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是老小。父親有我的時候已經將近40歲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對我特別關愛。父親在年輕的時候屬于“熱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時常也愛喝點酒，脾氣當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時候沒少挨父親的揍。但是父親從來沒對我動過一個手指頭。

小學開始學寫作文，我那時候很痛苦——那個年代的孩子既沒有學前班，也沒有在課外積累多少詞匯量，剛學會認字就要被逼著寫文章，所以個個抓耳撓腮。

咬著牙寫了幾篇，都被老師判了很低的分，這讓我很沒有自信。父親終于忍不住伸出了援手。

有一天，他走過來，說：“這樣吧，我來說，你來寫，但是寫完了一定要告訴老師：‘這是我父親幫我寫的。’”于是，由父親口述、我來落筆的一篇作文就這樣誕生了。

當然中間有些內容也是父親問了我的想法后組織語言而成的。出于小小的虛榮心，交作業的時候，我并沒有向老師特別聲明這篇作文是父親代寫的。

等到作文批改完畢，老師表揚了我，還讓我在全班同學面前把作文朗讀了一遍。從那以后，我似乎找到一點寫作文的信心。

之后父親又輔導我寫過好幾篇作文，只不過他有意識地減少了“參與度”。再后來，他只是偶爾給我一點指點，基本上由我自己來寫。奇妙的是，從那以后，我的作文越寫越有感覺，高考時我的作文還拿了高分。

多年后，我告訴父親：“當時我并沒有向老師說明那篇作文是您幫我寫的。”父親聽了后說：“當時幫你寫是為了幫你建立自信心，讓你相信‘我能寫出來這東西’，不過你不告訴老師實情是不對的。”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的我，臉紅到了脖子。在我眼里，我的父親就是我的老師，不僅是我的作文老師，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師。

大學畢業后，我分配到了北京，開始了一個人的闖蕩。盡管由于時空的關系，我跟父親實際上的交流變得不那么隨時隨地，但從未間斷過。等我調到了央視，開始做一個“電視人”以后，已經退休的老人家經常給我打電話，有時還改改我發音的錯誤。

那個時候，父親雖然名義上已經退休，但還在堅持上課——父親是蘭州大學俄語系的教授。在文史方面，父親是一個雜家。新中國建立前，他在西北大學專修中文和歷史，無論是歷史還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識面非常廣。

在我的記憶中，沒有父親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視后，在采訪報道中遇到什么難解的問題，第一時間想到請教的人就是父親。

父親還是一個特別多才多藝的人，激情四射又很富有浪漫氣質。在家里，有的時候他喝點小酒，興致上來就會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詩，甚至還會引吭高歌，用俄語唱上兩句。

另外，父親喜愛戲劇，他對京劇的熱愛近于“票友”級別，而對話劇就更是情有獨鐘，達到“發燒”級了。

父親平時說話嗓門很高，蘭州話叫“大話懸（喧）天”。他熱愛生活，炒得一手好菜。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吃過最好吃的魚香肉絲非我父親做的莫屬。

他愛喝兩盅，在那個艱苦的歲月里，他一個月只有一點點生活費。即便是那樣，只要有條件，他隔三岔五就會到我家巷口的雜貨鋪，打上二兩很便宜的散裝高粱酒。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的身體一直不錯，70多歲的時候還能健步如飛，帶著我們一家老小爬五泉山。2000年，在北京的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得知父親心臟病突發住進醫院，我立刻飛回蘭州。

大夫告訴我，父親得的是心肌梗塞，一個主要血管堵了，有一部分心肌供不上血，但好在血流自行改道，目前沒有生命危險，但要做介入手術，必要的話需要放支架疏通血管。在今天，心臟手術似乎已經不是什么嚇人的事了，可是在2000年、在我的老家蘭州，這還是一個比較驚險的手術。

慎重起見，我決定從北京請專家來會診。經過一番緊張的討論，兩位北京來的專家給出的治療方案是，先靜養十幾天，把狀況穩定住，然后再做手術。

在那之后的近一個月，我基本上就是在蘭州和北京之間飛來飛去。1個月后，北京的大夫如約趕到蘭州，給父親做了支架手術。

手術當天，我坐在手術室外面一間監控室里，那里有一臺電腦，屏幕上可以看到手術的全過程。當支架成功放入時，電腦屏幕上瞬間出現了一條又一條粗細不一的血管，仿佛一條條蔓延滋生出的樹枝，最終形成了一棵大樹的圖案。那圖像就像一棵在黑夜里被忽然點亮的圣誕樹，美麗至極。

父親的手術非常成功。全家人懸著的心也落了下來。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種危機感，我才真正意識到：父親是這個家的靈魂人物，是頂梁柱，是我們的天。我的母親很早就沒有工作了，而我的大哥由于身體狀況不佳，多年一直跟二老在一起生活。

