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們的黨成立100周年關鍵性的一年，百年歷程，風雨兼程，砥礪前行，黨是偉大光輝的，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下面小編帶來建黨100年黨課講稿以史為鑒 堅定信念 著力強化對黨的忠誠信賴和看齊追隨，一起來看看吧。

建黨100年黨課：以史為鑒 堅定信念 著力強化對黨的忠誠信賴和看齊追隨

同志們：

今年是我們黨成立100周年。今天下午，我們組織這次專題黨課，既是持續推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常態化、落實“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教育的實際舉措。今天這次黨課，我的考慮并不是要教給大家什么，而是與大家共同學點什么，目的是通過回顧歷史、對照現實、反思自身，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下面，主要與大家交流四個方面體會。

一、從追尋偉大征程、回顧偉大貢獻中感悟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

我們黨從誕生至今，走過了100年的光輝歷程。總書記指出，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歷史貢獻。下面，簡要從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政治綱領、明確的奮斗目標和取得的輝煌成就等方面闡述“偉大歷史貢獻”，從中感悟黨的偉大光榮正確。

（一）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將這一偉大飛躍，劃分了五個時期:

1.黨的創立時期（1921年7月到1923年6月）。五四運動之后，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1921年7月23日，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討論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并通過了黨綱（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第三國際）。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用“三個深刻改變”闡述了黨誕生的偉大意義（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1922年7月黨的二大，提出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是目前歷史條件下黨的奮斗目標），并指出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組成各階級的聯合戰線；革命的任務和目標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的統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1923年6月黨的三大討論了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提出了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黨的三大之后，在我們黨推動下，國民黨進行了改組，召開了一大，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取得了北伐戰爭勝利。

2.大革命時期（1923年6月到1927年7月）。1925年1月，黨的四大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所以，民主革命必須確保無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取得勝利。《對于農民運動的議決案》指出：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1927年在黨的五大上，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黨在“中山艦事件”后采取的妥協退讓政策作了辯護。大會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等，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重大問題，都未能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

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月8月到1937年7月）。這一時期，是我們黨在極端艱難曲折的斗爭中發展并達到成熟的重要時期。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制定了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討論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治綱領（①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②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③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④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⑤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⑥實行八個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⑦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耕地歸農；⑧改善士兵生活，分給士兵土地；⑨取消一切軍閥政府的稅捐，實行統一的累進稅；⑩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發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在這十年中，我們黨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建立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獨創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初步解決了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和前途等問題；初步解決了農民土地、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等問題。

4.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七七事變后，我們黨通電全國，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制定動員全國軍民開展民族解放戰爭，實行全面持久抗戰方針，進一步確定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及各項政策。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關于形勢和思想政治問題的報告、關于討論政治報告的結論和關于選舉問題的講話，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也分別作了報告和發言。七大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概括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自我批評三大作風；提出了今后全國的軍事任務是，八路軍、新四軍與一切抗日友軍團結起來，打敗日本侵略者。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下進行的，到抗戰相處階段后，正面戰場消失，敵后成為主戰場，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由于我們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和受到黨團結抗戰深刻影響的國統區戰場的共同努力，最終在1945年9月，中國取得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以來第一次反對外國侵略斗爭的重大勝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了中國，侵華日軍被迫投降。八年抗戰中，我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截至1945年9月，解放區人口發展到近1億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7萬人，民兵發展到260萬人；共產黨的自身隊伍發展到120多萬人。

5.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這一時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歷史階段。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積極搶奪勝利果實，圖謀重建獨裁專制統治，我們黨希望通過和平民主的方法，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停戰協定。但是蔣介石不愿與共產黨平起平坐，撕毀停戰協定和舊政協決議，以進攻我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挑起內戰。從1946年6月開始自衛戰爭算起，經過僅僅三年多時間，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就以雷霆萬鈞、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了七大確定的“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奮斗目標。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集中討論了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在新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實行戰略轉移，即從鄉村轉到城市的問題；著重研究和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二）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消滅一切剝削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這一偉大飛躍，共經歷了四個時期：

1.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新中國誕生后，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經過一系列斗爭（打擊投機資本、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1956年9月黨的八大宣布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大會還明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①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②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發展工業、農業、手工業的生產，相應地發展運輸業和商業；④努力培養建設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工作，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⑤在工業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這期間,按可比價格計算,我國工農業總產值1953年增長14.4%，1954年增長9.5%，1955年增長6.6%，1956年增長16.5%。1956年,全國居民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農民提高了14.6%,非農業居民提高了28.6%。

