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需要在思想政治方面能站穩政治立場，整體協調推進工作的能力不足，樹立終生學習的觀念，從嚴從實要求自己。為了大家學習方便,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開天辟地光輝歷程的起點內容，以供參考，一起來看看！

開天辟地光輝歷程的起點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之間，有一片石庫門建筑叫做漁陽里；此處有一條南北貫通的弄堂，靠近環龍路的一段是老漁陽里，靠近霞飛路的一段是新漁陽里，因許多中國共產主義先驅常匆匆穿行，所以它被譽為“共產主義小道”。當年，在其中兩幢石庫門房屋里所發生的一切，猶如迅雷劃破黑暗夜空，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

老漁陽里

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成立地點

1920年春，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抵達上海，寓居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他主編的《新青年》也隨遷于此。

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被稱為“柏公館”，坐北朝南，磚木結構，兩樓兩底，紅漆窗檐比較典雅，花崗石門框的過梁兩端有刻紋雀替。

陳獨秀入住后，樓上廂房為臥室，也有書房；樓下客廳有一只皮面靠背搖椅，一塊小黑板上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旁邊的廂房就是《新青年》編輯部，參與編刊的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燈夜戰。不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就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一事進行了商談。

在籌建黨組織的同時，陳獨秀等積極深入到工人群眾之中。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召開成立大會，陳獨秀在會上作題為《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講，指出：“社會上各種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第一步爭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4月18日，在陳獨秀等支持下，上海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中華工界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藥業友誼聯合會等7個工界團體代表召開聯席會議，籌備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會議決定在5月1日這天，除了電車、電燈、自來水、電話、電報等公共事業，其他各業均須休息一日，工人群眾列隊游行以示紀念。4月29日，上海7個工界團體發表《工界宣言》，其中申明：“我們上海工人今年舉行破天荒的五一運動，因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國工人得著八點鐘工制幸福的日子。我們紀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謝各國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國工人的覺悟。”5月1日，由于反動軍警阻撓，不得不幾次更改會場；下午3時，大會正式開始，在場數百人熱情高漲，揮舞紅旗，高聲歌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講，學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繼發言。大會通過決議：一、要求每日八小時工作制；二、組織真正的工會；三、各業工人要聯合起來。然后，大會在“勞動萬歲”的口號聲中結束。這是上海第一次有組織、大規模地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

1920年5月，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發起建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邀請邵力子、陳望道、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俞秀松、沈仲九、劉大白等參加，組織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醞釀建黨工作。那時，毛澤東由北京到上海，曾赴陳獨秀寓所拜訪，講述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還聽他談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他一起談論馬列書籍和政治信仰；后來，毛澤東在陜北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見面時說，這段時間“是一生中最關鍵時刻”，“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林伯渠的《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也回憶：“我到了上海會見陳獨秀，遂加入當時的上海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間，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

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在老漁陽里2號經兩次開會商議，決定建立黨組織，并起草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確定通過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8月，經征詢李大釗的意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國共產黨”；11月，擬定《中國共產黨宣言》。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也曾被稱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由陳獨秀擔任書記，成員有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俞秀松、施存統、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董亦湘等。成員們常一起討論黨組織工作和工人運動，還通過多種方式推動各地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年9月，陳獨秀把《新青年》改版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刊物，內容由宣傳新文化運動轉變為主要宣傳馬克思主義，開辟“新論”“通信”“隨感錄”等欄目；年底，陳獨秀前往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該刊由陳望道主編，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也在老漁陽里2號參與編輯。

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創辦《共產黨》月刊，編輯部設于老漁陽里2號；該刊第一次在中華大地豎起“共產黨”的旗幟，闡明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共出版6期。李達作為主編，常在亭子間里挑燈夜戰。

