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雖然隱居菁山、閉門寫書，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遠離塵世，實際上，他參與政治的欲火并沒熄滅，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

他病重期間，以悲哀的語調說：“我不能隨蔣公回大陸去了，這是我深感遺憾的。”

蔣介石一手策劃排除閻錫山職權

1949年12月7日，這是成都一個少有的寒冷天，空曠的成都機場上更是冷風如刀，寒氣逼人。從清晨起，機場各處戒備森嚴，秩序井然。早晨10點鐘左右，幾輛小車先后駛進機場，從車上下來一批國民黨高級官員，他們簇擁著一個中等身材、有點肥胖的老人，這老人身穿黑色披風，頭戴禮帽，眼中閃出威嚴的光芒，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山西王，國民黨行政院長閻錫山。

閻錫山自從在廣州組閣、取代何應欽后，率領他的政府內閣從廣州移到重慶，從重慶遷至成都，發誓要與人民解放軍頑抗到底。可是時運不濟，西南地區盧漢、劉文輝發動起義，倒戈投向共產黨，現在，人民解放軍已兵臨成都城下，再要頑抗，只能是死路一條。閻錫山也顧不得當初的誓言，不再堅持死守成都，盡快逃往臺灣，他終于面臨了別離大陸的時刻。

六十七歲的閻錫山家鄉觀念很重，在別離大陸之際，他想多看看大陸的一切，但處于如此危急時刻，他不僅不能去老家山西五臺縣去看看，甚至連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望江亭也沒有時間去觀賞了。他到飛機場后，急忙與送行的官員告別，匆匆鉆進了機艙，飛機很快起飛，閻錫山只能在機艙俯視眼底山河。此去臺灣，不知等待他的將是什么命運？

當時的臺灣，猶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孤舟，處于嚴重的危機與混亂之中。閻錫山到了臺灣后，仍想拼死掙扎。他向蔣介石提出了“保衛臺灣海南島收復大陸計劃方案”，方案卻被蔣介石束之高閣。特別是閻錫山還想重溫大陸的舊夢，他寫信要李宗仁回臺灣繼續當總統，他好繼續當行政院長。這就為蔣介石所嫉恨，決心將他趕下政治舞臺。

此時，蔣介石正著力于將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獨攬手中，而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本是蔣介石與李宗仁矛盾的產物，蔣氏父子在臺灣一手遮天，臺灣的政治舞臺已不能容忍李宗仁，閻錫山豈有立腳之地。

1950年1月，蔣介石一手策劃成立了“國民黨改造案研究小組”，把閻錫山排除在外，這就說明閻錫山將被擠出臺灣的權力中心。

3月1日，蔣介石在宣布引退一年又兩個月后，復行“總統”職權，宣布將重組政府，這無疑是向閻錫山發出了要其下臺的敦促令。作為李宗仁代總統時代的行政院將被新政府所取代而成為歷史，行政院長的寶座將易人。于是，識時務的閻錫山只好率全體行政院“閣員”向蔣介石提出總辭職，當即獲得批準。

閻錫山辭職不久，蔣介石對人事安排做了重大調整。蔣的親信陳誠被任命為行政院長，取代閻錫山；吳國楨被任命為臺灣省主席；親美派軍人孫立人當上了陸軍總司令；周至柔被任命為空軍總司令；桂永清被任命為海軍總司令。蔣介石還任命他的兒子蔣經國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所有一切重要部門的職務，都與閻錫山無關，這樣，閻錫山就無聲地從臺灣政治舞臺上消失了。

“狡兔三窟”曾隱居石頭窯洞

閻錫山并非是目光短淺之人，他靠自己的深謀遠慮統治山西幾十年。1949年，他從太原逃到南京時，就已斷定這個政權不會長久，因此，他給自己的未來做了精心安排，他先將他的繼母和二兒媳送到臺灣，給他們一大筆錢，在臺北設立了“閻公館”；繼而，讓他的第四個兒子閻志敏遠走美國，并帶走大宗財產，在那里買下高級別墅；然后，又派他的親戚徐士珙到日本，也給其大量資金，讓其在東京營建新的巢穴。三個地方都作了準備，真可謂“狡兔三窟”。現在，閻錫山被免職的下場確是應驗了當初的預料，他本來是準備在臺灣長住下去的，但免職后，他考慮了很多，蔣介石既然不容他，臺灣也決非久居之地，不如遠走他國，去了卻人生的最后歲月。于是，閻錫山便向蔣介石寫了報告，說他身體有病，想出國治療，提出了到日本或者美國的要求。

國民黨一些元老大凡要出國，多是以病為由，如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旦出去以后，便不再回來，且在海外互相聯絡，獨成一體，甚至有的人還寫文章、發表談話，攻擊與謾罵臺灣政權。這一點，蔣介石甚為惱火。他不能放閻錫山出去，他知道閻錫山在罷免行政院長后滿腹牢騷，只是在臺灣不敢表露而已。一旦出去，又將是他的一個對頭，這只虎不能放出去。因此，蔣介石沒有批準閻錫山的出國報告。