2.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6年9月到1966年5月）。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以毛澤東1956年4月發表《論十大關系》為標志，我們黨開始擺脫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①在這十年間，奠定了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物質技術基礎。工業建設方面，新建擴建一大批重要企業，如大慶油田，十大鋼鐵廠，一批重要的有色金屬冶煉廠，幾十個煤炭企業和發電廠。據統計，重工業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有2/3以上是在1958年至1960年間開工興建的。②在這十年間，我國初步建成具有相當規模和一定技術水平的工業體系。機械工業形成冶金、采礦、電站、石油化工等工業設備制造以及飛機、汽車、工程機械制造等10多個基本行業，而且能夠獨立設計和制造一部分現代化大型設備;到1964年，我國主要機械設備自給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電子、原子能、航天等新興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③在這十年間，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績十分顯著。基礎科學研究有很多進展，1965年我國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在應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育成并大面積推廣種植矮桿水稻的國家。此外，鋼鐵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電力工業等都有很大發展，1965年我國的鋼產量為1223萬噸，約占世界第七位；原煤產量為2.32億噸，占世界第三位；石油產量為1131萬噸，占世界第十五位，實現了國內消費原油和石油產品的全部自給；發電量為676億度，占世界第八位。

3.“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這一時期，我們黨召開了九大和十大。雖然，“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完全錯誤的，但在這十年中，我國在經濟上仍然取得一定進展。從生產總量看，197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達1258億元，比1965年增長35.3%；全國糧食總產量5726.2億斤，比1965年增長47.2%；原油產量達到8716萬噸，相當于1965年的7.7倍。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若干重要成就，1966年10月我國第一次成功地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9月首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潛艇建成并試航成功，1970年4月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1年9月洲際火箭首次飛行試驗基本成功，1975年11月第一顆返回式遙感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4.文革后的兩年徘徊時期（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召開，華國鋒代表黨中央作了政治報告，總結同“四人幫”的斗爭，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提出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黨的根本任務；提出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高舉和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徹底肅清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和影響，鞏固和發展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勝利成果，在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對外工作的各個領域，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今后一個時期內的主要戰斗任務（①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②一定要搞好整黨整風、加強黨的建設，③一定要把黨的各級領導班子整頓好、建設好，④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⑤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領域的革命，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⑥一定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⑦一定要發揚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⑧一定要貫徹執行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方針），指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要認真貫徹執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把整個國民經濟納入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發展的社會主義軌道，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實現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和其他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全面躍進。

（三）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一偉大飛躍，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改革啟動和全面探索時期（1978年12月到1992年1月）。這段時期的頭四年，是撥亂反正和改革起步，主要實現了三個轉變：全黨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為綱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變；由封閉到開放的轉變；由固守陳規到大膽改革的轉變。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真理標準討論推動下，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首先在思想領域、政治領域和黨內生活獲得突破。由此帶動全社會特別是農村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特區試點，啟動政治、經濟、教育和科技等方面改革。其顯著成效，就是農村經濟活躍起來，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1982年黨的十二大以后，是開始全面改革，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基本路線,并大膽探索改革目標的十年。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第一次鄭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國的根本走向。改革開放的實踐，則由廣大農村的率先突破向著城市推進，由幾個特區試點向著沿海沿江和內地推進。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歷了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二大），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二屆三中全會），再到“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十三大），又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十三屆四中全會）。1987年黨的十三大，在總結撥亂反正、全面改革的成功實踐并系統論述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確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提出了“三步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其顯著成效，就是出現了“隔幾年上一個臺階”式的加速發展時期，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2.改革開放全面推進，實現新的歷史性突破時期（1992年1月到2002年10月）。這個時期以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為起點，在我們黨領導人民成功地經受住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新形勢下，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使改革開放進入一個著力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新階段。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和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奮斗目標，“到21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2002年黨的十六大宣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這個時期的顯著成效，就是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經過持續改革和發展，徹底告別了短缺經濟。2002年，我國GDP總量達人民幣12萬億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GDP達到1135美元。這標志著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0年左右的時間里，完成了由貧困到溫飽、又由溫飽到小康的兩個歷史性跨越。

3.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2012年10月以來）。黨的十六大以來，經過十六屆三中全會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我們黨又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呈現的新的階段性特征，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黨的十七大，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統一認識：一面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一條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我們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實踐和認識道路。十年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是：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2003年以來，我國GDP增長速度連續8年達到或超過10%，遠高于同期世界年均3.3%左右的增速；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3萬億元），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戰勝了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有效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和上海世博會，奪取了抗擊汶川特大地震等嚴重自然災害和災后恢復重建重大勝利，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