1921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以老漁陽里2號為聯絡機關，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會議地點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關文件，致函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委派代表赴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會議期間，鑒于全國黨員人數比較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決定暫不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先建立由3人組成的第一屆中共中央局，并選舉陳獨秀為書記。9月，陳獨秀從廣州返滬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漁陽里2號，常在此與中共中央局組織主任張國燾、宣傳主任李達商量黨的工作，并發出《中央局議決通告》《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等重要文件，這里成為第一個中共中央局機關。

由于《新青年》常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陳獨秀曾兩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局機關遷往北京。

新漁陽里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重要基地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后，對推動各地建立黨組織發揮了積極作用，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則成為其開展工作的重要基地。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兩樓兩底，青磚清水外墻鑲嵌數條紅磚帶飾，門額刻著“惟德是輔”四字，兩側有磚砌方壁柱懸垂。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為了開辟宣傳陣地，經維經斯基幫助，成立之初便創辦了一個紅色通訊社——中俄通信社，設于新漁陽里6號，由楊明齋主持。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國日報》“世界要聞”專欄首次發表中俄通信社的《遠東俄國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天，又發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從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斷亮相于國內報紙，頗受各界關注。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和蘇俄發送通訊稿，報道中國革命消息；同時，向我國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蘇俄的真實情況，稿源大部分取自共產國際資料和赤塔、海參崴、莫斯科等地的報刊，少量轉譯英國、美國、法國的進步書刊。這類稿件類別繁多，包括政治、經濟、文教、戰事、工運、婦運等方面；形式多樣，有長篇專訪、連載、講演稿、革命領袖介紹等。李達的《回憶黨的早期活動》說：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沒有掛”，“在1921年暑期間終止了”。經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民國日報》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月4日的《俄國貿易之過去與現在》，截至于此文，中俄通信社在該報總計發表新聞稿和電訊稿近70篇。

在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領導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于1920年8月22日誕生。發起人是俞秀松（擔任書記）、施存統、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8名青年，機關設于新漁陽里6號。未滿一個月，團員就發展到30多名。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后，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團內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報告會，由陳獨秀、楊明齋、李達、俞秀松等作演講，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后》回憶：“報告的內容多半是由黨規定下來的，俞秀松作的報告較多。”俞秀松常以多種形式鼓勵團員們的政治熱情，不少人踴躍參與籌建工會組織、工人半日學校，投入紀念“五一”宣傳活動。與此同時，陳獨秀還將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寄往各地，請各地共產主義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團的組織；不久，廣州、北京、天津、武漢、長沙、唐山、太原、濟南等地陸續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實際起了中國青年團發起組作用，青年共產國際（又稱少年共產國際）東方書記部曾在信中贊揚“上海的青年團是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1921年3月，上海已有團員約200人，全國已有團員千余人，于是在滬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俞秀松擔任書記，機關設于新漁陽里6號。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為了培養革命干部，于1920年9月在新漁陽里6號開設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俞秀松擔任秘書。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國日報》頭版登載《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課一小時，文法課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其實，這只是以公開辦學作為掩護，學員主要由各地進步團體推薦。外國語學社的學員，少時為二三十人，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任作民、蕭勁光、李啟漢、李中、謝文錦、莊文恭、許之楨、梁柏臺、曹靖華、韋素園、雷晉笙、陳為人、汪壽華、王一飛、彭述之、柯慶施、蔣光慈等。曹靖華在《關于上海外國語學社》回憶：“我們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地點是漁陽里6號。我同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蔣光慈(那時叫蔣俠僧)、王一飛等都是同班同學。那時，我們幾十人在一個大教室上課。課外分成三個小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劉少奇、任弼時等是湖南的，王一飛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個，不能成組，所以編入安徽小組。”在授課老師中，教俄文的是楊明齋、庫茲涅佐娃(維經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別是李漢俊、李達、袁振英；后來，庫茲涅佐娃隨丈夫回國，又聘老同盟會員王維祺之女王元齡(也是張作霖派駐蘇俄公使李家鰲之外甥女)教俄文。學員們一般半天上課，半天自修或做工。在外國語學社，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吸收了不少團員。1921年春，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30多名學員先后離開外國語學社，分三批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外國語學社使許多學員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這是一所群英薈萃的學校，在現知姓名的學員中，既有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羅亦農（歷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江西省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1928年4月犧牲），也有早期黨的重要干部謝文錦（曾任中共上海區委委員、南京地委書記，1927年4月犧牲）、王一飛（曾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湖南省委書記，1928年1月犧牲）、吳芳（曾任中共上海閘北部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1930年9月犧牲）、雷晉笙（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山東省委書記，1931年4月犧牲）、梁柏臺（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部部長、最高特別法庭臨時監察長、內務部代部長，被譽為“紅色法律專家”，1935年3月犧牲）、陳為人（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后在滬管理中央文庫數載，因勞累于1937年3月病逝）、任作民（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1933年2月被捕，后經黨組織營救獲釋，因在獄中遭酷刑身體受摧殘，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時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傅大慶（曾任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常委兼宣傳部長，知名的“紅色翻譯家”，1944年7月在北京從事黨的秘密電臺工作時被捕，抗戰勝利前夕犧牲）等，還有早期青年運動、工人運動領導人俞秀松、李啟漢、汪壽華等，以及翻譯家、作家、詩人曹靖華、韋素園、蔣光慈和經濟學家周伯棣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擔任重要職務。

