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偶爾看到錢鐘書《林紓的翻譯》中的一段話，產生強烈共鳴，他說：“翻譯總是以原作的那一國語文為出發(fā)點而譯成的這一國語文為到達點，從最初出發(fā)以至終竟到達，這是很艱辛的過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因此，譯文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上或口吻上違背或不很貼合原文”。

　　回顧《毛選》翻譯，當時每一篇文章都是經過幾個人的手，經歷初譯、校對、改譯、再核，再改等過程，從原作的中文——“出發(fā)點”，直到譯文——“到達點”，一路上確實是很辛苦。但并不以為這樣就可以大功告成。對翻譯工作而言，完成譯文只能說是走完了路程的一半，而另一半——即讀者(完全不懂中文，手頭上無原作可對照)是否能通過我們的譯文掌握原作的思想內容，尚未檢驗和審視。一篇譯文需要從兩個角度——譯者和讀者的角度去檢查，反復推敲、加工直至最后完成。也許有人會說，我已對原文亦步亦趨，一字一句地轉化成日文了，讀者應可以接受、理解。但實際上，我們常常看到由于未能很好掌握原作內容的精神實質，譯文中出現些錯誤、失真、變味之處而誤導讀者；由于未能很好掌握中日文語言習慣的差異，譯文中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而難于被讀者接受；而根據原文進行的意譯又會使譯文失去原作的風味。借用已故專家川越敏孝先生的話來說，由于我們的譯文還不夠完美，會把原來是圓形的思想內容與文字形式相統一的原作譯成六角形或八角形，而讀者的解讀可能只有三角形或四角形。因此，川越先生在改稿中一絲不茍，精雕細刻，精益求精，改好后常常自己從頭看幾遍，不斷加工，提煉。整個《毛選》翻譯，采取個人負責把關、集體討論決定辦法，設立初譯、核稿、改稿、再核、再改，以及定稿委員會和請外面的日本專家當第一讀者等關卡，并在必要時參考英文稿，通過這樣從譯者和讀者兩個不同角度審視譯文的辦法，保證了譯文忠實完整地再現原作。

　　什么樣的譯文才算是原作的忠實完整的再現?在《毛選》翻譯開始的階段，曾用嚴復的信、達、雅作為好譯文的標準。在第二次《毛選》改譯時，(1963年改譯一、二、三卷)日共派來的專家淺川謙次先生提出了“忠于原文的四原則”：(一)不加不減；(二)一語一譯；(三)句逗點與原文一致；(四)顛倒原則，即“重點說”。根據這一原則改譯的《毛選》于 1965年由日本的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由于過于強調形式上的忠實，這個板本的譯文有些地方顯得生硬，有些地方不能很好地表達原作的意思。于是在第三次翻譯時(1967年改譯1、2、3、4卷)重新評估了上一次“四項原則”，提出了新的改譯方針：“在正確解釋原作內容的基礎上解決好譯文的正確性”(正確的政治內容)和易懂性(通俗易懂的日文形式)之間的矛盾”，并對重大修改處進行登記，工作結束后在此分析的基礎上做了工作總結。已故專家川越先生在這個時期的總結，最有深度，非常全面和系統，對以后革命領袖理論著作的中譯日工作很有參考價值。

　　回顧第三次《毛選》改譯后的總結，對我印象最深的是川越先生提出的對譯文的“一義性”要求。“一羲”是同語，據辭典解釋，它的意思是“一個意義，一個道理”。根據我的理解，“一義性”要求，就是譯文要“邏輯清楚，意思明確”，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字，只能傳達一個意思、一個觀點、一個思想，邏輯要清楚，意思要明確，不能含糊、暖味。