黨的十九大，我們黨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了“到2020年7000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截至2019年，實踐的顯著成績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GDP總量增長到99萬億元，綜合國力穩居全球第一陣營；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城鎮新增就業累計達到6071萬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5%，全民基本醫保制度框架全面建成，人民福祉大幅增進；就業扶貧工作取得積極進展，累計幫扶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就業1213萬人；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持續提高，糧食產量連年穩定在萬億斤以上，工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科技創新投入大幅增長，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高速鐵路等實現重大突破。

事實雄辯地證明，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執政地位，不是單憑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而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國人民長期比較的必然選擇。盡管敵對勢力不斷地蓄意詆毀、抹黑黨的領導，但從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中國共產黨誕生為界，中華民族的歷史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此之前，中國社會不斷沉淪；在此之后，中華民族崛起復興。黨領導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歷史成就是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這充分證明我們黨的領導適應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充分證明我們黨為之奮斗的綱領、目標，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充分證明我們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愧為人民的黨。

二、從勇于堅持真理、堅決修正錯誤中感悟黨的自我完善自我凈化

對于執政黨來說，認識并掌握真理、在實踐中堅持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勇于承認自身錯誤并堅決地修正錯誤，則往往更難。黨100年的探索之路異常艱辛，既取得輝煌成就，也犯過嚴重錯誤，付出過沉重代價，當然這種代價是獨立探索過程中必然的歷史現象。我們黨每次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深刻認識錯誤，認真修正錯誤，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也更加充分證明了我們黨是一個勇于堅持真理、堅決修正錯誤、具有能力糾正錯誤的偉大的黨，是一個不謀任何私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一）及時糾正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左”傾盲動、冒險和教條主義錯誤。從1921到1949年，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經歷了兩次失敗的考驗：第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上講，是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過有組織的革命力量。從主觀上講，是由于我們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缺乏，領導藝術也不成熟，特別是大革命后期，作為革命中堅的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三大讓步”），最終使黨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完全處于被動地位。另外，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鮑羅廷、維經斯基、羅易等對大革命失敗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有不少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指揮。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了使革命走向復興，1927年8月至1934年10月，我們黨領導開展了土地革命戰爭和五次反“圍剿”斗爭。在這期間，我們黨先后犯了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錯誤、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使黨和革命事業遭到嚴重損失。特別是在王明的錯誤指導下，政治上搞打倒中間勢力；黨建上取消黨委制，實行政治委員全權制；組織上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盲目學習蘇聯肅反經驗，各根據地以肅反、反“AB團”、抓“改組派”等名目，錯殺了數萬紅軍指戰員，毛澤東被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以至于紅軍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指揮下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戰略轉移，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

對這些右和“左”的錯誤，我們黨都及時進行了反思和糾正。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全會上，基本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形勢。同年4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發出通告，承認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錯誤。1929年12月，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軍隊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內容就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30年9月我們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評了李立三等冒險主義與“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李立三在會上承認了錯誤，隨后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明確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分析了它的來源與危害，指出這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二）著力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運動錯誤。新中國成立后，從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間，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進行了艱辛探索。這個過程既有成功也有失誤，既有正確思想也有錯誤認識。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我們搞了20年“左”。一個是，經濟建設急于求成。1958年5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在這條總路線指導下，未經過試點，輕率發動了“大躍進”。三年的“大躍進”，由于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不但造成人力、財力的極大浪費，而且打亂了國民經濟秩序。另一個是，所有制結構急于求純。就是指不切實際地提高公有化程度，以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是越純。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搞“一大二公”，“大”指規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經濟核算單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產隊以至社員的部分財產無償收歸公社所有，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刮“共產風”，結果損害了社員利益，影響了生產積極性。再一個是，階級斗爭擴大化。以1957年反右派斗爭為開端(57年反右派斗爭，全國先后劃了55萬多右派分子。實際上，78年經過復查，在55萬余人的右派分子中，屬于錯劃的約占總數的98％以上，而屬于真正的右派分子不到2%,１萬多人)，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斗爭把階級斗爭引向黨內，對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進行錯誤批判；1960年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1964年的“四清”運動提出“走資派”概念，把階級斗爭的矛頭指向了黨內上層，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這些錯誤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損失。

