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世界文學，就不能不談法國文學，而談法國文學，又不能不談柳鳴九先生，因為柳先生是迄今為止對法國文學(當然不止于法國文學)研究得最全面最系 統最深刻、成果亦最豐碩的學者之一，況且他又是集翻譯家、文學理論批評家、散文作家和學者于一身的湖南人。研究湖湘文化與世界文學，柳鳴九先生就成了一個極有意義的話題。

　　一、領騷文壇，著譯等身

　　柳鳴九，1934年生，湖南長沙人。1953年畢業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歷四載畢業后，赴中國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工作，1964 年轉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1981年后，多次赴美國、法國進行學術考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南歐拉美文學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外國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際筆會中心會員。他一生潛心研究，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勤奮 寫作，可謂著譯等身。下面是他的一份多有遺漏的著譯目錄：

　　學術專著：《法國文學史》(上、中、下三卷，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自然主義大師左拉》。

　　評論文集：《論遺產及其他》、《采石集》、《法國二十世紀文學散論》、《世界最佳情態小說欣賞》、《世界最佳性態小說欣賞》、《理史集》、《凱旋門前的桐葉》、

　　散文集：《巴黎對話錄》、《巴黎散記》、《巴黎名士印象記》。

　　翻譯與編選：《雨果文學論文選》、《薩特研究》、《新小說派研究》、《尤瑟納爾研究》、《馬爾羅研究》、《法國浪漫派作品選》、《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法國心理小說名著選》、《法國短篇小說選》、《法國散文選》、《莫泊桑精選集》、《左拉精選集》等。

　　主編：《西方文藝 思潮論叢》(7輯)、《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70種)、《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10種)、《世界心理小說名著》(叢書13卷)、《世界小說流派經典文庫》(15 卷)、《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18卷，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世界散文經典文庫》(8卷)、《雨果文集》(20卷)、《諾貝爾獎獲獎者傳記》 叢書(已出14種)等。

　　可想而知，要完成如此大量的著譯、編選及評論，需要對世界各國文學有多么深入的研究，需要多么深厚的文藝理論來作指導，需要多么廣博的東、西文化知識來供比較，需要多么嫻熟的中外文字功夫來供驅使，更需要多么堅韌不拔的精神與毅力來持之以恒。治學猶如打仗，沒有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是難于成其大事的。有人將 近代湖南長沙人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和品格概括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和“經世”(經國濟世的遠大抱負)、“愛國”(救亡圖存的愛國情懷)、“務實”(不尚 空談的務實作風)和“奮斗”(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我們相信，從小就在長沙生活、求學的柳先生，一定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一定從長沙的這種人文精神中吸取到力量。眾所周知，無論是打仗還是治學，都有一支不可小視的“湘軍”。1920年1月，新文化運動的主帥陳獨秀在一篇題為《歡迎湖南人的精 神》的文章中寫臣：“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無論楊度為人如何，都不能以人廢言。湖南人這種奮斗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可以拿歷史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底王 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斗的學者!幾十年前底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塞’、‘打死仗’的書生！”歷史如此，現實亦然。柳鳴九先生正是帶著這 種堅韌不拔的“湘軍”精神，走出長沙，走向京都，走向世界。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縱橫馳騁、一領風騷的。柳先生信奉的人生真諦是要“有所作為”。他說： “雖然中外均有不少徹悟出世、超凡脫俗之士曾提倡過無為的人生，但所幸從者甚少，且亦難以做到，若人群皆以無力為本，人類恐怕還處于茹毛飲血的原始階段。正是人的有所作為，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最深刻、最有力的徹悟，是西緒福斯推石上山的有所作為性的徹悟。個體人在推石上山時所要付出的艱辛，足以使他內心感到充實。當然，西緒福斯推石上山也有不同的境界與層次，當其理想目標、堅毅精神、艱苦奮發達到了促進人類進步的境界與層次時，其人生即為充實的人生，即 為超越死亡線上的不朽的人生。”柳先生的治學實踐正如他本人所言，就是這種楔而不舍、奮進不止的推石者的實踐；他所推的石頭，就是阻礙中外文學、文化交流 之路的巨石；他就像一個不辭辛勞的搬石工，將這些石頭一塊塊搬掉，開辟出一段又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坦途，使自己充實的人生達到了促進人類精神文明進步的境界與層次。