平時，我們其他3個孩子不在蘭州居住，父親、母親還有大哥3個人相依為命。家里的一切都完全依賴父親，不光是物質上，更是精神上。父親這次突發心臟病，拉響了我們家庭的警報，也讓我生平第一次真真實實地意識到，父母有一天會離我而去。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

手術之后的一段時間，父親的身體狀況很平穩，還經常到蘭州大學的校園里走一走，飲食也比較清淡。每次我打電話詢問，他總是說：“我感覺很好！”但我總是放心不下，因為當初大夫提醒過：心臟病，特別是心肌梗塞最怕的就是復發，而且每復發一次都比前一次的危險幾率大幾倍。很不幸，我的擔心在4年后變成了殘酷的現實。

2004年的7月30日，我在家中接到二哥從蘭州打來的電話，說老爺子住院了。二哥說：“今天早上我看他有點喘不上氣兒，從沙發上站起來的時候差點暈了過去。我就趕緊把他送到醫院了。醫生說要趕緊住院。初步診斷是由于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醫生說情況不太好。”我趕緊打電話到電視臺，安排了當晚節目的替班，然后直奔飛機場。等著登機的時候，我打電話給了父親。

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依然洪亮，他說：“沒事兒！我就是有點感冒，估計是腸胃感冒。沒問題，過兩天就好了，沒那么嚴重。”我說：“不管怎么說，我回去一趟吧，您先在醫院靜養，好好檢查一下。您等我回來。”沒有想到，這竟是這一生我與父親的最后對話。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蘭州中川機場的時候，已經是傍晚7點多了。剛把手機打開，電話就打了進來。“到了嗎？趕緊的，老爺子不行了。”電話那頭慌張地說著。我不敢相信：“哪有那么嚴重？我上飛機前還和老頭說話呢，怎么可能？！”那邊說：“你趕緊來吧！已經昏迷了好幾次了！”中川機場離蘭州市區有70多公里，路上要走1個多小時，等我趕到醫院時已經快9點了。

走進病房，我看到父親躺在那里，雙目緊閉，微微開啟的雙唇透著絳紫色。我走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嘴貼近父親的耳朵說：“爸，我回來了，您放心，沒問題的。”父親沒有回應。旁邊的醫生說：“已經昏迷了。”

就在我要松開手的時候，我忽然感覺到父親的手輕輕地捏了我一下，就仿佛是在告訴我，他知道我回來了。醫生們很快開始組織搶救，利用這段時間我了解到，父親幾天前患了感冒，但老人家沒有當回事，覺得扛兩天就好了。

結果，感冒非但沒好，反而導致肺部感染。由于他的心臟功能本來就不好，肺部感染連累了心臟，心臟超負荷工作造成了心肺間惡性循環，最后出現心肺衰竭。20分鐘后，醫生們的搶救以失敗告終，父親走了。聽到這個消息，我試圖忍住悲傷，強迫自己平靜地接受現實。但一分鐘后，我的淚水無法控制地奪眶而出。我從省人民醫院的二樓病房沖下來，跑到院子中間的一個花壇旁，蹲下來，雙手掩面，開始號啕大哭起來。男人哭起來有的時候會很難聽。我不記得自己這輩子有沒有那么難聽地哭過，反正在蘭州那個仲夏的夜晚，我哭得撕心裂肺。

父親走得如此突然，從情感上我實在無法接受。一個陪伴了我40多年、我最親愛的人就這樣猛然間離我而去，中間沒有任何過程的鋪墊和心理的準備，幾個小時前還在電話里朗朗地跟我說著話，而幾個小時后就沒有了目光和語言的交流，我們就這樣冰冷地告別了，或者準確地說，沒有告別，他就離開了我。我的爸爸永遠地離開了我。

辦完了喪事后，我決定接上母親和大哥到北京跟我一起住，由我來照顧他們。我對他們說：“我帶你們上北京。蘭州你們已經住不下去了，因為老父親不在了，你們在這兒生活沒人照顧你們。”于是，就在父親去世1個月之后，我帶著快80歲的老母親和60多歲的大哥搬到了北京。

爸爸走了，走得既堅強又瀟灑。在他彌留之際，留給我的是一個輕輕的握手。沒有溫度，沒有力量，然而在這冰涼柔弱之中，我知道，他告訴我的是又一次堅強。因為誰會想到他留在人世間的最后一句話竟然是：“明天我要吃一碗揪面片。”

爸爸真的走了，蘭大校園里從此不見了他的身影，他那矯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23號樓203室里再也聽不到他那爽朗的笑聲；媽媽的身邊，從此再也沒有那個熟睡著的、讓她踏實的金婚老伴，而我再也不會從電話里聽他說：“小虎，今兒個的節目很好，不過有個字的發音你好像讀錯了……”

我愛我的父親，我會永遠懷念您——天水之間的水天明。是他教會了我如何做人，更是因為他，讓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