對待這些錯誤，我們黨都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做了檢視和糾正。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1958年之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并決定給被錯整的干部平反。特別是我們黨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錯誤。1975年，鄧小平臨危受命，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在軍隊率先展開全面整頓。接著，抓了對鐵路部門的整頓，并陸續展開鋼鐵、財經、國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整頓。“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面臨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這一過程受到“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錯誤方針的嚴重阻礙。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闡明，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檢驗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登了此文，新華社隨即向全國轉發。文章的發表引起了強烈反響，一場規模宏大、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展開。1978年12月，我們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依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和科學方法，對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回顧和總結，準確客觀地分析了這些歷史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與錯誤以及產生這些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歷史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澄清和駁斥了各種錯誤的思想和模糊的認識。

（三）堅決平息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上掀起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破壞活動。在此影響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學生針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形成學潮，極少數人借機發動了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動亂。5月19日晚，中共中央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但是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利用政府和戒嚴部隊的克制，繼續占據天安門廣場，組織各種非法活動，最終發展成為反革命暴亂。同時，上海、廣州等地也接連發生暴徒沖擊黨政機關、破壞交通設施等嚴重事件。6月4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采取果斷措施，平息了這場爆亂。

這場風波的實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是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激烈斗爭。國內外敵對勢力制造這場風波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我們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附庸。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指出，這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思想政治教育。6月23日至24日，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同年7月至12月，黨中央又先后通過了《關于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關于加強宣傳思想工作的通知》《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等一系列規定措施，進一步糾正了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所犯的錯誤，粉碎了國際反共反華勢力妄想顛覆中國合法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避免了我國一次政治、經濟的大破壞和歷史的大倒退。

（四）積極糾治黨內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現象。我們黨一個突出的優點是：有能力、有魄力、有辦法反對和糾正黨內一切脫離人民群眾、腐蝕黨的健康肌體的消極現象。這是我們黨能夠保持生機活力、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之一。1942年至1945年4月的延安整風（集中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三風”）是我們黨自我凈化、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偉大創舉，保持了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當時，毛澤東同志主持印發了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書，要求同志們引以為戒，不要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民主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又發出“決不當李自成”的警告，提出堅持“兩個務必”、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1950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克服黨內首先是領導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緒、命令主義作風，糾正少數人貪污腐化、政治上墮落頹廢、違法亂紀等錯誤。針對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的貪污浪費現象，黨發動全國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并公審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保持了黨和政府清正廉潔的形象。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兩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重要任務來抓，先后組織開展了“三講”、保持黨員先進性等系列教育活動，從嚴懲治了陳希同、成克杰、陳良宇、王守業等一大批腐敗分子，黨的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十八大以來，以總書記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抓作風建設入手，制定并帶頭執行八項規定，集中解決“四風”問題；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得到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

100年來，我們黨曾經歷過多次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也曾在社會主義建設上走過一些彎路，一次次鳳凰涅槃、浴火重生；100年來，唱衰中國共產黨的預言一直不絕于耳，改革開放后“中國崩潰論”不知說了多少次，甚至一次次給出具體時間，但最終都一次次落空。這是因為，我們黨的血液中，一直就有自我療傷、自我修復的基因，有超乎尋常的韌性和意志來應對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可以講，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自我完善、自我凈化的歷史。無論處于多么惡劣的環境、經歷多么嚴重的挫折、面對多么復雜的挑戰，我們黨總是能在關鍵的歷史關頭，堅持真理，撥亂反正，帶領人民回歸到正確的革命、建設和改革軌道上來。反觀蘇聯共產黨，走過70多年歷史，擁有2000萬黨員，曾經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大黨、第一大國，卻在一夜之間紅旗落地。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無疑，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關鍵是蘇聯共產黨變質，蘇聯共產黨沒有形成能夠代表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的理論、道路、路線和綱領，沒有搞好黨的自身建設，黨內滋長了一批由特權形成的利益集團和腐敗分子。通過正反事例的對比，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我們黨祛病療傷、激濁揚清、強基固本的政治勇氣，也可以充分體悟到我們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過硬能力。

三、從追憶先烈先進、品讀光輝事跡中感悟共產黨人信仰的無窮力量

總書記指出，“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100年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英勇奮斗，成千上萬的烈士為了這個理想獻出了寶貴生命。這充分說明了共產黨人堅守信仰信念的無窮魅力和歷史偉力。

