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前面發現了冰山！”

一陣欣喜若狂的喊聲從甲板上傳來，夾雜著凌亂的腳步聲。所有的人不約而同地奔向左舷，倚著欄桿朝海上眺望。

在餐廳里用晚餐的時候，船上就熱鬧過一陣，歡呼聲從船頭傳到船尾，使得這頓飯都無法安靜地吃下去了。這也難怪，還在開飯之前半個小時光景，駕駛臺傳出振奮人心的消息，雷達發現了喬治王島，我們這次漫長航程的目的地快要到了。

想到很快就要親眼見到南極的土地，兩百年來多少探險家夢寐以求的冰雪世界即將出現在我們前面，連最沉著的人也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

好消息接踵而來，興奮的神經根本無法平靜。當我們在餐廳里享用著新鮮的阿根廷的青菜時（船只曾在烏斯懷亞補充了大量阿根廷蔬菜），值更的船員喜不自禁地跑來告訴大家：“喬治王島，快來看……”

右舷35度的海平線上，隱隱約約地顯露出幾座突兀的島嶼，幾乎完全被茫茫冰雪包圍起來，五六座聳立的雪峰，籠罩著似煙非煙似霧非霧的陰云，似童話中的仙山，又像是夢里的幻境。也許是距離太遠，從望遠鏡中望去，也無法辨別它們的形狀。

這難道就是我們向往已久的喬治王島，南設得蘭群島中面積最大的島？我有些將信將疑。

似乎沒有懷疑的余地，船員們肯定地告訴我們，用不了幾個小時的航行，船只就要放慢速度，因為很快就要接近喬治王島了。

沒過多久，左舷前方的海面上，出現了一座巨大的冰山，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南極的冰山。它的頂部平展展的，四面陡立，像刀劈似的整齊，顏色是藍幽幽的。因為距離甚遠，看起來不大，但是駕駛臺的船員用儀器測了測，居然長1000米，寬300米，露出水面部分約50米。按常規，冰山的水下部分一般是水上的7倍，這座冰山沒入水下的部分竟達400米。它一動不動地停在那兒，猛然一看，就像是個玉石雕琢的小島。

也許是離喬治王島越來越近，不久又發現了海洋中的龐然大物——鯨。它們在寒冷的暗灰色的海水中暢游，遠遠可以看見噴泉似的一股股水柱，從海水中噴涌而出，時而還可見到鯨的背鰭露出海面，像個黑色的小島，時出時沒。但是，真正看到鯨的全貌，我們一次也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只能說是窺豹一斑吧。

我們在甲板上呆了很久，南極的冰山和稀罕的鯨，像是提早跑來向我們報喜，告訴我們南極快要到了。我相信，兩個世紀以來，歷史上的那些赫赫有名的探險家，第一次闖入南極的海洋時，說不定也和我們現在一樣新奇萬分，心情難以平靜。

暮色已經升起，船只開始進入夜航。遠方的天際還有一條久久不肯消逝的光帶，那是落日的余暉。盡管海風凌厲，衣不勝寒，但我們依然站在甲板上不肯回去，直到遠方的喬治王島漸漸融化在愈來愈濃的夜色里……

這是一個心緒不寧的夜晚，興奮使很多人難以入眠。明晃晃的艙室里彌漫著刺鼻的煙味，大家談論得最多的話題是南極，南極。

我想起一個月前的一個晚上，那是在北京甘家口的海洋局宿舍，我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郭琨同志的家里。

郭琨這個名字，不久以前還鮮為人知，他擔任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也有些年頭了，但是他的名字連同這個委員會，知道的人恐怕也并不多。然而歷史是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的，當中國首次南極考察的歷史性遠征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聞時，郭琨也在一夜之間成為新聞記者們關注的對象。他成了風云一時的新聞人物，這自然是因為他在這次南極考察中擔任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他是中國首次南極洲考察隊隊長，也是喬治王島即將建起的中國長城站第一任站長。實際上，我國首次南極考察的大量組織工作和計劃制定，郭琨都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他今年48歲，出生在河北淶水的農村。這個太行山麓的北方農村是當時八路軍和日本侵略者展開拉鋸式戰斗的地方。日寇的瘋狂掃蕩，八路軍神出鬼沒地奇襲，構成了他童年時代充滿戰斗色彩的旋律。但是那畢竟是一個血雨腥風斗爭殘酷的時代，9歲的郭琨早早離開家鄉，投奔了在南口機務段當司爐的哥哥。郭琨到了南口很快進了鐵路員工子弟學校，那時哥哥沒有成家，兄弟倆住在一起，日子過得挺艱難。新中國成立后，他進了培養軍隊技術干部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郭琨無論如何也不曾想過，他的一生將和南極的冰雪世界會有這樣深的緣分。他甚至也不曾想過，他和南極會有什么關系。