蔣介石大權在手，閻錫山不敢碰硬，只好乖乖留下來，在臺灣消磨多余的歲月。閻錫山本來在臺北鬧市區準備有豪華的公館，但他不愿住在那里。為了避免經常見到那些上臺的新貴，惹些不必要的麻煩，他搬到了市郊陽明山的菁山居住。那里雖然風景如畫，環境幽靜，空氣清新，但地區偏僻，交通不便，而且連起碼的現代生活設施如自來水、電燈、電話都沒有。但閻錫山不管這些，硬是住了下來。為了適應環境，他叫人把房間用石頭壘成西北地區的窯洞一樣；沒有電燈，就點煤油燈；沒有自來水，就像當地山民一樣，到澗邊取水。堂堂國民黨的行政院長，在下臺后，就住在這石頭窯洞中，像古代人一樣，過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復始的隱居生活。

閻錫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這十年中，他起居很有規律。每天早晨7時起床。早餐后便開始寫作；午飯后，休息兩小時，然后會客、座談、看書或思考；晚飯后，他喜歡一個人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鮮空氣，欣賞陽明山暮色中綺麗的風光；回來后，便拿出一部《易經》來，慢慢閱讀。歲去年來，逝者如斯，他長住在此，怡然自得。

十年時間中，閻錫山的主要工作是著書立說。這期間，他先后寫作并出版了大量書籍。縱觀那些書的內容，紛紜復雜，但只有一個中心思想，便是反共。閻錫山并沒有從在大陸遭到的失敗中找到人生的真諦，淡化其反共的意識；相反，他從反面去總結教訓，更加頑固地堅持其反共立場，賣力地鼓吹反共的陳詞濫調，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閻錫山雖然隱居菁山、閉門寫書，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遠離塵世，實際上，他參與政治的欲火并沒熄滅，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除了寫書、在書中大談政治外，他還常到臺北一些機關、學校、團體，向公眾發表反共演講。他雖然年邁體衰，但只要有人邀請，他必去無疑，幾乎每月都有十幾次演講，有時一天講幾次，真可謂不辭勞苦。

臨終念念不忘山西老家風景

在寫作與演講之余，閻錫山還在他的寓所里接待各類人物。時常有很多人前去拜訪，有親朋故舊、政界顯要、民意代表、軍界首領、實業巨子、企業領袖、教授學者、神父牧師、新聞記者等。在與這些人的會談中，他也不忘大搞反共宣傳，不厭其煩地勸導別人去反共，企圖以此博得蔣介石的好感。

閻錫山自認為是了不起的先哲仁人，但他不知道，他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終不過是一跳梁小丑。過度的勞累，使閻錫山的身體急劇垮了下來，體內各種疾病交替出現，而且日趨嚴重。他先患糖尿病，不久，又出現冠狀動脈硬化，隨后，又是心臟病，這諸多病癥時刻困擾著他，威脅著他，使他不得安寧。再加上年齡一天天增大，各種器官日趨老化，身體的抵抗能力逐漸減弱。閻錫山已是日薄西山，“昏慘慘黃泉路近”。

1960年5月初，閻錫山突然發生腹泄，不久，腿部和臉部出現浮腫，他氣喘吁吁，站立不穩，不能自持，常常要人扶著在沙發上坐一下，或者用小車推著在室外走一圈，自理能力一天天減弱。

閻錫山知道自己在這世上不會有太多的時間了，他常常望著窗外的山巒和樹木出神，隨從人員問他想什么，他長嘆一聲，感慨地說：“這陽明山比我們文山樹多，風景好！”隨從人員知道他說的文山，是他老家山西省五臺縣河邊村的那個小山頭，是啊，老人在想他的家鄉，他已是十幾年沒回老家了。

“我們沒有到過文山，文山一定好玩吧？”隨從人員好奇地問。

“嗯，很好玩，山上有很多樹，山下，滹沱河水緩緩流過，山水相映，也是很美的，當然，跟陽明山比，就差些了。唉，現在不知是什么模樣了。算了，不談這些了。”閻錫山嘆了口氣，又不說話了，依舊望著窗外的山巒與樹木出神。見到親人故友，閻錫山情緒十分低落，他以悲哀的語調說：“我不能隨蔣公回大陸去了，這是我深感遺憾的。”

5月21日，閻錫山因感風寒，患了感冒，早晨便臥床不起，左右扶他起床時，發現他的腿已完全不能站立，口中不能言語，手已麻木，連衣扣也不能扣上，頭低垂，不能抬起，與前判若兩人。由于離市區遠，醫治措施拖到了第二天。

5月22日，家人請來醫生，經診斷后確定，閻錫山所患感冒已轉成肺炎，情勢嚴重，必須趕快送醫院治療。于是，家人迅速將閻錫山抬上救護車，準備送臺北市臺大醫院診治，但車行中途，閻錫山病情轉危，不幾分鐘，便已昏迷。到臺大醫院后，雖經多方搶救，終因耽誤太久，而無力回天，閻錫山最終死于臺大醫院，終年78歲。

閻錫山本來已被蔣介石忘掉，但現在人已死了，蔣介石還得裝模作樣表示一下，他派人送來了“愴懷耆勛”的匾額，以示哀悼。5月29日，閻錫山入殮時，蔣介石親自致祭，言語動情，讓人感動，似乎他與閻錫山從來是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他對閻錫山的死是真心痛悼。

閻錫山的靈柩埋葬在陽明山七星山南面一塊坡地上，這里有山有水，綠樹成蔭，景色秀美，是山西五臺縣的文山所不及的。但閻錫山倘若地下有知，他還是不會滿意，他倒是愿意長眠在他的家鄉，與文山的輕風明月相伴，聽滹沱河那潺潺的流水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