（一）共產黨人的信仰是一種英勇無畏的革命信念。“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這些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誓言生動表達了共產黨人對遠大理想的堅貞。在革命戰爭時期，無數共產黨人為了黨的信仰和革命事業，或英勇就義于刑場，或壯烈犧牲于戰場。朱德的第三任妻子伍若蘭，在井岡山上時是一名宣傳干部。1929年1月，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朱德和毛澤東率領紅軍轉移到井岡山以外，部隊途經江西尋鄔縣時，遭遇國民黨軍劉士毅的一個團包圍。伍若蘭為了保護朱德和毛澤東等首長的安全，率警衛排從敵人側翼突擊，將火力引向自己，因彈盡負傷被俘。敵人用盡各種酷刑，迫其同朱德脫離關系，自首投降，她威武不屈，怒斥敵人：“要我同朱德脫離關系，除非日從西方出，贛江水倒流！”錚錚話語，氣壯山河，驚得敵人目瞪口呆。2月12日，年僅26歲的伍若蘭被殺害于贛州衛府里。1934年11月，蔣介石以“黨國命運，在此一役”的決心，妄圖將紅軍圍殲于湘江以東。當紅一、紅三軍團激戰在腳山鋪、新墟、紅樹腳阻擊陣地之時，紅34師師長陳樹湘、政委程翠林奉命阻擊尾追之敵，掩護紅八軍通過沱江、花江，用血肉之軀為整個紅軍做安全盾牌。12月1日，通過湘江的中央軍委兩次電令紅34師突圍，但為時已晚。在重重包圍中，傷亡慘重，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張凱等先后犧牲。12月11日，師長陳樹湘在搶渡牯子江時遭到伏擊，腹部中彈被俘，他在敵人準備抬他去領賞的擔架上，從傷口掏出腸子用力絞斷。整個紅34師沒有一人臨陣逃脫，幾乎全部戰死！我黨我軍正是靠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政治信仰、執著的愛國精神，把英勇、無畏和善戰等制勝要素發揮到極致。據統計，僅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期間，犧牲和失蹤的共產黨員就有近40萬；全國解放前夕，有名可查的烈士有370多萬人。

（二）共產黨人的信仰是一種造福人民的無私信念。帶領人民創造幸福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100年來，一代又一代優秀中國共產黨人，為祖國和人民無私奉獻，生動展示了共產黨人的為民情懷、高尚情操。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人民公仆孔繁森、新時期共產黨人的楷模蘭輝……一個時代以來，一個時期以來，涌現出一批又一批服務群眾的優秀黨員干部。他們是全體黨員的杰出代表，他們是眾多公仆的精英代言。1962年12月，焦裕祿擔任蘭考縣委書記。他一到任，就投入封沙、治水、改地的斗爭。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查看災情；臨終前，他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2015年6月，在“東方之星”客輪翻沉救援中，海軍工程大學潛水員官東，主動請纓第一個下水，在暗流涌動的江底毅然把潛水器具讓給受困群眾，自己卻被暗流卷入30米的深水區。出水時他雙眼紅腫，鼻孔出血。生死關口，他把生的希望讓給了群眾，把死的危險留給了自己。2020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武漢是當時的重災區。武漢最大的傳染病專科醫院金銀潭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張定宇，被診斷患有漸凍癥，愛人也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在雙腿開始萎縮、全身慢慢失去知覺的情況下，張定宇率領全院240黨員干部沖鋒在前，日夜撲在一線，沒有時間休息，讓人深受感動。武漢漢口醫院發熱門診科護士長趙華，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癌癥病人，免疫力很低，被感染的幾率很大，但面對嚴重疫情，她說：“作為一名黨員、護士長，這個時候我不上誰上？”環顧全球，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一樣，在理論上鮮明提出、在實踐中明確要求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公而忘私、奉獻犧牲作為對黨員的基本道德要求。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把黨員干部與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現象，稱為“東方魔力”。在大地震后的四川，共產黨員為了受災群眾甘愿吃苦受累的事跡，被外國友人嘆為“取不走的經”。

