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于“官二代”“富二代”“貧二代”“拼爹游戲”的新聞報道及由此引發的評論，都隱隱透露著一股憤懣、無助的情緒。但，有錢權撐腰的“×二代”畢竟只是少數，更多的年輕人沒有依傍。他們中有那么一些人不感慨、不憤懣，不把希望寄托在父輩上，自己打拼、自己奮斗，同樣過上了富足快樂的生活，這就是“拼二代”。

寒窗苦讀十六載， 拼不過有錢有勢的爹

1996年我大學畢業了。盡管畢業成績高居榜首，但因為當初走的是本廠定向委培生，我只能羨慕地望著四處奔波挑選單位的同學們，默默等待回到位于井徑山區的工廠。

與我同樣身份來的朱瑤卻是另一番景象，幾乎天天都在興高采烈地采購上班的行頭，絲毫沒有從大城市重返小山溝的悵然。當年朱瑤不是廠子弟卻以極低的高考分數占用了一個定向名額，我就一直納悶：就憑朱瑤那嬌滴滴的公主模樣，她會去我們廠那種閉塞荒涼的地方上班？

后來才聽別人說，她上定向委培只是因為高考分數不夠錄取線才花錢買的名額；臨近畢業，家里又甩出一筆違約金解除了定向。本與大學無緣的朱瑤，因為有個富爸爸成為與別人一般無二的天之驕子，根本無需再回小山溝，怪不得這樣無憂無慮。

我也動了心。說實話，上了4年大學，我深深地愛上了這座城市。它時尚、有活力、充滿機遇和挑戰，對比之下，從前生活慣了的廠區早已盛不下我的夢想。

我讓爸爸打聽解除定向需要的違約金數額，爸爸隔天給我回了信：“廠里說得兩萬……丫頭，回來吧，你張叔他們不也是大學生嗎？人家都干得挺好的。”

我的心頓時瓦涼瓦涼的，知道這事再沒回轉余地。爸媽當了一輩子工人，吃穿之外供我們姐弟兩人讀書已經不易，兩萬元不啻為天文數字。

到了離校的日子，朱瑤的爸媽各開一輛锃亮的豪華車，迎接功臣一樣，把她巨多的行李左一件右一件塞進后備箱和后排座椅，興高采烈揚長而去。聽說她那神通廣大的爸爸托朋友把她安排在了一家銀行，不僅跨專業而且跨行業，名聲好、待遇高、工作清閑，人人向往。

而我，仍如來時那樣背著碩大的帆布背囊，一步三回頭地離開省城，孤獨地踏上返鄉的路。

當繁華遠去，人煙漸少，銹紅色露天機械和低矮破舊的生活區進入視野，止不住的悲哀涌上心頭。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對生我養我的父母生出一股怨氣：不是我不行，是父母不行，如果他們能像朱瑤的父母一樣，在大學里樣樣出色的我何至于在這鳥不拉屎的地方埋沒終生。

追逐夢想的路上， 吃得下苦中苦

我被分配到工藝車間技術室。所有的廠房都已經年代久遠，白墻變成了灰黑色，有些地方剝落了，露出紅色的墻磚，車間里彌漫著鐵屑混和著冷卻液的味道。技術室盤踞在車間入口處的二樓，里面擺著2張傾斜的繪圖桌，3張高矮不一的辦公桌，3個不同年齡段的技術員各據一張，我的月工資是270元。

車間里的工作已經成了套路，車間技術員功能跟看圖員差不多，把廠技術室的圖紙讀懂，拆解優化出合理的工序，畫成與之對應的工序圖交給工人加工。這對于學了4年專業的我來講，真是小菜一碟，很快就能駕輕就熟了。日子緩慢而無趣，接近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讓我不知如何安放我那顆蓬勃的心。

爹媽怪我不知足：“不錯了，轉正以后工資將近400塊，你爸都30年工齡了，也不比你多多少，安心干吧。”