　　二、三卷史書，二十年艱辛

　　我們知道，法蘭西民族是一個創造了燦爛文化與悠久文明的偉大民族，作為它光輝文化的一部分，法國文學以其豐富多彩和敢為人先而著稱于世。正如法國歷史曾給予世界歷史以重大影響，法國文學也具有廣泛而深遠的世界意義。但是自林琴南首先譯介小仲馬的《茶花女》一個多世紀以來，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還沒有一部由 中國學者編寫的法國文學史來供人們閱讀研究。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才由柳鳴九先生擔負起這一歷史重任。他帶領他的同仁，從醞釀到寫作到出版，歷經20 來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向讀者奉獻出一部填補空白的《法國文學史》。該書分上、中、下三卷，分別于1979年、1981年、199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共計l10余萬字，內容從中世紀一直到20世紀初期。

　　很多人認識柳鳴九先生，都是從他主編的這套《法國文學史》開始的。本文無意也無需對這部文學史在此作學術評價，因為，該書已獲國家圖書獎，其成就已得到公認，其研究成果已被大量引用與借鑒。筆者只想在此指出一點，即該書是“把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放在階級斗爭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和說明”的，是“根據‘它們 對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給予不同的評價”的，這就引起了某些人的異議，特別是對成書于“文革”中的上卷，認為編著者不應對文學問 題作什么“階級分析“。對比柳鳴九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前幾年，他在一篇評介巴爾扎克的《高利貸者》的文章里分析人物典型時寫道：

　　其實，階級分析的方法是一種科學的方法，它并非斯大林主義的特產，而是馬克思主義的要法，其發明權是法國19世紀資產階級歷史學派中的史學家。在人類社會 的任何時期、任何階段，人總是以其在生產過程與分配過程(包括經濟利益的分配與政治社會權益的分配)中的不同作用、不同地位、不同境況而群分的，這個 “群”，就是階級。這是客觀事實，它不以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只不過，一個社會的階級如何劃分，是大有講究的。占有統治地位的“群”、集團、階層、階級， 如何劃定階級，如何制定階級關系的準則與階級間的規范，往往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據的，因而，它所劃定的階級界線、所排列的階級品位、所制造的階級輿論，是否符合社會生活中的客觀的階級狀況，往往大有問題，如果它還以這種劃分、品位、輿論意識形態為依據，摘一些階級斗爭，興X滅X之類的名堂，那么，社會中其 他人群、階層、階級可就遭殃了。盡管如此，真正科學的、公正的階級分析卻仍不失為一種社會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不能棄之若敝屐。“十日井出，焦禾稼，殺草 木，而民無所食“(《淮南子·木經訓》)，固然要不得，如果后羿把十個炎炎烈日都射了下來，那顯然也不可取。

　　誠如柳先生在這部文學史的前言中所說：“從九世紀開始，法國文學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歷史。這一千多年的歷史是法國從漫長的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又從自 由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過程。這一過程中，在法國出現了形態最完備、發展最充分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也發生了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后，這個國家又一度成為西歐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法國文學就是這一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并且像一面清晰的鏡子，形象而生動地反映了歷史發展各個階段的 社會現實。”筆者認為，編著者將各種文學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結合當時階級斗爭的社會現實進行考察、分析、評價，這不僅是很自然的、也是文學研究工作者所應具有的常識，即使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沒有了階級和階級斗爭，再回過頭來總結評價，也會根據當時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實，運用階級分折的方法來考察它 們在歷史上是否起過進步作用。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當然，也正如編著者所言：“由于問題本身的復雜和我們的水平有限，缺點和錯誤一定是難免的。”修正錯 誤，堅持真理，這是每一個治學者所應具有的品質。但無論是修正錯誤，還是堅持真理，不僅需要才識，而且需要勇氣、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特別是對某個問題人云亦云的時候。

　　柳先生對法國文學譯介與研究的另一重大貢獻是，由他主編了目前國內惟一一套巨型的當代國外文學叢書——《法國20世紀文學》叢書(多達70種)。值得指出 的是，他以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獨特的研究方法，為這套叢書的幾乎每一部(除三四種外)撰寫了評論作為序言，完成了用幾十篇序言論說100多部20世紀法國文 學名著佳作的壯舉。顯得與眾不同的是，他的這些序言，都是對一個個具體的作家、具體的作品進行具體的研究與評價，而很少奢談什么主義、新潮、邊緣、實驗等時髦術語。由于柳先生把作品研究和文學研究視為一切文學研究的基礎，他所做的工作就不僅僅是借鑒參照，引述國外已有的總結、理論、主義、方法，等等，而是 對當代世界思想文化，文學藝術實踐中的那些原始的現象、具體的成果、獨立的作品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把理論思潮、作家作品研究與作品譯介三者緊密結合起來，為20世紀的外國文學提供了較為系統的研究資料。