（三）共產黨人的信仰是一種催生力量的精神信念。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1960年3月，王進喜帶領鉆井隊從玉門日夜兼程來到大慶，把60多噸重的鉆機設備化整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辦法把鉆機和設備從火車上卸下來，運到井場安裝起來，連續苦干三天三夜，沒離開車站和井場。第一口井完鉆后，他指揮放架子時，被滾下的鉆桿砸傷了腳，當時昏了過去。醒來后繼續指揮放架子、搬家。領導知道后，硬把他送進醫院，他又從醫院跑到第二口井的井場，拄著雙拐指揮打井。鉆到約700米時，突然發生井噴。經過研究，決定采取用加水泥的辦法提高泥漿密度壓井噴。水泥加進泥漿池就沉底，王進喜扔掉拐杖，奮不顧身地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在他的帶領下，其他同志紛紛跳入泥漿池，經過全隊工人的奮戰，壓住了井噴，保住了鉆機和油井。正是理想信念，給予了他“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不竭力量。1988年6月，從地委書記崗位退休的楊善洲，為實踐“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的諾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請，執意回到家鄉施甸縣義務植樹造林。他把建林場與造福群眾結合起來，每年無償為村民提供林柴，為6個自然村修通了公路，為8個自然村架通了生產生活用電，促進了當地群眾脫貧致富。艱苦創業20余年，使7.2萬畝昔日山禿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綠裝，活立木蓄積量經濟價值超過了3億元，同時極大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2009年4月，82歲的楊善洲將大亮山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移交給國家，并且謝絕當地政府的獎勵。楊善洲，以“共產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的志向，用“干工作就要干到腳直眼閉”的決心，在默默的奉獻中詮釋“一輩子忠于黨的事業，一輩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誓言。楊善洲鞠躬盡瘁、不懈奮斗的力量源泉來自哪里？毫無疑問也是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四）共產黨人的信仰是一種堅忍不拔的執著信念。總書記指出，“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信仰沒有終點，只有起點，改變的是環境，不變的是追求，真正的信仰需要幾代幾十代人，朝著同一個目標不懈努力。血雨腥風的革命年代，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為了心中的信仰，艱難的探索追尋。在歷史延續的今天，這種信念不變：表現為對黨的創新理論的真學真信，用生命為太陽底下最壯麗事業燃燒的模范教員方永剛、用生命傳播黨的創新理論的忠誠戰士嚴高鴻等杰出代表；表現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斗精神，倒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的抗洪勇士李向群、因公殉職的殲－15艦載機研制現場總指揮羅陽等當代英模；表現為奮發圖強與時俱進的創新勇氣，自言30年只干了“研制導彈，送衛星上天，送中國人上太空”三件事的載人航天功勛科學家王永志、研發超級稻一年多養活7000萬人口的袁隆平等領軍人物；表現為求真務實大公無私的浩然正氣，多次以一名老共產黨員名義累計捐款助學3100余萬元的李瑞環、用一身正氣把“共產黨”三個字刻在腦門上的范匡夫等華夏翹楚。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巖精神，到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一系列璀璨奪目的精神財富，正是一代代共產黨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詮釋信仰內涵的生動寫照和具體體現。

四、從對照歷史現實、接續奮斗前行中感悟共產黨員追隨看齊的政治要求

作為黨委機關的黨員干部，我們是黨的理論的忠實傳播者、黨的決策的推動執行者，在堅定理想信念、加強黨性錘煉、堅持原則立場、嚴守黨的紀律上理應走在前列、樹立標桿，切實用好樣子引領主旋律、弘揚正能量。具體怎么做，各級都有明確要求，大家要堅決抓好貫徹落實。這里，我主要與大家共同研究思考四個問題：

（一）怎樣認識理解“不忘初心”？總書記深刻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在慶祝建黨99周年的重要場合，在回顧光輝歷程和展望光明前景的特殊節點，強調不忘初心，無疑更有分量也更有意義。從組織層面講，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綱領，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宗旨，貫穿革命、建設、改革全程，一直延續發展直至清晰具體。強調不忘初心，就是讓我們永遠保持建黨時的奮斗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我覺得，強調不忘初心，在當下極有現實指向性。無論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還是全力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乃至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都需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從個人層面講，當前一些黨員干部忘了入黨誓詞，忘了理想信念，信仰發生動搖，以至于貪污腐化、違法犯罪，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前兩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80后黨委副書記徐川，在個人微信號上寫了一封《答學生問：我為什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公開信，引起全社會廣泛熱議。為什么要入黨？這也應當引起大家認真思考。不忘初心，對于黨員干部來說，就是牢記入黨誓詞，踐行入黨誓言。具體來講，就是要做到“三個不忘”：①不忘對黨的誓言。當我們站在黨旗下宣誓入黨的時候，就表明我們已經想清楚，并且“自愿加入中國共產黨”“對黨忠誠”“永不叛黨”。從那一刻起，我們就要與黨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哪怕舍棄個人安危，也要堅決捍衛黨的尊嚴、維護黨的利益。對于每個黨員來說，這既是責任，也是使命，必須銘記一輩子，忠誠一輩子。②不忘對黨的信仰。總書記曾將理想信念比喻為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他強調，理想信念堅定，骨頭就硬，沒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徐川的信中，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在拉直一個個問號中得到了最終答案，就是兩個字：信仰。這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③不忘對黨的追隨。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完成其他政治力量無法完成的使命，就因為她最英勇、最頑強、最無私利、最能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忘我奮斗。雖然革命時期與建設時期對黨的要求不同，但共產黨員有一點絕對不能變，就是對黨忠誠、看齊追隨。