我承認我不知足，與16年艱苦的學習相比，這種一眼望到頭的生活太過冤枉，滿足不了我。

我決定考研，這是能夠擺脫目前困境惟一合理而“高尚”的理由了。于是畢業一年之后，我重新捧起書本，投入到昏天黑地的考研復習中，第二年如愿以償，順利考回母校。

研一剛剛念完，廠里因效益滑坡實行減員增效，所有不在位的職工原則上列入被減之列。廠辦說如果我中斷學業回去上班，還可以為我保留職位。

父母力勸我回去，因為1996年之后，國家已經不包分配了，如果真的被廠里“減”掉，就等于沒了鐵飯碗，對吃了一輩子“公家飯”的他們來說，這太可怕了。

我最終還是留了下來，因為不管別人怎么說，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失去廠里的補助，繼續學業變得異常艱難，但我知道，像我這樣沒有父輩恩澤的孩子，要追逐夢想，就要吃得下比別人更多的苦。

我給大一大二的學生做輔導員、去家教中心兼課、幫導師做項目、甚至去麥當勞當小時工，忙得像一只陀螺。熬到2001年研究生畢業，身高1.64米的我瘦到不足百斤，但我的頭腦，卻比任何時候都豐盈。

看誰笑到最后： 沒有權錢撐腰也成功

憑借出色的學習成績，藉由導師力薦，我被一家知名的瑞典食品灌裝機生產企業駐中國辦事處河北區聘為售后服務工程師，年薪4萬。

當我在電話里把這個喜訊告訴爸媽的時候，他們好半天沒出聲。盡管經過幾次工資改革，他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00年突破了千元大關，但對于他們來說，年薪4萬仍然是一個驚掉下巴的數字。

不過，資本家的確是資本家，給了你4萬的年薪，不會讓你干三萬五的活。我一年有200天奔波在全國各地，充當救火員的角色，哪的機器出了問題，必須在最短的時限內讓它恢復運轉。

為了能勝任這份工作，我將公司旗下所有型號的機器摸得滾瓜爛熟，中英文說明書倒背如流，連簡單的瑞典話都會說了。因為碰到棘手的技術問題，電話打到總部是很正常的事，沒有“原創人員”的幫助，有些事情真就搞不懂。

當然，為此我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學機械、學控制、學電氣、學英文、學瑞典語，連戀愛時間都騰不出來，直到33歲才經人介紹與一位德國海歸相識相愛，結束單身。

10年來，我一步步從區級售后工程師晉升為售后服務部主管、部長，華北大區售后服務部主管、部長，2009年到瑞典總部學習一年，回來后擢升河北區區總，年薪80萬。

前些天，多年未見的朱瑤不知從哪打聽到我的消息，找上門來。故人相見，自有一番親切，聊了半天閑話，繞到正事上，我才聽明白，原來朱瑤想讓我把公司的對公賬戶挪到她所在的銀行。看著她略顯謙卑的笑容，我有些詫異：當年那個公主般的富二代怎么會落到四處攬儲的地步，不過是200萬的任務，她爸爸一個人就夠了吧。

朱瑤苦笑，父母年紀大了，逐漸退居二線，把公司交給朱瑤的哥哥。她哥哥也是福窩里長大的，怎禁得住商場如戰場的拼殺，幾手敗筆下來公司就江河日下，現在慘淡經營，一日不如一日。

朱瑤當年到銀行，全靠老爸的錢做后盾，專業本不對口，又沒有鉆研精神，業務窗口干不來，只能在二線干個萬斤油的職位。這幾年銀行企業化改革，風聲日緊，若再完成不了攬儲的任務，怕是飯碗都保不住，所以才千方百計地打探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無論如何請我幫忙。

朱瑤感慨地說：“畢業時咱都是一個起點，我還比你要高些，可你看現在，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咱們這些同學里，有父母當官的，有父母能掙錢的，開始是不錯，日久見真功，還真沒幾個混得過你。看來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自己能拼能奔才是真的，老同學，你行！”

送走朱瑤，已經快到下班時間了。想了想，我打電話回家拜托兒子的奶奶去接他。我當然可以開著锃亮的豪華車去接他，就像當年朱瑤的爸媽那樣，可是我卻不想那樣做了，并且從今往后，我想刻意移開自己的手。即便我們現在可以當之無愧地算作富人，也要讓孩子擁有尋常人家的心境和耐力，將來不指靠任何人，做個“拼二代”，那才是對他最真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