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圍觀一群人

從小到大，我一直是好學生，就是在青春電影里，草草幾幀剪輯就能概括的那種，鏡頭掃過我翻書的側影，然后定在了主角挺拔的鼻梁上。但就是這么平淡無奇的成長，我也和所有人一樣，要靠20年來完成。我學過奧數，身旁的男生邊轉筆邊心算水要多久才能注滿池子，我卻只能老老實實地對著答案倒推步驟。雖然最后拿了16分吧，可每次上課我都風雨無阻，草稿滿滿，也算對我爸媽有了交代。

我學過鋼琴，學會了把鬧鐘撥快，把小說放在琴架上單手翻頁，也學會了怎么在喝水上廁所的無限循環中打發時間，拖拖拉拉學了十年，考出十級，也算爸媽的錢沒打水漂。

我是個特別愛面子的人，容易被眼淚和溫情擊中，一旦誰對我有期望，我就會盡力滿足他的期待——說白了，就是為別人而活。

有次跟人閑聊，說其實自己最感興趣的是歷史，想鉆在瓶瓶罐罐、線裝古書里不出來。對方是個熱血青年，抓著我的手說：“那你為什么不退學，離開這個敷衍的專業，去追求你的夢想？”我愣了一下，反問她：“你知道我跑進這個敷衍的專業，費了多大勁嗎？”

是挺沒勁的，我就像一個剛從老虎機里贏了兩千塊錢的新手，把錢攥在手里，不敢再蹚進一場新的賭局。握有很多資源的人可以隨便揮霍，哪怕下錯了高架口，都可以通過封鎖路段來掉頭;一無所有的人特別無畏，他們赤著腳隨便變道，紅綠燈也只是擺設;只有我們這種人，攢錢買了輛車，卻開得戰戰兢兢，離欄桿近一點都怕車被刮花了。

所以我還是跟著大部隊，步伐整齊、口號嘹亮地走在據說指向平坦前程的道路上。

你們的黃金時代

上大學后我第一次回家，是搭舅舅的車回去的。舅媽坐在前面給我們剝橙子分鴨脖，大一點的妹妹梗著脖子跟他們冷戰，小一點的坐在我膝蓋上，興高采烈地玩游戲。突然間，電臺廣播從電子合音的國外小眾樂隊切換到了崔健的《花房姑娘》。舅舅用手指輕輕敲擊方向盤，隨口說了句：“他一開始就在北大食堂里唱，學生埋頭吃飯，也沒什么人理他，進進出出，掌聲寥寥。一年后他再在大講堂出現的時候，只能容納1500人的空間，擠進了3000多人。”我有點蒙了，舅舅一邊按喇叭一邊繼續說：“我也跑到了北京去聽，還順便爬了長城。”

舅媽在旁邊掐他胳膊：“是不是跟你們那個系花一起爬的？”

我想起來了，我見過那張照片，當時還清瘦的舅舅戴著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鏡，站在“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牌子下，旁邊是穿著長裙、長發披肩的系花。他摟著她，一臉的志得意滿，和講堂里那些年輕人一樣熱血、躁動，他們都覺得，理想會實現，姑娘也會有的。

我想我終于知道，外婆家抽屜里那些泛黃的蘇聯小說的讀者是誰，那一摞不能再播放的舊磁帶的主人是誰，甚至，那沓散落的詩稿的作者是誰。說吧，那段懷揣著文藝夢高唱要放蕩不羈愛自由的舊時光，它們的失主是誰。

跟舅舅查證，他愣了一下，回頭瞥了我一眼，說：“當時沒人想進體制內或做生意，那時候誰都想當詩人，想學海子，學崔健，抱把吉他在女生樓下彈一天，給女孩子朗誦自己寫的詩。放到現在，早就一盆冷水澆下來了。”我配合地大笑，他拐了個彎，在女兒“煩死啦，你們吵得我沒法看動畫片”的抗議聲中，結束了這個短暫的話題，轉而戴上耳機，聽今明兩天的股票走勢。