　　三、名家選評，入木三分

　　柳先生不僅是法國文學史及法國現代派文學的評介與研究權威，是公認的“雨果學學者”、“薩特學學者”、“新小說派學者”……他所主編的《法國20世紀文 學》叢書很多都是第一次將法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與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應該說，他也是我國為數不多的對世界各國文學均有廣泛涉獵和深入研究的學者，是對世界文學流派和文藝思潮認識最全面、把握最清楚的專家之一。他所主編的15卷《世界小說流派經典文庫》、18卷《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8卷《世界散文經 典》，以及已出20卷的《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等，在讀者中引起廣泛影響。由于篇幅限制，筆者只在這里簡略介紹他近幾年著手進行的“鑒賞系列”項目，即 由他一人獨力編選、鑒評的世界名著名作叢書，具體書名為：《世界最佳情態小說欣賞》、 《世界最佳性態小說欣賞》、《世界最佳世態小說欣賞》、《世界最佳哲理小說欣賞》、《世界最佳風格小說欣賞》。筆者案頭有一部柳先生親筆題贈的《世界最佳情態小說欣賞》，最近又購得它的姐妹篇《世界最佳性態小說欣賞》。柳先生在題贈前者時，自稱是“游戲之作”，但筆者在把手鬧閻后掩卷而思，卻認為不失為一 部獨具特色的嚴肅學術專論。

　　這部《世界最佳情態小說欣賞》，選收了從文藝復興到20世紀最有影響的優秀愛情小說44篇，系統地賞析了世界一流文學大師筆下千姿百態、五彩紛里的男女性愛。其中包括初戀、早戀、單戀、苦戀、精神戀、生死戀、三角戀、黃昏戀、婚外戀。柳先生認為：所謂情態，意即愛情存在的狀態、表現方式與活動規律。雖然愛 情是中外文學的“永恒主題”，但愛情小說總得寫出人的情思情態才行。因此，他力圖使本書的選題能展示人類情思情態的各種主要類型與姿勢，以及文學作品表現它們所達到的藝術水平，并且從“情態學”的角度對所選作品進行若干分析與鑒評。“情態學”是柳先生的創造。他認為“情態學”是心理學特別是愛情心理學的重 要部分，它與眼下大為流行的“性心理學”頗有不同。前者以人類情感活動的形式、狀態、根由為對象，后者則偏重于人的生理動因與性別機制。據此，他提出一個 新穎的觀點，即文學應該首先與“情態學”結緣，而不是首先與“性心理學”結緣。他希望人們對“情態學”引起關注，因為這將有助于理解人的內在深度和人的豐富性，有助于文學格調和文學欣賞趣味的提高。

　　再看看柳先生的“性態學”。柳先生的定義是：“性態者，性情性格之表征也，這是人性中比情緒情感較為固定、較為恒久的積淀，往往會對人的思維決斷、行為方式引起這種或那種影響與制約作用。”他的世界最佳性態小說欣賞，便是對這類小說的選編與鑒賞，也是對性態這個課題的全面探討。該書收錄了34篇世界名作和 柳先生寫的鑒賞文章，和前面提到的《世界最佳情態小說欣賞》一樣，也是洋洋灑灑100余萬字的鴻篇巨制。柳先生說：“在這部書里，我力圖說出我對人性的一 些理解，并無駭世驚俗之心，惟有直言不諱之意。”的確如此，他在這些評論文章里，旁征博引，秉筆直抒，有述有議，對人性的各種性態和姿勢進行了深入而獨特 的面面評說，給讀者一種莫大的藝術享受。

　　不難想見，如果柳先生不是深諳人情人性百態，而且精研小說文學藝術，在選編與鑒評這些世界名作時，是沒有如此開闊的視野，如此獨到的眼光與見解的。那一篇篇充滿激情和哲理的賞析文字，一掃陳腐的文風，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確不愧為一流選本，一流鑒賞，與時下所流行的某些匯編式“鑒賞辭典”大不相 同。

