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碩士、某投資公司董事長童增近日改行研究生物學，出版《最后一道防線》一書，主張非典(SARS)是美國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這種牽強附會且駭人聽聞的“陰謀論”，受到了許多人的質疑、駁斥，但是也有不少人為之辯護，其中一個很奇怪的理由叫做“不應否決SARS基因武器說的懷疑精神”，聲稱懷疑是科學發現的驅動力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內涵，而童增懷疑美國制造SARS基因武器攻擊中國人，“非常符合科學精神”，并責備那些批評童增的專家把這種懷疑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科學和理性的，主張“對群眾中的懷疑精神，必須加以愛護，讓他們不僅能夠發表議論，而且能學會理性思考”。

說得堂而皇之，但是我們只要打個比方就可以知道這種辯護理由絕非“理性思考”的產物：如果我以其人之道治其身，也著書立說懷疑非典病毒是童增制造出來的，被童增以涉嫌誹謗告上法庭，這位辯護者是不是也要說“不應否決SARS童增制造說的懷疑精神”呢?這顯然非常荒唐。那么人們為什么普遍把懷疑精神視為科學精神的內涵?原來此懷疑非彼懷疑。“懷疑”一語在漢語中有兩個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不相信。童增對非典的起源疑神疑鬼，這屬于猜疑;而屬于科學精神的“懷疑”指的卻是不相信，更確切地說，是不輕信，在面對一個標新立異的說法，特別是駭人聽聞的說法時，要求有確鑿的證據和嚴密的證明，否則不予接受。

科學的懷疑精神源自古希臘的懷疑論。懷疑論者在古希臘被稱為Skeptikos，意思是“探究者”。他們反對教條主義，對各式各樣的說教都首先持懷疑態度，要求知道這些說教的依據何在，是否的確是成立的。如果人們盲目地接受教條和“常識”，不敢挑戰權威和迷信，那么科學是不可能發展的。現代科學的誕生，正是發揚懷疑精神的結果：既懷疑人人信奉的宗教教條和迷信，也挑戰古代科學的權威：哥白尼挑戰托勒密地心說，維薩里、哈維挑戰蓋倫的解剖學，伽利略挑戰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懷疑意味著科學絕不相信權威，也絕不無條件地寬容，如果不具有懷疑精神，對所有的觀念，不管是合理還是荒唐，都全盤接收，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偽存真的基礎，科學也無法發展。

但是，極端的懷疑論會導致懷疑一切，使心靈閉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認人們對世界的認識能力，否認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從而走向反科學。因此，僅僅具有懷疑精神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為科學精神增添新的內涵：實證和理性，即對各種主張用嚴密的邏輯進行分析，要求有確鑿的證據;越是不尋常的主張，越要求有不尋常的證據。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懷疑，而是建立在實證和理性的基礎上，這才是科學的懷疑精神的真諦。科學先驅者之所以偉大，并不僅僅因為他們富有懷疑精神，勇當異端，敢于懷疑教條，還因為他們富于實證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確鑿的證據和嚴密的分析推翻教條，建立新說。

人們在談論科學精神時，往往強調探索和懷疑精神，而忽略了實證和理性精神。事實上，實證和理性才是科學精神中最為重要、最難掌握，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缺乏的。所以我們能夠經常看到兩種極端：要么以當代哥白尼自居胡亂懷疑科學主流，要么迷信怪力亂神、偽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