1920年10月3日，黨組織領導的上海機器工會在新漁陽里6號召開籌備會，由在海軍造船所（后為江南造船廠）做鉗工的李中擔任臨時主席。各工廠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參加，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李啟漢等以“參觀者”身份出席，并成為“名譽會員”。會議討論通過了陳獨秀指導草擬的《上海機器工會簡章》，宗旨是“謀本會會員底利益，除本會會員底痛苦”。會后，上海機器工會在西門路泰康里41號（后門牌為自忠路225號，原建筑已不存）設立了臨時會所。

永遠的漁陽里

20世紀50年代初，南昌路100弄2號的建筑曾修復，對內部開放；1959年5月，以《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名稱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后來，此處雖是幾戶居民住宅，但在底層廂房東墻一直保留著昔日鑲嵌的淡灰色石碑，上面鐫刻著：“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領導當時黨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部在這里成立……”2018年10月，這里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遷；開始規劃全面修繕和展陳設計。如今，這里已設置“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舊址”文物保護標志牌，向公眾開放。

1959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3月，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5月，舊址修復開放；2004年4月，擴建為紀念館，弄內1-6號均納入其范圍。2019年4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經8個多月的整體改造，分為6個展區，拓展許多功能；對石庫門建筑的尖頂、室內立柱等，都進行了還原。另外，還新辟了漁陽里紀念廣場，建起總長58米、高3.4米的中國青年運動史大型浮雕墻。

在新漁陽里的弄口，上方“漁陽里”字樣一直清晰可見；老漁陽里的弄口，曾找不到“漁陽里”字樣，近期整修時拆掉長期遮著的一塊店招，灰漿墻面露出“漁陽里”三個字的痕跡。這兩個相連的街坊，是中國共產黨“開天辟地”光輝歷程的起點，也是上海紅色文化的源頭。

當年，新、老漁陽里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許多重要人物的聚合點，如陳獨秀、楊明齋、俞秀松、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等曾在此奮戰，毛澤東、林伯渠等曾在此留下身影，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梁柏臺、雷晉笙、汪壽華等曾在此學習和參加革命活動，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華優秀兒女；這里也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中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者，如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第一個紅色通訊社、第一份黨刊、第一個青年團組織、第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黨組織領導的第一個產業工會、第一個中共中央局機關等都出現于此。史實證明，正式建黨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完成于此，中國共產黨在這里孕育。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眸昔日漁陽里的風雷激蕩歲月，令人無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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