　　如何達到“一義性”要求，結合川越先生的總結，似乎可以歸納出三點：

　　第一，譯詞的正確、合適和關鍵詞匯的統一，邏輯清晰的譯文要求有正確的譯詞和關鍵詞匯的統一(不是一語一譯)。正確的譯詞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要與日本社會各個領域通用和專用的概念相一致，選擇這樣的譯詞這是我們翻譯工作中最經常、最大量的工作。在翻譯工作經驗總結中也有大量論述，在這里就不再贅言。二是在《毛選》翻譯中特別強調的，就是要把原作的詞語放在當時的歷史和斗爭環(huán)境中去認識，正確掌握其含義而不要輕易地從字面上翻譯。我們的譯詞必須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立場；譯文表達的內容要符合當時革命形勢和社會的實際。因此，在《毛選》翻譯工作中，我們強調要注意掌握和了解毛主席文章寫作的歷史背景和革命形勢，了解毛主席對形勢的判斷、立場、態(tài)度和文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進而弄清原文思想內容和每一個詞、每一個句的正確含義。在翻譯中，我們所接觸的大量的詞匯都是我們所不熟悉的，許多都是毛主席創(chuàng)造的、中國革命獨特的，如建黨、建軍、戰(zhàn)略、戰(zhàn)術、哲學、文藝以及農村、土地問題、工商業(yè)政策等等。故在翻譯中必須注意學習，下大力氣弄清詞匯的意義，掌握正確的概念，不然就談不上翻譯。(當時無電腦，只能引經據典)第二、忠實地反映原文內容的邏輯關系，防止形式主義的詞藻堆積。在“一義性”要求中，川越先生突出地強調這個問題。在翻譯時，我們要掌握詞與詞、句與句、段落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不是表面上的形式，他主張“眼光要透過紙脊”，看穿表面上的文字，深刻領會其含義和相互聯系，把他清楚地表達出來。中文的關聯詞較少，因此“不加不減”的原則是行不通的，必要的關聯詞可以使文章明確、生動、有時候還得加，（有時候也可省略）。日文的“重點說”和“顛倒原則”有道理，但不能不加分析地使用，必須從段落間的邏輯關系考慮，明確重點，理順關系。名詞(名詞形)的并列、動詞的多次出現和并列，也要注意分析，弄清關系，防止混亂。由于中日文結構的不同，“管到哪里”、“承接哪里”的問題常發(fā)生，要注意處理好。其他如假定、因果、目的等句與句的對應關系也要想辦法處理好。

　　第三、力求使譯文好讀好懂，但要反映(或者不損害)原文表達的形式和風格，譯文的思想內容是第一位的，但要忠實于原文表達方式，譯文既要有通俗易懂的日文形式，也要有原作的“面影”(面貌)。要掌握中日文在表達方式和句子結構上的差異，使譯文符合日文表達方式和習慣。避免翻譯調，但不要改寫，或自由意譯而破壞原文獨特的風格和表達方式。中日文句逗點有差別，一律按中文處理，尤其在長文中容易出現文理不通、眉目不清、邏輯混亂，故適當斷句，表達好句與句之間的聯系。介詞、助詞、虛詞，主語、代名詞、被動形、使役形，貶義詞、褒義詞等，要重視日文習慣，不要機械地硬譯。對復合詞，古詩文、成語、典故、諺語、俗語、四～五字排列句等可以靈活掌握，分別采取直譯、意譯或直意譯結合等辦法，根據上下文關系而定。避免用解釋譯，盡量找出恰當的譯詞或改變一些說法，如并列的動詞形改為名詞形，有些詞可以“反過來譯”(裏から訳す)，總之，要使譯文簡潔易懂需要講究技巧。另外，還要注意譯文的群眾化問題，對一些深奧的難字，少見不常用的漢字、古雅的表達方法，包括外來語，在不影響文風的情況下要做必要的修改。

　　《毛選》翻譯工作，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結束，未免受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的影響。在理解、解釋原作內容方面花了極大精力，相對削弱如何才能搞好譯文的努力；強調為革命人民服務，強調通俗、易懂、群眾化，因此有些地方顯得羅嗦，影響了文風、文體的表達；采取集體討論辦法，這固然是對的、好的，但往往使譯文變成多人妥協產物，顯得一般化、無特色。總之，翻譯工作是無窮盡的工作，要使譯文變成原作的“投胎轉世”，是不容易的，不可能一舉而成。但如果現在要重新翻譯，相信一定會比過去做得更好。

　　黃幸（總政）

　　200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