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錢穆弟子，安徽潛山人。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2006年獲人文學科的諾貝爾獎克魯格獎。為了大家學習方便,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著名史學家余英時逝世 史學家余英時學脈養成一路坎坷內容，以供參考，一起來看看！

史學家余英時學脈養成一路坎坷

雖身處海外，余英時對中華文明、中國社會仍懷抱真誠的關切。本文選摘了余英時對自己求學道路的回憶，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937-1946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于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后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獨的人群”，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是互相聯系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系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識。

我的故鄉官莊，有余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系。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余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次犯規的青年子弟。

由于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鄉居生活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后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F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和親自參與，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早年教育限于中國古書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剛啟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于啟蒙的一組，但后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

總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于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北》的歷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游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于能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臺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里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以我在這兩年中，對于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于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大變動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在桐城。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別了九年的父親會面。這里要補說一下：父親在戰爭時期一直在重慶，我是跟著伯父一家回到鄉間逃避戰亂的。我的父親是歷史學家，學的是西洋史，戰前在各大學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陽，創立了一所新的大學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經過北平，然后去了沈陽。

這時我已16歲了，父親急著要我在最短時間內補修各種現代課程，準備考進大學。1946-1947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讀書，一方面在課外加緊跟不同的老師補習，主要是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現代科目。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讀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80多個詞匯是陌生的。這時我已清楚地認識到，我大概絕不可能專修自然科學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學方面去發展。好在我的興趣已完全傾向于歷史和哲學，所以并不覺得有什么遺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我的治學道路也就此決定了。

1948年在北平的十個月，我自己在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波動。這是中國學生運動最激烈的階段，北平更是領導全國學運的中心。在中共地下黨員的精心策劃之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左傾”學生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大規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當時便是北大地下黨的領導人，他不斷地向我進行說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陣營”。這樣一來，我的政治、社會意識便逐漸提升了，我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也深入地思考有關民主、自由、個人獨立種種問題。

1949年，我考進了北平的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從8月到12月，我又恢復了學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學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國近代史等課程之外，我更系統地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終于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一個月之后，我進入新亞書院，這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亞書院由著名的史學家錢穆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1949年秋天創辦，學生人數不多。從此我變成錢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學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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