在郭琨的家里——這是一套兩居室的房間——我們圍著一張小書桌，海闊天空地聊著。很自然，我也向他提出自己的疑問。

“這是組織上的決定。”郭琨一笑道。

郭琨在鐵路中學畢業后，進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的是氣象專業，這是“組織上的決定”。畢業分配，以后進了國家海洋局，同樣也是“組織上的決定”。當我國南極考察的序幕剛剛拉開，國務院于1981年5月批準成立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時，他被調到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辦公室擔任主任，那時他的手下還沒有幾個“兵”，也仍然是“組織上的決定”。但是，難能可貴的是，郭琨從這一刻起，毫不猶豫地把他的生活理想，甚至全部生命獻給了風雪咆哮的千里冰原和那漂浮著巍巍冰山的寒冷海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抱定了“把一腔熱血灑在南極”的宗旨。

他說，我國代表團共3人，團長是外交部條法司副司長司馬駿，一位老外交官，成員只有他自己，還有一名翻譯。這次會議的議題很多，共有三十多項，包括南極氣象手冊南極科學保護區及南極環境保護等等。

“但是，南極條約的參加國有協商國和締約國之分，”郭琨猛吸了一口煙，說，“凡是在南極建有科學站的國家，并且獨立地開展了科學考察，才有權取得協商國的資格，現在，南極條約共有16個協商國。至于同意加入南極條約，但是在南極沒有建立科學站，這樣的國家僅僅是它的締約國，我國就是南極條約的締約國，而不是協商國。”

郭琨他們出席了在堪培拉舉行的南極條約第12次會議，這才發現，協商國和締約國的地位是極為懸殊的。

首先，在會場座次的安排上是大有講究的。這次會議的會場中心是一排長桌，前方是主席臺，長桌的兩側又布置了一排桌子。按照規定，協商國的代表團在中心位置的長桌前就座，至于締約國，那就只能在兩側的桌子靠邊就座了。

這還算不了什么。但是，郭琨很快發現，發給各國代表的文件資料也是有區別的。秘書處給每個代表團都配備了文件柜，有好幾次，郭琨看見別國文件柜里一摞摞的文件地圖冊，而我國的文件柜空空如也。跑到秘書處詢問，答復是：這些文件只發協商國，不發締約國。

碰了一個軟釘子，郭琨的心里就像寓著一團火，但他畢竟忍住了沒有發作。

這種難堪的待遇，深深刺痛了郭琨和我國代表團每個成員的民族自尊心。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郭琨向我回憶這些往事，總是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他那瘦削的臉頰肌肉抽搐，眼眶也濕潤了。

“我再也無法忍受了。”郭琨喊起來，“我對司馬駿團長說，‘以后不在南極建站，決不來參加這樣的會議！’會議期間，各國代表團紛紛舉行招待會，我一概都不參加。”

郭琨沒有再說下去，但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難道不是這樣嗎？郭琨，還有我們每個考察隊員，每個船員和水手，每個海軍的指揮員和普通的水兵，他們不都是懷著為國爭光的信念，離別親人，遠離祖國，奔赴這南極的曠古荒原嗎？他們只有一個理想，一個目標，把祖國神圣的國旗插上南極的冰原，讓它迎著呼嘯的風雪高高飄揚。為了這一切，他們不惜把青春的熱血灑在茫茫冰原之上。

這天晚上，我沒有去打擾郭琨隊長，但我相信，在這個令人激動的夜晚，他會浮想聯翩，難以安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