　　四、巴黎訪談，名士論藝

　　柳先生曾自謙地戲稱自己是“土人”，其實，他是我國公認的法國文學界帶頭人。他勤于思考，學貫中西，博知古今，無論是文章抑或道德，均可稱為典范。他一生 和法國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不僅年復一年與遠離塵囂和已仙逝作古的文壇泰斗、先哲先賢神交對談，而且還親赴法國先后結識了眾多當代法國著名作家，和他們談文論藝。他曾實地感受過像海洋般深邃廣闊的法蘭西文化氛圍，觀賞過“變化無窮、足以產生一本新《惡之花》的巴黎街景”。他曾在雨果、巴爾扎克、薩特等名家大 師的故居或陵墓前流連忘返，曾經在巴黎公社社員墻前像雨果一樣發出“不平之鳴”，曾經和現代派文學巨匠羅伯·葛利葉縱論“新小說”的短長，曾經和薩特的終 生伴侶和戰友西蒙娜·德·波伏瓦討論存在主義的實質，曾經和法蘭西學士院有史以來第一位女院士瑪格麗特·尤瑟納爾暢談法國當前文學的現狀，曾經和現代派文 學著名作家米歇爾· 布托討論文學創作中如何運用“百科全書式”技巧，曾經和著名學者雅克·塞巴謝教授討論法國的文學研究問題，曾經聽大出版家克里斯蒂安· 布格瓦介紹他如何主編《l0/／18叢書》，曾經和“詩歌之園的開拓者”皮埃爾·瑟蓋斯討論法國詩歌的發展趨勢，曾經和著名小說家克洛德·莫里亞克談他父 親法朗士瓦·莫里亞克在法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方面是法國當代文學大家，一方面是研究其作品的著名中國學者，神交已久的名士一旦相逢，免不了一番高談闊論，談的大多是法國20世紀文學中的重大問題。一部《巴黎對話錄》，實際上就是一部法國現代派文學專論。

　　筆者認為，我國對20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評介與研究雖起步較晚，而且起初還受到意識形態領域中“左”的影響，但是通過討論、爭鳴，對其中一些重大的問題 如一些在文壇上標新立異從而引起軒然大波的文學流派、小說藝術哲理、表現手法、作品價值，等等，已經經歷了從無視到正視，從單純介紹或批判到重新評價、從全盤否定到實事求是地進行辯證科學分析這樣一個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比如對“新小說”、“存在主義”的認識就是如此。這里不擬對以往研究的是是非非加以評判，只想在此提一提《巴黎對話錄》中柳先生對于“存在主義”的看法，因為這也許對我們今后的研究有新的啟發。

　　關于“存征主義”，早在20年前，即1979年，柳先生在全國外國文學工作規劃會議上，就日丹諾夫對西方現代資產階級文學偏頗的論斷長期在中國的影響作了專題發言，以求沖破一些不合理、不切實際的極“左”的條條框框，對西方現代文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包括薩特的存在主義給予正確評價。翌年，薩特逝世，柳先生又應《讀者》之約，寫了《論薩特的歷史地位》一文，卻不料在其后的一次全國性外國文學工作會議上，引發了一個針對該文的“大批判”性發言，說什么“批評日 丹諾夫就是耍搞臭馬列主義”等。當時，柳先生未作任何答辯，只是在后來以事實即一本《薩特研究》來作答。1981年，柳先生前往法國作學術考察，曾不止一次到薩特墓前憑吊，并且訪問了薩特實際上的妻子、同樣也是“存在主義”典型作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對于薩特的評價，中外學者雖不完全一致，但公認他是一位為當代進步正義事業而奮斗的戰士、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史上的偉人。值得注意的是，柳先生還把薩特和馬克思主義聯系起來進行研究。他認為，薩特雖然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可以算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在和波伏瓦的學術訪談中，柳先生特別提到這 一點，并且得到了波伏瓦的明確贊同。

　　柳先生指出，薩特晚年時，就曾明確說過：“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最先進的科學。”只是波伏瓦說薩特企圖在人自身研究方面補充馬克思主義的不足這一點還有待商榷。當然，對于把薩特作為人類精神領域中一塊高聳的里程碑這樣一個重大學術研究課題，出現爭議也是在所難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