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資源換增長”已走到盡頭

科學發展觀中極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落實到加強對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上來。為何如此強調?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為我們細解原因：

一是中國生態環境的先天脆弱性。其脆弱性，明顯超出全球平均狀況：國土面積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風影響、33%是干旱或荒漠地區……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后一個殘酷的現實是：55%的國土面積不適宜人類生活和生產。

二是中國人口多、資源相對不足日益成為制約發展的突出矛盾。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個城市中，400多個缺水，其中110個嚴重缺水。我國人均耕地擁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氣、銅和鋁等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儲量分別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

三是我國這2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能源浪費大、環境破壞嚴重等問題日益凸顯，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

無序、無度的消耗，迅速透支著我們寶貴的資源。以下是來自國家環保總局的一組沉甸甸的數據：

──從上世紀50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擴大面積從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

──1952年我國人均耕地2.82畝，2003年人均耕地減少到1.43畝，在各地轟轟烈烈的“圈地”熱潮中僅最近7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被占耕地大量閑置。同時，土地利用強度加大，土地肥力衰退，我國的中低產田比例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上世紀90年代的4/5。

──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類水質占40.9%，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

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愈來愈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嚴重制約!

實現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從資源、環境現狀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目標來看，我國現在必須貫徹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摒棄傳統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在此基礎上，我們必須完善核算體系，調整經濟結構，發展循環經濟，推進科技進步，加快體制創新，強化企業管理，引導合理消費，提高國民素質。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管理信息系統系副主任雷明認為，從技術層面上看，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產生于三個方面：一是資源消耗增長過快;二是資源利用效率過低;三是資源再生化率不高。現在我國許多大宗消費的戰略性資源對國際市場的依靠程度已經很高。去年我國消耗的鐵礦石和氧化鋁約50%、銅約60%、原油約34%都要依靠進口。而同時，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過低。我國每新增GDP一塊錢要比世界其他國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比日本多13倍以上的能源。此外，從資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國資源重復利用率也遠低于發達國家。比如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水資源循環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50%以上。

有關資料表明，如果維持現有消費水平不變，全球化石能源總儲量只能維持人類消費100年左右，而在全球能源能產量中，國際貿易量不到50%，重要資源被少數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所壟斷，國際自由貿易量的比例更低。一方面是國內、國際資源供給緊張，一方面是資源利用方式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針對這一狀況，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認為，我國必須加大資源的循環利用，走循環經濟之路。

他介紹說：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循環經濟則是“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與傳統經濟模式相比，循環經濟要求按照生態規律組織整個生產、消費和廢物處理過程，其本質是一種生態經濟。

發展循環經濟是國家行為，要求政府積極而科學地介入。潘岳強調，政府必須具備“綠色控制”能力，從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到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將環境文化的理念從單純的自然環境保護擴展到教育、科技、企業經營及廢物處理等諸多環節之中。

毫無疑問，發展循環經濟是解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途徑。

呼喚綠色核算體系

接受采訪的專家指出，必須排除干擾，用“綠色核算體系”來重新審視和把握經濟發展之路徑。

目前在評價經濟狀況經濟增長趨勢及社會財富的表現時，使用最為廣泛的是由國民經濟核算所提供的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等。然而，這一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存在著固有的缺陷，不能完全反映自然與環境之間的平衡。

牛文元教授指出，在評估成本與資本時，國民經濟核算忽視了自然資源的稀缺性，而這已經危及到維持經濟發展。此外，由污染導致的環境質量下降，以及對人類健康和財富的影響，甚至用來維持環境質量的費用，也被當作國民收入、社會財富的增加來加以核算，而實際上這些費用只應當作為社會的維持成本。

這些缺陷使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僅無法衡量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導致的經濟損失，相反還助長了一些部門和地區為追求高的GDP增長而破壞環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資源的行為。“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數字里有相當一部分是靠犧牲后代的機會來獲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學的發展觀去衡量和評價，不但不是業績，反而是一種破壞。我們要加快發展、加速發展，但不能盲目發展。”牛文元說。

據雷明計算，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犧牲自然資源和環境取得的，屬“虛值”或者說“環境欠賬”。這個數字意味著，在我國整個90年代的經濟增長中，從實現可持續發展角度看，理想情況應從每年GDP新增部分拿出40%~60%對環境進行補償。

各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單純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模式不可能持續。建立綠色核算體系和綠色GDP核算與數據發布制度已勢在必行。我們相信，綠色核算體系的建立將對我國國民財富的積累產生重大的影響，對實現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三贏”目標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

據了解，國家發改委將與國家統計局一起，會同國家環保總局、國土資源部等部門加緊研究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綠色GDP核算體系;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套不僅包括物質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科學考核體系，以有利于促進各地區、各部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注重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的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