（二）怎樣認識理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總書記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我們黨從成立起就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偉大實踐推向前進。”對于共產主義，一些人存在誤解：一種是，認為只是一種理論假設，共產主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另一種是，認為奮斗結果難以預料，是否能實現共產主義沒有把握。這些都是“渺茫論”，其實質是否認和違背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其要害是要取消黨和人民為之奮斗的遠大目標，使人們放棄共產主義理想。其實，共產主義并不渺茫。一是共產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自身發展的缺陷和剝削的秘密，證明了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由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決定的，不可避免。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二是共產主義藍圖是清晰的。我們完全可以根據對現實社會結構的認識去把握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根據歷史規律和發展趨勢去描繪共產主義藍圖。回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軌跡，我們也可以看出，從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專政，到完成社會義改造、實施改革開放，再到提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無論是奮斗目標還是實現路徑，都是立足時代背景、立足我國國情，逐步完善發展、逐步明晰具體的。三是共產主義絕非虛無飄渺。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定能夠領導人民實現和建設這一美好的社會制度。大家要有這種信念和信心。當然，共產主義決不是“土豆燒牛肉”那么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現實差距也還是存在的。這是由社會生產力水平和人們的思想覺悟所決定的。就生產力而言，雖然社會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物質財富，但和共產主義社會所要求的社會產品充分涌流還相差很遠，在生產力建設上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就思想覺悟而言，雖然人們的思想覺悟在不斷提高，但和共產主義社會所要求的高度還有很大差距，在思想覺悟提高的道路上同樣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雖然現實離我們的理想還有遙遠的距離，但這都不能阻礙歷史向前發展的車輪，時間會證明一切，實踐會證明一切。大家要堅信共產主義最終一定能夠實現，自覺地把個人夢融入中國夢，把共同理想融入最高理想，一代接著一代持續為之奮斗。