如今，舅舅成了要刻意控制腰圍的中年人，旁邊是妻子，身后的女兒們埋頭于微信和iPad，她們對崔健一無所知，而他也只是隨口跟唱，刻意把尖銳的歌詞唱得模糊。有那么一瞬間，我覺得寬大的車廂變得擁擠，20年前那個渾身荷爾蒙、一肚子不合時宜的憤青，和這個關心證券指數、樓盤廣告的中產階層代言人狹路相逢，他們兩兩相望，他們不曾相忘，他是他深埋地底的火山口，他是他噴薄過后的巖漿巖。

從你們的全世界路過

我喜歡觀察人，因為這個世界最迷人的，就是人本身，人身上永遠有故事。大一剛入學的時候，寢室成員間都還不熟悉。為了活躍氣氛，我提議說，講一件自己做過的最出格的事。別人的故事都很精彩，甚至驚悚：有人翹掉了高考前的模擬考試;有人18歲生日那天跑去蹦極;有人深更半夜喝醉了，和男友在空曠無人的街道上高唱《好漢歌》。收到最多好評的，是一個北京女孩的彪悍青春——她為了和韓國“歐巴”偶遇，惡補一個月韓語，同時做了好幾份兼職，終于在高考完的第二天，搭上了飛往首爾的班機。她操著磕磕絆絆的韓語，居然也有驚無險地在異國待了一個月。在那個月里，她一邊搜尋韓劇里出現過的夢幻場景，一邊追蹤韓星，留下了一堆勝利的合照。

但也有特別喪氣的人。譬如一個來自偏遠農村的，10月份就早早套上了高領毛衣的女生。她思索了好一會兒，攤開手說：“我沒有。”室友們理所當然地嫌她裝，還有人相互耳語，空氣里捕捉到的關鍵詞是“鄉下人”“有心計”“復雜”。我坐在床上，兩條腿晃蕩在半空，想靠這無聲的舉動緩解一下尷尬氣氛。那女生無從辯駁，只能低頭沉默，有人用被子蒙住腦袋，悶悶地吐出一句“沒勁，先睡了”，也有人轉過身去，跟男友發短信，我猜那短信里，一定有對這場戛然而止的夜談的吐槽。

我牽起嘴角朝那女生笑笑，然后起身去了洗手間。沒想到她悄無聲息地跟了出來，在我搓洗滿手肥皂沫的時候，她輕輕地說：“你知道嗎，這是第一個，我沒有回答上來的問題。”我愣了愣，只能用那些輕飄飄的話來寬慰她，我說不要緊的，大家就是說著玩，我說以后慢慢熟了就好了，我說你別放在心上，早點睡吧。

可我爬上床后，翻來覆去，腦子里卻滿是水流的嘩嘩聲，還有那句底氣不足的“這是第一個，我沒有回答上來的問題”。我們高喊著“不要生存，只要生活”，可她光是活著，就已經竭盡了全力。

第二天我跟那個北京女孩一道吃早飯，排隊買雞蛋灌餅時，我吞吞吐吐地說，要不以后對那個農村姑娘好一些，她畢竟生活的環境封閉，經歷單薄，到了上海多少有些不適應。北京女孩正盤算著要加培根還是熱狗，她翻了個白眼：“她怎么就苦了？我爸媽很早就離婚了，我從高二起，就沒用過他們的錢。我的生活費、學費，都是自己打工掙來的。可是你看，我有成天擺出一副苦瓜臉嗎？”剎那間我不知道該答什么。

我想，我大概沒有權利或能力去評判這兩種人生。我能做的，是用眼睛記錄這一瞬，我相信這些記錄會像popstar游戲那樣，層層相疊，霎時消除，然后就能蹦出全新的世界來。

這可能就是我寫作的原因。有時世界像田徑跑道，有人致力于奔跑，有人就想晃蕩到終點，我則是那個拿著相機的人。我迷戀曲徑通幽的人性，和它偶爾泄露出來的那點秘密。我迷戀那些人性中的不光彩和不服輸，那些表演欲和控制欲，那些拆臺和成全，偉大和委屈。我想，記錄本身，就意味著質疑和反抗，就意味著從“心靈雞湯”的勺子里跳出來，從描繪的甜膩未來中跳出來，跳到這個五毒俱全卻又清澈見底的世界里。

我們就這樣繼續深一腳淺一腳地趕路，只是有時，我說有時，我會低頭分辨泥潭里的足印，從陷下去的碼數里，猜中世界隨手贈予的一點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