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的北京，來自北京大學、軍科院和國防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濟濟一堂，正在為國民經濟協員發展規劃獻計獻策。“我國國防建設的基本特征是：防御型的戰略目標，仁德型的戰略文化，低耗型的國防投入。要在新世紀里實現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動員‘雙贏’目標，必須選擇國民經濟動員‘納入式’的發展模式!”一位大校擲地有聲地說道。在場的人都向這位頭發花白、眼睛里閃爍著睿智的發言者投去贊許的目光。他，就是享譽軍內外的國防經濟動員專家、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博士生導師朱慶林教授。

人到中年志始張

20世紀80年代初，朱慶林從北京調到武漢軍事經濟學院任教。在講授政治經濟學時，他發現教學內容很少涉及到國防經濟理論。“是自己知識面不寬，還是學術界對國防經濟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為了尋找答案，他一頭扎進了圖書館。

那個時候，學校的圖書館硬件很差，連復印機也沒有，他只能把書借回家里，一個字一個字摘抄。有些書不能外借，他就親手裁制了大量卡片，隨身帶上幾張。見到有價值的資料就趴在書架上記下來。日積月累，竟攢出了幾抽屜的卡片。朱慶林花了一年的時間，借閱了館內所有關于經濟學類的書籍，還多次利用出差、開會的機會進行調研;到省圖書館、武漢各院校查找資料;向專家學者請教。

機遇總是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國家計委國防司為了推動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發展，先后召開數十次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研討會，朱慶林應邀參加。回來后，他不僅帶了幾大包資料，也帶來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國民經濟動員理論框架。

在朱慶林心里頭，始終有著一個強烈的信念：向新的學術領域沖刺，老兵就應該站在隊伍的最前列。他毅然選擇了國民經濟動員的五個重大理論課題，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潛心研究。

敢在荒灘求建樹

朱慶林在家中趕寫《國民經濟動員學概論》初稿時，“火爐”武漢的盛夏，屋里悶熱潮濕，蚊蟲也特別多，家人一到晚上都到漢江堤邊消暑去了，他卻一個人伏在桌上寫書。一長時間吹電扇頭就發暈，只好靠點上蚊香，裹上床單，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到了冬天，武漢同樣寒氣襲人。為了驅寒，他叫家人找出在部隊當兵時用的大頭鞋、軍棉帽，把自己“全副武裝”了起來。

多年來，圍繞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國民經濟動員學這一課題，朱慶林在不斷地學習和探索中深深感到，自己知識的不足和研究方法的滯后。為此，他走上了邊干邊學，邊學邊干這條艱辛的自學道路。朱慶林給自己規定了一條紀律：在家每個月去一次書店，出差在外只要有空先去書店。

在人生的旅途中，朱慶林不斷進取，也不斷傳出捷報。他先后主責完成國家級軟科學課題《新時期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研究》，出版《國民經濟動員概論》、《國防需求論》、《經濟動員基礎論》、《經濟動員機制論》和《經濟動員準備論》。這些成果被國家經濟動員辦公室譽為“九五”國民經濟動員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并作為眾多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教材使用;重新界定了國民經濟動員范疇，提出了經濟動員基礎的“母子堡”模式，引起了國家有關部門和同行的關注和贊揚。

甘為人梯育新人

朱慶林在武漢工作，然而在北京，特別是在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界，卻廣為流傳著“南朱北庫”之說。當許多人都尊敬地稱他是國民經濟動員學的拓荒者時，他總謙遜地說，還是叫我鋪路人吧。

當名人，成專家，不是朱慶林的人生追求。他深知，學院要在國民經濟動員領域領先國內，需要一批批青年人才盡快脫穎而出，攜手攻關，形成集團作戰的優勢。為此，他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人才建設上。一次，某軍區進行國民經濟動員網上演練，邀請朱慶林參與理論總結。他帶領兩名碩士，夜以繼日，連續作戰。從擬提綱到寫草稿，他讓學生來唱主角，挑大梁，自己親自把關，一發現問題及時糾正，直到滿意為止。審閱研究生畢業論文，他看得極為認真，不等學生找上門來，他常常主動詢問學生論文框架搭得合不合理，進展如何，缺少什么資料，并親自和學生一同推敲論點，查找資料，校對文字，甚至連標點符號這樣的小毛病他也要修改過來。經過精心指導，他帶的學生，屢次在畢業論文答辯中獲得優秀。

學問無止境，奮斗無止境。朱慶林把自己的事業與國民經濟動員學緊緊聯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