（三）怎樣認識理解共產主義信仰的實現路徑？100年來，我們黨靠什么走到今天，又需要在哪些問題上實現根本突破，方可保證帶領人民群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中，最關鍵的是始終不渝地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當下，我們確實遭遇了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機，其主要原因：一是支撐信仰的神圣感流失。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帶領軍隊為人民利益而奮斗，付出了大量的犧牲，執政后沒有了那么多的犧牲，所以神圣感的形成還在尋找新的更多來源。二是支持信仰的利益關系發生了變化。革命時期，我們黨和其成員幾乎沒有個體利益。執政之后，我們黨仍然沒有獨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利益，有利益就會產生社會矛盾乃至沖突，需要制度規范和約束，然而，很長時間里我們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做得還不夠，導致一些權力尋租的情形出現。三是理論滯后導致信仰基礎弱化。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信仰高度依賴理論闡釋，沒有理論就沒有信仰。今天，“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已經實現之后，共產主義的繼續推進，需要更扎實更深入的理論闡釋及時跟上。堅定信仰，①要對共產主義作出時代化闡釋。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時代聲音，更加深入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②要謀求信仰建設的新思路。堅持將民族文化基因與我們黨的政治目標相結合，將其中的高尚精神元素抽象化，使“非革命和斗爭”無以獲得精神力量，而世界又在向“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前進的困境得以化解；使坐擁“唯一延續古文明”而難以讓精神世界厚重的困境得以化解；使糾結于歷史的對錯，導致難以擺脫歷史羈絆且步履沉重的困難得以化解，真正做到“不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開放后30年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③要遵循信仰建設的一般規律。實事求是地講，信仰建設是一個漫長過程，是一項代際工程，決不能急功近利。要特別強調把信仰品質注入生活方式，努力使信仰生活方式化。生活方式影響人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和行為方式，我們以尋找和實現共產主義過程中所產生的高尚思想作為信仰，是可以進入生活方式的。我們要堅信，只要選擇正確，理論有突破，重構信仰大廈的偉大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四）怎樣認識理解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先后多次在重要場合和重要講話中，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氣魄鄭重宣示：“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集中表達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以攻堅克難精神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志和信念。應該看到，受國際國內諸多特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實現中國夢不可能一帆風順，我們黨作出這一戰略抉擇，絕非出于主觀上的沖動，而是基于對世界戰略格局大變動、當代中國社會大變革、黨的執政能力大趕考的清醒認識和深刻把握，是有著現實依據的。理解偉大斗爭的新的歷史特點，必須緊密聯系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思想，也就是說，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在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過程中進行的斗爭。綜合起來講，偉大斗爭的自我革命性突出。這種自我革命體現于全面深化改革這場硬仗，無論是打破思想觀念束縛，還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籬，都需要拿出自我革命精神；體現于整肅黨內腐敗這場硬仗，如果沒有刀口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我們黨就不可能剜除自身肌體上的腐敗惡瘤；體現于優化政治生態這場硬仗，政治生態建設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的自我革命精神。較量滲透性突出。從某種意義來講，新形勢下我們同敵對勢力以及各種錯誤思想和不良風氣之間所展開的斗爭，乃是兩種思想體系、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利益訴求、兩種價值理念的較量。隨著新的偉大斗爭日趨深入，那種以正勝邪的博弈較量不僅會愈加滲透于黨和國家的戰略布局，而且會愈加滲透于各行各業的工作運籌；不僅會愈加滲透于執政黨的全面建設，而且會愈加滲透于社會生活的綜合治理，等等。錯綜復雜性突出。從涉及的宏闊背景看，偉大斗爭既同國內大局相聯系，又同國際大局相聯系，全球范圍局勢的復雜變化都可能反映到斗爭的格局、步驟和方略中來。從觸及的矛盾問題看，往往呈現盤根錯節狀態，甚至是矛盾之中還有矛盾，問題背后還有問題。從涵蓋的內容范圍看，既有境內的斗爭，也有境外的斗爭；既有經濟的斗爭，也有政治的斗爭；既有科技的斗爭，也有人文的斗爭；既有公開的斗爭，也有隱蔽的斗爭，等等。風險挑戰性突出。由于偉大斗爭涉及的范圍廣泛，觸及的矛盾深刻，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很多，難以預測和控制的因素也很多，其風險挑戰必然是空前的。加之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在全方位開放條件下，各種因素之間的聯動性明顯增強，任何一項斗爭舉措出現失誤，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連鎖式風險效應。總書記指出，“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迎接新的偉大斗爭，我認為作為黨員干部，要主動擔起、擔好三個責任。一是珍惜榮譽、再接再厲的歷史責任。××以來，×黨委帶領全體干部職工團結奮進、攻堅克難，取得了一項又一項驕人的成績，多次得到了省委主要領導的批示表揚。但“一切過往，皆為序章”，榮譽終究已成為過去，我們面對的是如何珍惜榮譽、再接再厲。如何把年初定下的思路目標變成現實，需要我們不斷振奮精神，集中精力、昂揚狀態，全身心投入到年度各項具體工作中;需要我們科學謀劃工作，一邊嚴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還要一邊年度工作的推進落實，把每個崗位的事想明白、想清楚，把計劃定科學、定具體;需要我們提升工作標準，把握好輕重緩急，確實做到不遺漏、不誤事，確保各項工作順暢運轉。二是立足本職、干事創業的崗位責任。總書記反復強調，領導干部要靠堅守崗位、靠前指揮，做到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負責。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我們能做什么，該做什么？唯一的答案，就是立足本職、干事創業，把應盡之責盡好。這攻堅決勝之年，我們要堅定執著追求，以寢食不安、食不甘味、忘我工作的態度，投入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中，干一行、愛一行、精一行、成一行;要敢于擔責盡責，以強烈的擔當對待本職、對待任務，不講條件、不怕困難，主動作為、攻堅克難;要正確看待得失，始終保持一顆平常心，真正把使命責任看重一些，把個人名利地位看淡一些，做到寵辱不驚、去留無意，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三是只爭朝夕、不負韶華的人生責任。“天地生人，有一人應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生一人當盡一日之勤”，這是山西一個晉商馬洪翰家族的組訓，道盡了人生在世、面對光陰的真諦。總書記在新年賀詞的最后講到：“讓我們只爭朝夕、不負韶華，共同迎接2020年的到來。”現在，2020年已然過半，而且以一個不同尋常的開端走到了我們面前。我想說，“韶華易逝，莫負流年”。面對今年繁重的工作任務，面對異乎尋常的風險考驗，大家一定要珍惜寶貴光陰、珍惜工作崗位，用汗水澆灌收獲、以實干篤定前行，為高標準高質量推進××建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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