于山一家療養院。

11月下旬，我國首次南極考察隊就將出發遠征。在這以前，工作千頭萬緒，10月份要試航，所有的考察儀器都要搬上船。我是本單位生物室主任，所里要求我拿出科研單位整改的方案，還要將南大洋生物考察的計劃修改定稿，這樣多的事情急如星火，我哪能有心思在這里療養呢？

這時候，許多好心的朋友都勸我不要再去南極了，有的說，你身體這樣差，何必自找苦吃呢？也有的說，你還圖個什么呢，你現在名也有了，又入黨了，立了功，提了級，連“八大件”也置齊了，何必去賣命呢？也有些同志勸我，這次南極考察不同以往，單位多，矛盾多，我又不善于搞組織指揮，人與人的關系很復雜，弄不好將會前功盡棄。但是我想，這次南極考察意義重大，從科學工作來說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對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更是振奮國威振興民族精神的事業。我自己是到過南極的，雖然做不了多少工作，但畢竟老馬識途，至少可以為南極的科學事業貢獻菲薄的力量。

我不貪圖什么，主要是為了科學事業。就這樣，我于11月10日趕到上海，登上了“向陽紅1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